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振科
古人說“長安中原之龍首”；“經略中原必始於長安”。參考一下戰國秦一掃六合，在參考一下戰國時期的韓、魏、鄭的羸弱。你能說長安的位置不利於控制天下嗎？
再說所謂的富裕問題，洛陽盆地面積1000平方公里，關中平原面積3.6萬平方公里，是洛陽盆地的36倍，沃野千里，古稱天府之國。周、秦、漢、隋、唐均定都於此，彙集天下財富。怎能說不富裕。
那麼隋煬帝、武則天為什麼想要去洛陽？兩個人的問題可以一併回答，其中有很多共性。
1:兩人均得位不正，一個弒父，一個篡權。二個名不正言不順的人，為什麼不敢呆在天下正統地位的長安呢？這就是第二個原因，他們面臨一個共同的政治對手:關隴集團。（對於關隴集團不太瞭解的可自行百度一下或者參考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2:關隴集團強大的軍事政治勢力，使得得位不正的二人在長安如坐針氈。或想在洛陽躲避，或巡遊。一旦有變隨時可以東逃或者南下。
3:由於長安數千年來的正統國都地位，人心所向。所以二人或居洛陽或離長安，但是政治上仍然以長安為京師不敢言棄。
總而言之，二人離開長安並非長安不好把控天下，也非長安不富裕，這一切是他們的陰暗面造成的。
天道TD
若回答此問題，首先追溯歷史。史祖太史公司馬遷說，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間，也就是說，夏商周皆在洛陽為都的意思。自三皇五帝始，華夏諸族便形成了王者居中的思想。而夏認定天下之中在洛陽，即在此為都，商朝早期也居洛陽，都是有文獻和考古學證據，不用多言。而東周天子居洛，也不需多言。而西周都洛就需要深入闡述，因為有少部分人不知道出於什麼心理總是要否認西周都洛的史實。小邦周克大邑商後武王返回鎬京，給人一種錯覺好像西周的都城只在鎬京，其實不然。正史所載，姬發克商後整日提心吊膽夜不能寐，原因就是害怕天下不服小邦周的共主地位，怎麼辦？那就想辦法增強自己的統治正當性和合法性，也就是正統的意思。什麼辦法呢？一是貶殷受，也就是把紂王宣傳成一個荒淫殘暴的昏君形象，現在某地似乎也是得了姬發的真傳，把貶殷受變成貶洛陽。二是尋找天下之中，建立新都，以表明王者居中的正統。不過第二年，姬發就死了，只有遺命姬旦完成。於是周公親測日影，確定天地之中就在嵩山，於是便卜洛相宅，攜成王遷都洛陽，也就是諸侯朝貢道里均，並留豐鎬為陪都，還時不時回去看看，不過一回去不是發生了國人暴動，就是弄出個犬戎破關，連天子也命喪黃泉。於是才有了平王東歸，從此獨都洛陽。漢初劉邦在洛陽稱帝建漢，分封諸侯，征討四方，幾乎都在洛陽南宮舉行，後來劉邦離開洛陽，司馬遷用的是遷都，也就是說無論是劉邦居住洛陽南宮的史實，還是司馬遷的主觀評斷，漢初劉邦都是以洛陽為都的。為什麼西遷，因為當時天下形勢不安，劉邦的德，也就是統治力還不夠。劉邦雖然車駕西遷，但是國家武庫與敖倉卻沒有遷移，也就是說，大漢的軍事物資調配中心和經濟中心都在洛陽一直沒變。七國之亂的平定，如果沒有洛陽的武庫和敖倉，是不可能的。不言而喻，西漢的長安與洛陽，猶如今天的北京與上海。 而且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儒家就不停勸皇帝遷都洛陽，因為在儒家眼裡，洛陽才是王者居中的正統聖地。後來王莽作為以儒篡位的第一人，在儒士的鼓動下準備遷都洛陽，不過沒來及實施，因其改革失敗，引綠林和赤眉輪番暴虐長安，史載堆屍如山。還是洛陽聖天子劉秀出兵將長安從水深火熱之中解放出來。從此大漢長期都洛，迎來風華最美儒學最盛的時代，併到魏晉兩朝一直都洛。後來有北魏都洛，並在最中國的地方進行了全面漢化改革，可見洛陽的中華文化核心的氣場。後來，有人搞分裂去了長安分個西魏，立馬胡化翻天。後來，隋唐兩代，都是先都長安，以圖自保，後都洛陽以控天下。具體是隋明帝下詔以遷都的方式都洛，留長安為陪都。唐雖立國長安，但東都洛陽未廢，且到高宗時，以詔書的形式稱為東西二宅，天子長期居洛。後來，則天稱帝前，又下旨，獨尊神都洛陽。後來，李聾基歸西不返，立馬鬧出個安史之亂，從此大唐名存實亡。不過，洛陽京都地位未廢，李聾基承認李亨做皇帝的條件就是收復兩京。後來的五代有後梁後唐後晉以洛陽為都。
