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漢布爾頓是英國及加拿大著名經濟學家、拉瓦爾大學經濟學教授，在政府系統，他是加拿大政府拉美事務專家及拉美學會會長。
1955至1960年，漢布爾頓受克格勃指派，前往派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任職，在此期間竊取了大量的絕密文件。
1961年，漢布爾頓出任古巴政府經濟顧問，幫助卡斯特羅制訂經濟恢復計劃。
1970年，漢布爾頓為以色列經濟問題所做的分析，成了蘇聯決策者決定向以色列移民的主要依據。
1971年，應加拿大國際開發總署邀請出任秘魯領導人貝拉科斯將軍的政治顧問，在漢布爾頓的策劃下，貝拉科斯將軍開始在政治、經濟領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外交上明顯偏向蘇聯和東歐國家1973年，應加拿大政府及美洲國家邀請，漢布爾頓出任海地政府經濟顧問。
在加勒比地區和中美洲，他為蘇聯寫了大量的戰略情報分析材料，得到當時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的會見和宴請，這是西方間諜中獲此殊榮的唯一一人。
當克格勃準備使他打入美國成為“輿論製造者”時被加拿大安全機關逮捕。
作為一名深受各國的政府尊敬的經濟學家，漢布爾頓並不缺錢，作為克格勃間諜的原因也並非因為金錢，到底是什麼因素促使了他成為一名間諜？以下就是他的故事。
漢布爾頓是一個傑出的學者，是公認的拉丁美洲問題專家，在克格勃看來，僅把他作為一個間諜使用就太可惜了。
克格勃決定充分發揮他的能量。
恰好，加拿大國際開發總署邀請漢布爾頓向學校請假半年，出任秘魯政府的經濟顧問。
憑藉自身的智慧，漢布爾頓很快成了秘魯領導人貝拉科斯將軍的政治顧問。在漢布爾頓的策劃下，貝拉科斯將軍開始在政治、經濟領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外交上明顯偏向蘇聯和東歐國家，由於在秘魯期間表現出色，他還獲得了加拿大國際開發總署幾位高級官員的崇敬和賞識。
1973年初，加拿大政府和美洲國家組織正在贊助一項計劃，訓練海地人如何準備開發方案，並提交國際援助機構審核。漢布爾頓似乎是擔任這個工作的理想人選，因此他們又來找他。拉瓦爾大學也欣然同意。於是，1973年5月，漢布爾頓又啟程前往太子港，為杜瓦利埃集團負責一項土地改革項目。
漢布爾頓的能量不僅體現在他的實幹中，更體現在他淵博的學識和深邃的思考中。他把他對拉丁美洲各國的見解，寫成了系列論文，提供給加拿大國際開發總署，為其決策提供參考。
這些文件，當然也通過赫爾曼轉給了克格勃。這些都是有關該地區的最有價值的政治情報。蘇聯人很欣賞漢布爾頓敏銳的分析、客觀的評論，漢布爾頓所寫的這些文件，成了克格勃負責該地區情報事務的官員的必讀文件。
後來克格勃還通過赫爾曼向漢布爾頓表達了敬意。赫爾曼說：“你的報告深受蘇聯政治局的好評。在為加拿大政府工作的新崗位上，你定能作為一個政策制定者大顯身手。”
70年代的某一天，漢布爾頓在蘇聯人的安排下，經捷克斯洛伐克前往莫斯科。
在莫斯科西北區一幢高層公寓樓裡，克格勃對漢布爾頓進行了間諜活動訓練。他們想讓他能用多種方式接收莫斯科發出的信息。
一名技師教他密寫和使用克格勃準備在加拿大交給他的藥劑顯示字跡；另一名教官給他講解無人交接點的概念和使用密藏器具的方法，教給他有關在無人交接點附近發現跟蹤的基礎知識。
他還學會了使用一種特殊的密碼，那是專供那些不願意學或環境不宜用莫斯科密碼的王牌情報員使用的，其特點是無聲、簡單、受空中干擾。
