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不壓正》即將下映，和電影有關的討論也接近尾聲。不同於李天然的復仇主線，關巧紅的復仇之路顯得若隱若現。究其原型施劍翹，卻是一名揹負著殺父之仇，隻身殺死孫傳芳的傳奇人物。歸案自首時，她從容大方，不僅成為了當時持續一整年的“熱點人物”，最後竟也奇蹟般地獲得了特赦。
俠客和暴徒，歷來只有一線之差。《施劍翹復仇案》一書的作者將帶我們重回那個充滿著暗殺和暴力的民國時代，透視施案背後的博弈，並且目睹公眾同情的興起和巨大能量。集體情感在私人復仇中起到什麼作用？復仇，只是一種“儀式性暴力”，還是構建社會的強大力量？
女俠還是暴徒？巧紅走後怎麼樣
文｜春狩
直到電影《邪不壓正》的最後關頭，巧紅和她的秘密敢死隊盡數出場，觀眾才意識到她背後隱藏著同樣龐大的故事。這位一直激勵著李天然的女性，最終留下一個瀟灑健全的背影離開。我們不禁發問：巧紅走後怎麼樣？她身上揹負的仇恨將以什麼姿態重現在世人面前？
不出所料的是，她果然幹了一票更大的。
在《施劍翹復仇案》一書中，作者林鬱沁圍繞著 1935 年施劍翹在佛堂射殺軍閥孫傳芳這一歷史事件，通過對媒體、政治和法律檔案的調查，展示了施劍翹設法為父復仇、吸引媒體注意爭取同情的策略和最終獲得特赦的過程。而施劍翹，正是角色關巧紅的原型。
《施劍翹復仇案：民國時期公眾同情的興起和影響》
［美］林鬱沁 著
陳湘靜 譯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 出版
施劍翹在行私刑後避免了法律的裁決，她不僅擁有射殺仇人的勇氣，還敏銳地調動了上世紀 30 年代出現不久的大眾情感和一系列公共議題護身，甚至在後來成為抗日戰爭的重要符號，鼓舞士兵們英勇作戰。
復仇案發生時，正是南京政府試圖建立新的威權體制的階段，但 1930 年代同樣也是一個市民社會快速發展的時期。本書作者發現了這兩點間的聯繫，並希望繞過中國是否有“公共領域”、“近代社會”之爭直接說明如下這點：近代中國歷史上，集體情感往往能成為比哈貝馬斯所說現代西方市民社會的理性溝通更為強大的規範力量，驅動社會層面上的集體政治參與。當然，大眾傳媒興起後的輿論變化、民族形象的想象、國黨司法三方的爭權，這些要素也都被納入施劍翹事件的討論範疇中。
青年施劍翹
復仇不單單由復仇者獨享，看客們也可在這美酒中斟滿自己的一杯，和當事人同樣“得到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甚至可以說，看客的存在才使復仇徹底完成，甚至搖動整個時代。施案發生伊始，一種“大快人心”感在國家內部瀰漫，她的復仇化成了一種“儀式性暴力”。彷彿中國近代以來被折損、辱沒的歷史帶來的鈍痛，隨著她掌中迸發的三聲槍響，稍稍緩解了一些。
想象力豐富的讀者一定能在這本書詳盡的史料中讀出諸多不亞於電影的畫面，書中大量描寫民國時期的刺殺暴力和秘密結社：那些使用新式武器、身著西裝、自認俠客的人們，光是讀一讀就已經讓人心神飛揚。在巨大而混亂的舞臺裡，獵人和獵物、刺客和被刺者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
《一代宗師》中，一線天竭力擺脫的秘密結社“藍衣社”
也許是由於史實和藝術改編的區別，或者是時代的嬗變，施劍翹的復仇更多地展示了她在結構內部“四兩撥千金”的能力。
如果說李天然指向一股莽撞的、義和團式的、充滿前現代巫術意涵的混亂力量：他可以憑藉高烈度的復仇激情無視槍林彈雨，無障礙地遊走在北平的屋頂——這一歷史的飛地。那麼施劍翹的行動則有著更多的現代氣質，顯得綿密、精確，複雜。
在培育現代社會的數世紀中，復仇被歸為暴力野蠻的行徑，深眠在文明人的意識深處，以至於我們忽視了它寶貴的啟示功效。不要忘記，評價李天然“天賜大恨”時藍青峰閃動的雙眼、興奮的語調，暗示出仇恨的另一面：它是一柄陡然刺破日常生活的刺，不僅帶來巨大的痙攣，同時也作為一種“疼痛的真理”，將世界的赤裸樣貌揭示出來。