綜上，因為洛陽從三代開始就是華夏心中王者居中的聖地，是儒家學者中最理想的都城，直到北洋時期的玉帥作為最後一名儒將長期駐洛，遙控北京和前線。所以隋明帝和武則天為了顯示自己萬世之功，離開一個割據有餘四撫不足的地方，遷都洛陽，以符合王者居中的思想，不足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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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題中說到的隋煬帝、武則天，唐高宗也另建洛陽為東都，並經常往來於兩都之間（到了武則天以周代唐，改東都為神都，正式以之為首都），武則天去世後唐中宗還都長安，但到了武則天的孫子唐玄宗的時候，又屢次東幸洛陽。
這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洛陽的地理位置比起長安更為適中。
洛陽在古人的觀念中，居於“天下之中”，所謂“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指的就是這種情況。
古人“發現”夏至日在洛陽附近立圭表，是沒有影子的——現代研究者考察發現實際上是影子正好和石表北沿重合看不出來，所以洛陽被認為是日中之地，也就是在太陽昇到天穹最頂點時所對應的大地中心。
對於一個管轄覆蓋禹跡的大帝國來說，洛陽有比長安更適合作為首都的一面。
當然，從某種意義上，洛陽在軍事、經濟等領域都比長安差，這就是張良不建議以洛陽為首都時說的理由：
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
但對於基本消除割據勢力的東漢和唐初來說，這一弊病不足為慮。
其次，洛陽是當時的漕運水路之樞紐。
洛陽東南與通濟渠、邗溝、江南運河相連，進一步直接連通隋唐財賦重要來源江淮地區，特別是江淮地區的糧食可以直接輸入到始建於隋大業元年（605）的位於河南省洛陽市老城北的唐代國家糧倉含嘉倉，比運輸到長安少500公里左右，節約資源甚多。
隋煬帝、唐高宗、武則天、唐玄宗等之所以東幸甚至遷都洛陽，本質上就是為了解決皇室、臣僚和軍隊的後勤供給問題。
直到開元二十二年（734）漕運辦法改進運到長安的糧食增加和二十五年（737）在關中採用豐收年景增價和糴（以做儲備）的辦法，“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
談古論金
這裡是不請自來的守仁君
長安和洛陽自秦至五代，一直是我國曆代王朝的首都。
這不是沒有原因的，讓我們來看看為什麼。
長安地處關中平原，北依黃土高原，南傍秦嶺，東南西北又分別有潼關，武關，大散關，蕭關為屏障，渭河緩緩貼著長安城流過，灌溉了萬頃沃野。可以說長安所在的關中平原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但是，據長安為都者，無法更好掌控天下大勢，屬於求穩型都城。
洛陽則地處洛河平原，雖然北，西，南有群山阻擋。但是他的東北和北方卻是大敞之地，一馬平川。且洛陽有伊河，洛河，黃河之利，挽天下之漕運，控天下之樞紐。一但有變，兵馬錢糧可朝發夕至！屬於進取型都城。
言歸正傳
武則天定都洛陽，一是為了避開李唐在長安盤根錯節的勢力，二是武則天作為千古第一女皇，野心勃勃，自然不肯偏安，想做出一份自己的事業。
隋煬帝定都洛陽則是因為隋煬帝志向遠大，意圖進取。二是隋煬帝溝通南北，營建運河，使得洛陽漕運更加便利。方便隋煬帝收取物資，供其驅使。
其實長安洛陽各有其利，在哪定都，皆看時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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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的糧食主要依靠關中平原，雖然關中平原被稱為富庶之地，但畢竟狹小，容量有限，一旦人口膨脹超過了它的承載能力，或者遇到旱災就會產生糧荒。這種糧荒，遠在秦未統一時就曾出現過。
到了隋、唐的時代，由於歷代的戰爭以及建都的開發，資源已經消耗待盡，所出不足以供給長安。再加上關中平原地方狹小，人口稠密，很難供養大批的官僚貴族。