在莫斯科期間，漢布爾頓還得到了安德羅波夫的接見，並與他共進晚餐。不過當時漢布爾頓並不知道那就是安德羅波夫。
他向漢布爾頓提了一些國際事務方面的問題，諸如美國有無可能突然把軍費開支增加到遠遠超過現有水平；猶太人在美國是否受到嚴重迫害；美國青年人的態度，進步的美國青年是不是把蘇聯看作未來的希望等等。漢布爾頓很謹慎但也是客觀地回答了這些問題。
話題轉到西歐，安德羅波夫預言，共同市場終歸是要失敗的，漢布爾頓表示不同意，安德羅波夫再也沒說什麼。
在提到漢布爾頓的未來時，安德羅波夫說：“您過去的貢獻很大。您是否能使自己在加拿大的政界中成為一股勢力？您能不能以某個政黨的代表的身份競選議員？”
“不大可能，”漢布爾頓說，“我在政治活動中一直是不大活躍的。我沒有經驗，也沒有基礎。““您能不能到美國去，在某個秘密研究中心工作，比如說，哈得遜研究所？（注1）”
漢布爾頓說他有可能找到這類工作。安德羅波夫勸他去爭取一下，並且說，克格勃將繼續讓他在某些禁區活動，並表示往那些地方派遣情報員是有困難的。一個小時後安德羅波夫帶著隨從離開了公寓。這時保羅才告訴漢布爾頓剛才同他談話的是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
一週後，漢布爾頓秘密地從原路返回到維也納。
1977年5月，身為克格勃北美地區最高負責人的魯道夫·阿爾貝特·赫爾曼（代號道格拉斯，真名卡利巴·瓦盧什科）親自驅車前往紐約西區的一條大街執行投遞任務，向他的間諜發佈情報指令。
他在一個消防水龍頭前，降低車速，搖下車窗，把一個鉛管扔了下來。這種舉動本來是不引人注意的，然而，就在赫爾曼扔下管子的那一瞬間，恰好有兩個警察駕車在他後面巡邏。他們以為赫爾曼扔下的是一個炸彈，急忙停車把鋁管撿了起來，然後截住了赫爾曼，並把他帶到了警察局。經過仔細檢查，他們發現鉛管裡裝的不是炸彈，而是一封密信。消息立即傳到了聯邦調查局。
魯道夫·赫爾曼被聯邦調查局逮捕，聯邦調查局讓他自己選擇，要麼和他的妻子、兒子（其子彼得·赫爾曼也是一名間諜）一起被起訴犯有間諜罪，要麼當雙面間諜（注2）。
經過兩天的審訊，赫爾曼的精神崩潰了。為了使自己獲得赦免，也為了使自己、妻子和兩個孩子獲得新生，赫爾曼供認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同時供認休·漢布爾頓是一個重要的雙重間諜。漢布爾頓的末日來臨了。
1978年11月中旬的一天，漢布爾頓在加拿大收到一張風景明信片，上面寫著幾行字：“親愛的喬治，我的妻子和我希望您在11月末來維也納參加我們的結婚紀念日。”
這是克格勃用暗語緊急通知他下個星期一去維也納接頭的。
按照預先約定的程序，漢布爾頓坐在一輛停在一家飯館門前的空車裡。幾秒鐘後，一輛不帶標記的大型卡車突然停在他坐的汽車後面，過了一會兒，另一輛卡車又在他的車前30碼處停下。在他周圍立刻出現一些人，他們兩三個人一組，漢布爾頓意識到，他已經被一支蘇聯小部隊包圍了，卡車裡肯定還有人。保羅突然闖進他坐的汽車前座，他不像以前那樣的親熱，而是嚴肅他說：“我們就在這裡談話。”
保羅神經質地向四周望了一眼，好像馬上就要被逮捕槍斃似的。他問道：“有人跟蹤你嗎？”
“我想沒有，我沒有仔細檢查。”
“這是你的老毛病，從來不檢查！”保羅說。他聲音粗暴、憤懣，這使漢布爾頓甚為吃驚。他告訴漢布爾頓，“情況很嚴重。你從倫敦寄來的信已被保安機關拆過。”
“倘若僅僅為此而不安，那就不必了。是我自己拆開的。為了加上幾句話，告訴你我要在倫敦住到12月，後來又用膠水粘上了。”
