1947年初，我在文汇报的副刊“浮世绘”上发表了一篇《饯梅兰芳》。这是我自己喜欢的一篇文章，曾先后收入《旧戏新谈》、《黄裳论剧杂文》和《过去的足迹》。文章发表以后，开明书店叶圣陶先生等主编的《国文月刊》曾选入当代文选。我自己喜欢它因为写的时候带着浓挚的感情，虽然不免有些感伤的情调，但确是由衷之言。目的是想劝他摆脱南京方面的纠缠，洁身事外。这只要是不带偏见的读者，都能一望而知的。原文中有几句是：
我又想起沦陷八年，梅在上海留须隐居的故事．这正可以媲美南唐的乐官，“一曲伊州泪万行”，有多少说不出的辛酸。时至今日，梅恐怕又将有留须的必要了，为了那些外来的“殷勤”。
梅兰芳便装照
这是皮里阳秋么，是一个谜么？都不是的。这是一个深爱艺术家的年青观众的拳拳之心。在那种时势，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已经达到最大的限度了。
想不到四十七年以后，对这一篇小文章竟有了崭新的评价。柯灵先生在《想起梅兰芳》一文（《读书》1994年第6期）中指出，这是一篇充满恶意的“请梅下台”的文章。真的是看不懂我那简单的白话文么？也未必然。就在柯文的结末，增写了两节“附记”，它不但没有能证明我“事后补述的写作动机并不合乎事实”，恰恰点出了我写此文的作意，正在于此。只是我当时不愿直白说出的话，在四十七年以后竟再度公之于世了。这倒是不能不使人感慨系之的。“附记”的第一节说：
本文曾请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过目，承来信提示，1946年5月，傅作义军队攻占解放区政治军事中心张家口的下午，蒋介石即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并安排了一场京剧晚会以示庆祝。我记得参加演出的名伶有梅兰芳、程砚秋、谭富英、叶盛兰、林树森……梅演大轴《御碑亭》。散戏后，我和浦熙修跑到后台看梅先生卸装。
这就是我所说使人难忘的“外来的殷勤”，而且更将是促不及料随时可来的“殷勤”。那是什么时候，内战如火如荼，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大会”召开。全国人民和进步知识界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是否参加“国大”，就成为进步和反动政党分明的分界线，在这当口，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内战“祝捷”演出，是怎样的一种政治姿态，是明若观火的。京剧艺术家不必卷入“政党斗争”，但政治却不肯轻轻放过艺术家。这是历史，不是谁要“强使”的问题。梅也用不着把“带有严重政治性质的思想活动”透露给像我这样“素无交往的人”，这原是大吹大擂见之于报章的。要加以抨击，在《旧戏新谈》的专栏里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然而没有，我只是写了那篇《饯梅兰芳》。说我“左得可爱”也不要紧，但至今我还弄不懂“内战和外战性质不同”的奇妙逻辑。这种逻辑在1947年的中国行得通么？当时像我这样对梅怀有惋惜心情的，怕不只一二人而已。
梅兰芳之《御碑亭》
柯灵当时是文汇报的总编辑，为什么竟将组织梅传的重要任务交给我这个犯有开罪梅氏“前科罪案”的人呢？这也是个很难弄懂的谜。奉命组稿，的确花了很多精力，这并不是一部容易到手的稿子，其中周折也绝非柯文所说的那么简单。梅先生在《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前记中有所说明，事实大致如此。对梅的演出，我也并非对每出戏都同样地欣赏爱好，这是很自然的事。我写过不少评梅戏的文章，大抵喜欢的多说一些，不大喜欢的少说一些。但从未放过“冷枪”。对他早年的反串戏，我也并不认为是他的代表作，未能一律吹捧。就在《饯梅兰芳》一文中，也指出了他的一些缺点，如笑场、未曾完全恢复盛年原样的嗓音、身段等。我觉得这是剧评作者的权利也是义务。齐如山给梅写了许多信专挑梅剧的缺点，后来他们终于成为知交。固然这是梅的从善如流，虚心求教，也正是交道的正轨。我的敢于讲大师的缺失，在有些人看来，怕是不可忍受的。怎么提了一下梅与孟小冬的故事就是“即使用最新式的精密仪器，大概也检验不出丝毫的善意来”呢？梅孟的关系真的是“与梅毫无关联的题目”么？
柯文写得迷离惝恍，颇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妙。文章开头就推出了《饯梅兰芳》，却不指明作者；说到《舞台生活四十年》的出版，又引出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当事人又化为“有人”了。《舞台生活四十年》最早确是我介绍给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当时出版社初办，稿源不足，我和藩际垌都是特约编辑，帮忙组稿。不支薪水，与出版社商定，于所编《新时代文丛》每本提出定价1-2%作为编辑费，这办法一直沿续了一个时期。这就是我们所做的“超人的勇敢”“不可思议”的事。不过必须说明，《舞台生活四十年》我并没有得到任何编辑费，而是由许源来与出版社直接处理的。倒是后来有一次（也仅是一次），在此书转归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时，许源来说是梅先生的意思，在版税中提出几百元算作我的劳动所得，我感谢梅念旧的好意，欣然接受了。觉得自己为此书花费了不少心力，取得这点报酬是心安理得的。
梅兰芳之《宇宙锋》
解放以后因工作关系，我与梅的接触多了，他一直未向我提起过《饯梅兰芳》。这也说明他对此文的态度。他的宽阔胸怀，霁月光风的襟抱着实使我钦敬。彼此的关系也不只是采访一番、吃饭几次。不过我从未在文字中记述，我写下的只是舞台上的事情。在《舞台生活四十年》开始发表的前一天，我在文汇报上写了一篇《应该有这样一部传记》，说明了我对这一连载的设想与希望。但因种种原因，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要求。今年是梅先生百岁诞辰，谊当撰文纪念，天热如火，心事芜杂，只能借这篇短短的杂文，少抒思念之情。不禁感慨无端，掷笔怃然。
1994年7月6日
（《妆台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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