一旦當關中地區鬧饑荒，把東部地區的糧食運到長安，其代價是相當沉重的。隋文帝在公元為了解決關中的漕運，開挖了廣通渠。但是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在公元594年的一次災荒中，隋文帝被迫再次到達洛陽去就食，所以他也成為了我國曆史上的第一個“逐糧天子”。 
洛陽居天下之中，離東部經濟中心的距離較長安近。隋煬帝曾經說此地是“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合，”還說“水陸通，貢賦等”。所以，隋朝遷都洛陽。
在隋朝的時候，洛陽周圍修建了大量的糧倉，當時洛陽附近的興洛倉是全國最大的糧倉，其規模遠過於長安的太倉。隋朝末年的農民起義瓦崗軍就是先佔領了興洛倉，把糧食散給百姓，其實力才可能發展壯大，因此也被唐朝的統治者視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後快。
唐朝的時候，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也多次到達洛陽的原因，就是這個原因。唐高宗最後一次到達洛陽是在永淳元年四月，當時關中饑荒，長安城中人相食。甚至皇帝的隨從也有被餓死的。可以說這是一次大逃難。第二年十二月，皇帝在洛陽駕崩，皇帝臨死前還說“若天地神靈延吾一兩月之壽，得還長安，死亦何恨！”
到了中宗的時候，關中再次饑荒，大臣們請求皇帝再次臨幸洛陽，遭到唐中宗的拒絕，他說“豈有逐糧天子邪？”。可是糧食運到長安，卻是以廣大民夫的生命為代價的。
在唐德宗的時候，長安再次出現饑荒，禁軍沒有糧食吃，只得到街頭去乞討，後來糧食到達京城，唐德宗跑到東宮對太子說，“米已至陝，吾父子得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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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是我國曆史上法統所在地，遷都洛陽是政權合法化的標誌。
從文化因素來看，夏商周三代皆立都河洛大地，是中華民族的天然首都。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洛陽是中華文明的集大成者，佛學首傳於此，儒學光大於此，理學肇始於此，道學淵源於此，玄學發揚於此，經學集成於此，洛陽文化厚重，有利於統治者施政，佔有洛陽可以增加政權的合法性。
從地理位置來看， 洛陽曆來“山河拱戴，形勢甲於天下”，又有“八關環繞，天下之最中”的美譽。洛陽土地肥沃，依託廣袤的中原腹地，物產豐饒，可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此外，隋唐的糧倉皆置於洛陽，有唐一代關中饑荒不斷，以至於唐朝天子不得不多次來洛陽就食（要飯），並下令允許關中難民來洛陽自由尋食，大運河開通後，洛陽更成為南北交通大動脈，經濟異常繁庶。
歷史因素。歷史上的王朝當以洛陽為國都時，西安連陪都都不算，而西安作為國都時，洛陽或以東都（唐朝）或是西京（北宋）的地位存在，這說明洛陽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洛陽參與了大部分的中華文明進程，中國文化脈絡裡無處不陳釀著顯性或隱性的“洛陽基因”。
劉邦建國初期的是以洛陽為都，後來在民族罪人婁敬的唆使下遷都西安，是西安建都的濫觴（西周的國都大部分時間在洛陽，考古學家並沒有在西安發掘西周的宮城遺址），至於隋唐二代建都西安也是有不得已而為之，隋朝篡北周政權，西安自然禪代前朝成為大本營，
