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一輛有軌電車正朝五個人駛去，挽救這些生命的唯一方法，就是按下開關，讓電車駛向另一條軌道，但是這樣會撞死軌道上的一個人。現在你必須決定：思忖這個困境會帶給你任何啟示嗎？
電車難題及其標準的終極問題——“你認為按下開關在道德上是被允許的嗎？”這些年已經成為某心理學分支的研究重點。科學家們將“殺一人救五人”的假設修改為不同版本，並將其當作一種標準方法，來研究道德心智的運作。
電車難題
這些科學家得出的一些“電車學”結論表明，男人和年輕人更傾向於犧牲一人來挽救更多人。電車難題的研究還告訴我們，當用外語閱讀時，聞著某種奶酪時，聽著人的放屁音效時，看綜藝節目的片段時，或在實驗室裡受到一系列奇怪而微妙的道德因素的影響時，人們更容易為了多數人的利益犧牲少數人的權力。
儘管這種研究方法目前很流行，很少有人想過它和現實中的道德判斷有什麼聯繫。你對一系列電車難題的答案，和你真的遇到致命火車時會做的事一樣嗎？
電車實驗是怎麼興起的？
現代的電車思想實驗開始於菲麗帕·福特（Philippa Foot）的道德哲學：1967年，她讓讀者想象一位駕駛著“失控電車”的司機，他可以駛離五個可能的受害者，但是這樣也會犧牲一個人。
另外一位道德哲學家，朱迪斯·賈維斯·湯姆森（Judith Jarvis Thomson）提出一系列更詳細的假設。她提供了兩個版本：在“開關”版本中，讀者必須決定自己是否會採取行動，讓電車駛向另一軌道（這是文章上面提到的版本）。而在電車難題的新版本“天橋難題”裡，你站在天橋上，天橋下面是鐵軌，鐵軌上有五個人馬上會被電車撞死。你旁邊站著一個體形龐大的陌生人，如果你把他推下去，他會喪命，但電車可以在撞到其他五人之前停下。
把這個陌生人推下去，你覺得在道德上是否允許？
天橋難題。
結合這兩個版本，哲學家們試圖探究兩種互相沖突的道德框架：一種聚焦於效用最大化，另一種關注人們對避免傷害原則的遵守。兩者的對比有著啟示意義，因為當情況變得更“個人化”的時候，人們會有相反的道德直覺：即使犧牲和拯救的人數都一樣，但人們覺得按下開關是可以的，但把人推下天橋就不行了。倫理學家們用這種直覺以及從電車難題得出的其他直覺，來論證個體應當在現實中作出何種道德判斷。
你會在現實中犧牲一人救五人嗎？
二十一世紀初，普林斯頓的研究生約書亞·格林（Joshua Greene）讓被試回答“開關”和“天橋”兩種道德難題，並用功能磁共振成像儀掃描被試的大腦，進而研究人們作出道德決策時的大腦變化。
在這個實驗和其他研究的基礎上，格林和他的同事認為，不同的大腦功能產生不同的道德推理。他們提出，一個緩慢理性的決策過程讓人們做出促使效用最大化的決定（這時人們會按下開關）；而另一個基於情緒的快速過程使人們儘量避免傷害（這時人們說自己不會把陌生人推下天橋）。
2016年11月，根特大學社會心理學系的研究生徳萊斯·波士頓（Dries Bostyn），在實驗室開展了真實版電車實驗。他用電擊儀器和小鼠分別替代鐵軌和人類，使這個問題不再只是假設：學生們會按下按鈕電擊一隻活生生的小鼠，使其他五隻免於痛苦嗎？
2018年5月他發表了研究結果：人們對於想象中的電車難題的答案，不能預測他們如何決定小鼠的命運。
他一開始想和米爾格拉姆一樣，讓真人充當受害者：你會選擇讓五個人接受電擊，還是按下開關讓另外一人接受電擊？但是波士頓覺得，被試知道實驗中的每個人都同意參與實驗，對被試來說這個選擇過於容易。至於為什麼他選擇小鼠而非貓狗，是因為後者太貴了，而實驗小鼠到處都是。
為了避免研究走漏風聲，他儘量迅速完成實驗。最終，在一週內有幾百人參與實驗。每個實驗的開始，被試都要面臨10個經典電車難題。
接著，一組被試需要思考另一種假設：