魯迅《鑄劍》所講述的復仇故事
經由林鬱沁的闡發，透過激情和暴力的表象，審視漣漪下的諸種暗流。我們將認識到公眾同情的巨大能量：策略性地使用傳統感情，正是構築現代社會的重要路徑。
把思緒帶到當下，回到今日的中國，在人和制度的死結中，在不同訴求的無聲衝突中，在道德、司法、政權的邊界處，“情”的確有著不可忽視的調和作用。這成為了某種信證，它為困境中的我們提供一個新的出口，暗示著探索的餘地仍然存在。
《施劍翹復仇案》｜導言（節選）
1935 年秋,一個名為施劍翹的女子發現她不共戴天的仇敵、前軍閥孫傳芳，成為了天津南馬路清修院居士林的理事長。為了摸清孫傳芳的行蹤，施劍翹數次造訪居土林集會會場，最後決定在 1935 年 11 月 13 日早上採取行動。當天早上，孫傳芳被安排主持誦經儀式，但因下雨的緣故，這位下野軍閥遲遲未到會場，讓施劍翹以為計劃要被迫取消。當孫傳芳最終出現的時候，她不得不租車趕回她英租界的家中取其勃朗寧手槍。
晚年的孫傳芳
根據她事後的供詞，為了避免節外生枝，她要確認孫傳芳在場後才敢把槍帶出英租界。回到佛堂，施劍翹的機會終於來了。她從正跪著的孫傳芳的背後向其射了三顆子彈。當佛堂陷人一片混亂和恐慌時，施劍翹保持著鎮靜並勝利地宣佈：“大家不要害怕，我是為父報仇，絕不傷害別人，我也不跑。”接著她便歸案自首。
報紙報道行刺成功後的施劍翹“異常從容”。一篇報道更稱她“態度從容，儼然無事”施劍翹非比尋常的復仇行動立刻成為了媒體熱切關注的焦點。11 月 13 日晚上，事發後僅數小時內，當地報紙《新天津報》便印發了號外大肆報道該事件。14 日，行刺的第二天，被時評家林語堂推舉為民國時期眾報紙中唯一品質可靠的天津《大公報》以《血濺佛堂！》的醒目標題報道了這一事件。
文章寫道：“乃三時一刻，闔堂正在虔誠誦經之際，孫身後座誦之女徒，突袖出手槍，向孫腦後狙擊。該彈由前額射出，腦髓濺流孫當倒地。又射一彈，由右太陽穴射入，左額穿出。第三槍射腰部，前胸透出。孫立時身死。”媒體的炒作並沒有隨著行刺成事而告終。
施劍翹在復仇現場所發的傳單
在接下來的時間裡，市民讀者們飽覽了報章雜誌有關刺客的身世及案件與軍閥政治千絲萬縷的關係的種種報道。媒體的銳眼更沒有放過隨後曠日持久的法庭審判的各個階段。經過兩次上訴，南京最高法院對案件做出了最終判決，其從輕發落的處理手法引起了爭議。
而兩個月後，最高法院的終極判決更是被國民政府的特赦令推翻。施案的戲劇性發展使這位復仇孝女的故事成為了長達一年的頭版新聞。
《大公報》關於此事的報道
除報章外，其他媒體對施案傳奇色彩的塑造也是功不可沒。活躍的期刊雜誌投入了大量篇幅讓熱衷改革的都市專業人士和社會評論家對孝義復仇及其起的民眾支持的利弊進行辯論。以施案為藍本的小說、廣播劇、戲劇作品更像雨後春筍似的在各大城市出現。上海市民觀賞劇場表演天津和北平的民眾則每日追看著描述仇殺案的連載小說。
最終，連法庭審判本身也成為了一場奇觀。民眾爭相湧入地區及河北省法院，為求一睹這名女刺客的真面目。當時一名論者曾如此一本正經地慨嘆：公眾幾乎完全沒有留意行政院院長汪精衛被刺殺未遂的事件，而施劍翹這一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復仇事件卻成為了街談巷議。難以簡單說清為何媒體和民眾如此專注於一樁看似微不足道的家族仇殺事件。
1927 年，國民黨表面上結束了困擾中國多年的軍閥混戰，定都南京，開啟了史稱“南京十年”的國民政府統治。然而，儘管世界各國均承認國民政府作為中國統治政權的合法性，但國民黨集權中央、建立強大的國家機器、以及鞏固國家主權的努力卻一直收效甚微。
油畫《瞿秋白在獄中》，他是國民黨推行威權時期受迫害的標誌性人物