隋煬帝遷都遷都正是對建都西安的糾錯，隋末天下大亂，諸雄並起，李淵父子晉陽起兵首先佔據關中，關中作為李淵父子的大本營就確定下來了，此時洛陽乃隋朝王世充的地盤，奪取洛陽是李淵的首要目的，而此時關中已經形成了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遷都洛陽已經困難重重，但洛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洛陽雖以東都的身份存在，但大部分時間，尤其是唐玄宗以前，洛陽與長安地位並重，多位皇帝長期在洛陽辦公生活，此時長安已經退居次要，有首都有名而無首都之實，這種局面直到唐玄宗執政時才有改變，不過緊接著就爆發了“安史之亂”，長安上演了“國都六失，天子九逃”的鬧劇，吐蕃甚至侵入長安扶持了傀儡政權。近代以來，中國山河破碎，中國人便以唐朝為規範樣本試圖增強民族自信，因此便開始大規模的吹捧唐朝，建國後，西安的地位上升為西北地區的中心，洛陽則降為普通三線城市。加之中國人對唐朝過度吹噓，造成了一種西安強盛的假象。這種假象是長期以來人們錯誤的歷史觀誘導、潛移默化的影視作品的錯誤濡染的結果，它並不符合歷史真相。
中國歷史是大一統和分裂割據的有機整體，洛陽是漫長的中國歷史的參與者，是中華文化的集大成者，這裡既有三代（夏商周）淵源，也有思想璀璨、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有風華絕代的魏晉，也有隋唐和兩宋的悠久。大一統提供了穩定的社會根基，分裂動盪則醞釀了璀璨的思想文化，“若問天下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有興有廢，文化才厚重，才更具有影響力，更能想象歷史的文明進程。洛陽作為“中華首都”可謂名至實歸。
隋煬帝和武周遷都洛陽正是對歷史的回應。
歡迎討論。
天水一朝的千年榮耀
政治上我覺得不僅僅是利益之爭的問題。應該說隋煬帝短時間內勞民傷財的做法不被關隴集團認同。尤其之前歷史有暴秦的前車之鑑。而且這點上看到關隴集團也是判斷正確的。隋煬帝短時間內滅亡就是證據。
武則天是唐太宗的才人，高宗和武則天的這種關係不被認同；而且武則天殺死王皇后殺死子女，想篡奪李唐天下，這也不被關中文化所接受，所以乾脆遷都洛陽。
這反映了皇都所在地區的文化對皇權的強烈干預，使得皇權不得不遠離遷移到洛陽才能避開。但是避開卻還要依靠，所以武則天最後才會還都長安。
新生活114501
武則天不敢居住長安所以跑到陪都備胎洛陽去居住，但也從未升級洛陽為首都，一直沿用東都的名字。後來為了和李唐勢力分庭抗禮，才搞出升格洛陽為神都，但依然沒有首都身份，後來死後又回長安埋了。
洛陽作為陪都備胎，皇帝的行宮，皇帝住行宮幾年也很正常。而且武則天住在洛陽也是無奈之舉， 武則天去洛陽行宮的原因，1:在長安宮中殺了太多親人，毒死大兒子李宏，逼兒子李賢自殺，鞭死孫子李重潤，孫女李仙蕙，侄孫子武延基，她女兒安定思公主，害死親姐姐魏國夫人，外甥女韓國夫人，自己兩個哥哥，其他高宗妃子的孩子，王皇后，蕭妃等妃子武則天心虛，晚上做噩夢，沒法在長安住。2：怕貓。3：玩男寵，畢竟長安宮是夫家。另外她在長安出家過，避到洛陽可以放縱。4：篡權奪位，怕京城的李家勢力如徐敬業為推舉盧陵王舉兵欲舉兵除掉武則天，所以躲到陪都洛陽的行宮欲與李唐勢力分庭抗禮。5：為了遷到陪都洛陽，她大肆宣傳洛陽用各種天意的把戲說服百官所以用神都的稱號。6:洛陽地理位置好，自古都是出現內亂而避難的陪都備胎。7:在洛陽培養娘家武氏勢力不受牽絆。 8:武則天也知道哪裡是首都，所以死後埋在長安。
洛陽作為長安的備胎陪都，歷史上也是不可缺少的。歷史上的皇帝視死如視生，死後都是埋在首都周圍的，希望死後依然在冥界享受帝王權利，（除個別特殊原因的亡國之君外）東周的天子和東漢西晉的天子埋在洛陽附近，因為洛陽是，東周，東漢，西晉的首都。而西周、秦、漢、隋、唐的皇帝都是埋在首都長安的。武則天、隋煬帝時的洛陽規格很高，但依然不是首都的身份。
親爹親爹
兩方面原因：
一、農業。
眾所周知，黃河幾字形繞開陝西，西安沒黃河。
顯然渭河水量不足以養活西安關中大量人口，一旦遇到災年，西安關中往往會出現大量人口餓死的情況。
舉個例子：民國18年，就是1929年，西安關中由於沒有黃河，餓死兩百萬人，剩下的逃難逃哪去了？
二、軍事。
遊牧部落一旦渡過黃河，進攻西安易如反掌。
舉個例子：周朝，周幽王被犬戎殺死後，豐鎬（西安）被犬戎殺得片甲不留。
而唐朝，西安（長安）關中地區唐朝年間就被吐蕃攻破，以至於西安（長安）“天子九逃，國都六失”。
因此西安（長安）關中地區被吐蕃佔領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是洛陽在實質履行國都職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