“這沒關係，我告訴你，這封信是被保安機關用專用技術拆開的。你可能被監視，也許還沒有，但你必須認為自己已經受到監視了。我們知道，西方安全部門正在徹底清查像你一樣在情報機構幹過的一些人的背景。他們對這些人都要嚴加審查。”保羅說，“你可以到東方去，也可以留在西方。
如果你到東方來，我們歡迎；如果你留在西方，那就得靠自己了，但是，不管怎樣，你得停止一切活動。”保羅遞給漢布爾頓一個白色信封，對他說：“這裡有一些錢以供你度過難關。我得走了，再談下去不安全，他們很可能正在監視。如果你不到東方來，那就離開維也納……”
保羅連一句告別的話也不說就走了。瞬間消失在黑暗中。漢布爾頓回到旅館打開信封，裡面裝著5000美元。他迅速地心算了一下，突然張開嘴，痛苦地笑了。5000除以22年，然後再除12個月，從1956年算起，他為克格勃服務每月掙不到19美元。他明白他的生活完全毀了。
漢布爾頓後來的護照顯示，他在告別克格勃後近一年的時間訪問了幾乎所有歐洲國家的首都。這既是為了消除他為克格勃服務的痕跡，可能也是為了與他曾經駐足過的歐洲城市做最後的告別。
1979年9月，漢布爾頓回到拉瓦大學。開頭幾天，一切似乎都很好。但是，一天夜裡，當他走在校內連接兩幢樓之間的長廊時，他聽到身後不遠處有腳步聲，他停下來，那腳步聲也停了，這一次，他確信自己被監視了。他從此處在驚恐不安之中。
1979年11月4日上午點多鐘，位於魁北克聖福瓦2445號公寓第20室的漢布爾頓寓所響起了毀滅性的敲門聲，三名加拿大皇家騎警隊官員走進了他的寓所，檢察官弗蘭克·普拉特問道：“漢布爾頓教授嗎？”
“是的。”漢布爾頓泰然自若地回答道。
“我們要搜查一下你的房間。這是搜查證。”
漢布爾頓目瞪口呆地望著這三位不速之客，一下子明白了過來。
漢布爾頓終於受到加拿大警方的正面調查和訊問。但鑑於漢布爾頓從未在加拿大領土上從事過違法活動，也沒向蘇聯人提供過任何加拿大的機密，加拿大當局對於是否能對漢布爾頓進行起訴，並無把握，於是他們決定放棄起訴，以換取漢布爾頓無保留的合作，把他與克格勃長期關係中所涉及到的重要細節都交待出來。
3年後，即1982年的6月，當漢布爾頓帶著他的兒子飛往倫敦旅遊時，他即被英國警方逮捕。他毫無顧慮地主動地講了自己全部間諜生活，同在加拿大講述的一樣。但是英國官方保密法規定，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從事反對聯合王國的間諜活動都是犯罪。於是，他被起訴，並且被判刑10年。
1989年3月，漢布爾頓獲釋。
注1：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美國著名智庫，由赫曼康（Herman Kahn）及他的同事們於1961年在紐約州克羅頓哈德遜鎮（Croton-on-Hudson, New York）創建，漢布爾頓曾向克格勃提交了一份關於該學會成員情況的報告，克格勃相信這個學會將成為有關美國全球戰略和國防政策情報的重要來源。
注2：赫爾曼後來告訴間諜小說作家約翰·巴倫說，在被聯邦調查局逮捕後，他就變成了雙面間諜，並在聯邦調查局控制下活動了兩年，直到聯邦調查局終止了他的任務。
聯邦調查局對約翰·巴倫說：“魯迪（魯道夫·赫爾曼，瓦盧什科）對我們許下了諾言，而且他遵守了承諾。因此我們也必須遵守對他的承諾。”
1979年9月23日，一輛沒有車牌的大篷車搬走了位於哈茨戴爾區安多維爾路的“赫爾曼”家的所有物品。瓦盧什科一家在另外一個地方用新身份開始了新生活。
【作者簡介】：陳平安，現供職於國際萬象信息情報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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