這十年來，日本在滿洲和華北持續擴張的勢力從外部威脅著中國的主權。而在城市和內陸組織起來的共產黨，以及在西部、西南部以及尤其致命的華北擁兵自重的軍閥則是自成一國，從內部挑戰著國民黨政權的統治。重建社會、建立現代統治制度的大業舉步維艱；國民黨一方面試圖實現現代化，另一方面又要對有待革新的社會和制度予以威權控制，更是進退兩難。儘管當時的評論家對案件引發的媒體炒作曾作出種種評價，但卻未能解釋何以施劍翹復仇案會在民眾間觸發大量公眾同情和引起廣泛的輿論爭議。
一名記者在回顧其職業生涯時，指出這場轟動一時的案件曾提供他事業上的重大突破(林墨農 1980)。一名傳記作家則對施案能在當時國內外引起異常轟動嘖嘖稱奇(鄭逸梅 1992，第 73-76 頁)。安徽的地方誌史學家對原籍安徽的施劍翹一生的非凡事蹟引以為傲(吳壽祺 1990；陳錦 1991)，而蒐集中國歷史奇案的編纂者更是對施案大書特書。然而這些記載並沒有具體說明為何這件案子會引起如此廣泛的爭議，也沒有審視案子是否包含著更深層的社會政治意義。
嶄新的公眾情感
著意藉助施劍翹的名氣抬高該省聲望的安徽地方誌只是把復仇者不加批判地描述為名巾幗英雄。通俗史家和傳記作家則是把施案引作為民國亂世的憑證，僅把它視作是當時政治秘聞的註腳。有別於對施劍翹美譽有加以及把這宗謀殺案當作荒誕軼事的敘述，本書將透過這樁奇特的案子指出施氏奇特而暴力的孝義行為促生了一種嶄新的公共道德情感——同情。
電影中雪後的北平
相應地，筆者將探討施案如何推動了輿論關於“情”在中國現代性中的角色的論爭，這一“情”既包括施氏訴諸孝義的道德情感，也包含史無前例的市民公眾的集體情緒。
圍繞著英勇孝行是否應當成為現代國民的素質，以及復仇女的正義動機是否應當得法院的司法寬恕和行政當局的特赦,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另外，施劍翹英勇的孝義行為引發的公眾同情引起了某種特定的社會焦慮。
對於某些人來說，案件中的集體情感構成了一種強大而嶄新的公眾情感。基於情感具有道德純潔性這樣一種根深蒂固的觀點，他們認為這一公共情感能夠抗衡傳媒的浮躁炒作、國民黨政權的四分五裂、以及司法制度的種種不公。
1930 年後，市民成為公共領域中不可忽視的力量
然而，其他論者則把集體激情視為落伍和危險的洪水猛獸。他們以為施劍翹獲得的廣泛支持是一群難以駕馭的女性化的公眾的自發的情感表達；此公眾挑戰著現代性的父權形式,譬如“法治”和左翼知識分子對歷史唯物主義和關於社會發展的論述。
這裡先要交代一下施案在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史學和理論問題，通過審視施案中所表現的公眾同情，本書將重新處理中國現代史界中關於“公共領域”的論爭。筆者嘗試用一種不同的方法去理解在逍費文化初露萌芽和政治威權主義持續強化的氛圍下城市公眾在代中國的興起。
其次，這一研究將深化對“情”這一複雜概念的探討。作為亙古以來儒家世界一個重要但模糊曖昧的道德概念，“情”一直是研究明清文化、哲學和文學時所不能忽視的複雜概念。但從施案可以看出，“情”在現代中國試圖建構後儒家時代的社會和政治秩序的進程和論爭中仍佔據著重要地位。最後，透過審視這一轟動性的行刺案件，本書將深化我們對民國時期暴力文化的認識，並闡述施劍翹刺孫這類案件如何調和了道德暴力在現代正義中扮演何種角色的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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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系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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