想象以下場景，你在參與一項社會心理學課程的實驗。在實驗之前，你被問到幾個道德困境，很像你剛才回答的那些。接著，你被帶進實驗室。門開了，你看見兩個有老鼠的籠子，其中一個籠子裡有一隻老鼠。研究者告訴你20秒之後，另外一個籠子裡的五隻老鼠會受到電擊。但如果你按下按鈕，電擊會施加到另一個籠子裡的一隻老鼠。電擊很痛苦，但不是致命的。你會按下按鈕嗎？
2/3的被試說 “是”，他們會按下按鈕。
另一組被試需要在實驗室中面臨真實的“老鼠難題”。實驗室裡有兩個籠子、小鼠、電擊儀器、顯示20秒倒計時的電腦，當計數為零時，實驗就結束了。當然，實驗的最後，沒有動物遭到電擊，但是電腦已經記錄下被試的決定。
這些被試中，大概5/6的人按下了按鈕，這表明在現實中，他們比假設組的被試更容易作出該選擇。此外，人們一開始對10個“電車難題”作出的選擇，並未有效預測他們對小鼠的行為。然而，在假設中更關注效用最大化的人，確實在現實中更快按下按鈕，而且在實驗後稱自己更加安心了。
電車難題還有現實意義嗎？
如果人們對電車難題的回答和真實行為並不相符，這是否意味著電車學本身就是無意義的？
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於你如何理解電車難題的意義。當然，它們可能無法預測現實生活中的行為，但對於理解人們在現實中的反應仍然是有意義的。畢竟，電車實驗模擬了一種常見體驗：我們聽說或者讀到人們做的事，比如某人實施的犯罪行為，然後判斷他的行為是否道德。如果電車難題可以說明人們在讀到敘事後作出道德判斷時的心理過程，或許我們不應太在乎實驗者假裝電擊小鼠時發生了什麼。
或者電車難題根本就不用模擬任何現實場景，即使人們在現實中不會或者不能做出那些行為。通過電車難題，我們也能深入理解人們如何判斷自己應有的行為，或者想做的行為。
“我不否定波士頓實驗的直接含義，”格林說，“你不能簡單地問一個假設，尤其是該假設涉及陌生場景和較高風險，然後期望人們的回答符合他們現實中的行為。這一點很重要。”
但同時，他說波士頓的實驗不能證明人們對電車難題的回答是無意義或瘋狂的。畢竟，波士頓的實驗發現，人們對假設的回答，預測了他們在做實際決定時的不適程度。即使一個人對自身行為的不適程度不能直接決定其道德行為，這不意味著不適程度和道德判斷無關。
“更合理的結論是，”格林補充道，“我們所面對的，是多因素作用的複雜結構中鬆散相連的點。”
如果確實如此，那麼電車難題可以用來辨別，甚至強化現實場景中不容易看出的認知問題。事實上，格林堅持認為，電車難題從來都不是實際難題的“廉價替代品”。相反，這些難題更像是高度定製的刺激因素。他將其比作視覺科學家使用的閃爍跳棋盤，他們用它來引發視網膜和大腦皮層的神經反應。我們在生活中不經常看到閃爍跳棋盤，但它仍能以可靠有效的方式刺激大腦。格林認為，電車實驗也是如此，即使它們最終被證明和現實無甚關聯，也仍然是基礎科學研究中有效的工具。
不考慮波士頓的小鼠，我們仍然有其他原因對電車難題表示擔憂。比如，最近一個國際研究項目試圖重複實驗哲學領域的40個重要實驗，其中有兩個便是格林被廣泛引用的電車難題研究。這兩個實驗的研究結果都沒有被重複出來。
事實上，電車難題通常被理解為一種有效指標，用來衡量個人或群體是否更容易做出效用主義決策。但是最近的研究發現，這些難題只測量效用主義道德判斷的一個元素，也就是實施犧牲式傷害的意願。但它遺漏了這種效用主義倫理框架的另一基本元素：一個人對最大總效用的投入程度，和其為了改善陌生人狀況能夠做出的努力。
這就解釋了一個奇怪的事實：即使精神病態者有嚴重的道德缺陷，電車研究往往把精神病態者認定為效用主義者（他們非常樂意把陌生人推下天橋）。
最後，電車難題作為研究工具的價值，可能並不取決於它們是否和現實生活中的決策一致。但考慮到其廣泛的普及性及眾所周知的缺陷，要是波士頓的實驗結果和他得到的相反，電車學的研究者們可能會更開心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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