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岡仁波齊》今天終於上映了。這部影片首次突破了對西藏朝聖題材的傳統描繪，它以一種近乎紀錄片式的手法深入藏人的日常生活，擯棄了獵奇視角和外部想象，將劇情片的戲劇性構架降至最低，平實又入微地講述了普拉村4個家庭12位素人演員的朝聖故事。昨天，張楊導演來到醍醐上海藝術中心，接受了我們的專訪。
“我們唸經吧。”
這句話許多次地出現在這部電影裡，不論是在普拉村每一家人的屋宅之中，還是在一千多公里的朝聖路上。
對許多都市人來說，禪修、唸經、打坐、吃齋，做瑜伽，成為了逃離快節奏日常生活的一劑靈藥，然而同一套看似相同的語詞，在藏人那裡卻意味著完全不同的行為屬性——因這一切僅僅只是日常，他們日復一日的重複，沒有額外的選擇，他們的生活之簡單甚至簡陋到，樓宇中的你不會真正願意去親身觸碰。
當我們曾經在明信片或電視熒屏上欣賞到岡仁波齊的景色時，定會感嘆青藏高原的神秘曠美，曾幾何時那就像吹入雙眼的一股清風，也許真能比中央空調所製造的冷氣更多那麼一丁點兒關於世界的幻想。可是，自然地理的實存，以強大的方式支配並決定了藏人的生活方式，他們世代居住並臣服於巨大的溝渠與難越的險峰，在這種時空維度內的安身立命，其實是當代都市人概念中完全不同的另一個真實界。
唸經是一種幾近沉默的自我對話方式，影片中的對話非常少，日常話語的內容也非常簡單，唸經幾乎成了他們每天發聲最多的部分。每重複一次經文，每數動一顆珠子，都是用來與青藏高原獨特的生存條件所相容相洽的方式，他們不需要同自然爭論，只需在經文的護佑中讓自己安於這片土地。宗教在這種語境下，其實已進入到日復一日捏糌粑的過程中，日復一日砍木柴的過程中，進入到路途中無數個疊起的尼瑪石，進入到不斷交替襲來的苦難與快樂，進入到每個人都不能逃脫的生與死的過程裡。“我們唸經吧”，它不是一個特殊的儀式、一個偶然的選擇，它與那令人摒息的地理環境一樣，成為了數萬個生命舉動背後那唯一的意義。
張楊最值得敬仰的地方，就是在《岡仁波齊》中，將藏人的這種日常生活細節提升到“神聖顯示屏”上，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影片中大量描繪朝聖之前的生活段落中得以窺見，普拉村4個家庭的12個人物，一位寄希望於來世的老人、一位隨時可能分娩的孕婦、一個想贖罪的屠夫、一個純真堅韌的小女孩、一個想了卻舅舅心願的中年掌舵人……他們的真實生活和命運走向就是講故事的人希望抓到的一切，這也是這個電影幾乎不需要劇本的原因。
影片的開頭，張楊花了大量筆墨拍攝村裡的日常生活，砍柴、做飯、縫補，在這些日常之後，似乎隨著即將到來的朝聖之事而加入了一些更多的環節：去批發買鞋、砍制手板、製作糌粑，縫製牛皮圍裙，冬季的村落忙碌起來，在嫋嫋的炊煙蒸汽、氣息濃郁的青稞酥油、被擦拭乾淨的銅質器皿和厚軟的毛皮織物間，一個流動而緊實的普拉村大家庭以一種全然真實的動態，近距離展現在我們的感覺系統面前。
張楊被這些極易被奇觀觀看者忽視的日常細節迷住了，他曾經甚至有過一個想法，就留在那個村子裡，只拍攝這些藏人的日常生活，這個村子的一年四季，完全可以不需要“上路”，也能拍出一部好電影。但這些“真實的演員”，這一次，命運還是驅使著他們和張楊的劇組一起走上了朝聖之路。
在整個故事中，沒有一個區別於其他人的主角存在，所有人都是主角，這些朝聖者每個人各自遇到的問題其實是所有人的問題，群像不是缺乏重點，群像其實就是一個完整的“一”，12個人的命運，生老病死，除了老人最後的死是導演虛構的設置外，其他幾乎都是真實的自動呈現。而在這些人身上發生的真事，完全契應了張楊最早的設想，那位孕婦出發沒多久就分娩了，劇組拍攝到了整個生產的全過程，而這個嬰孩丁孜登達，也可能成為了電影史上最年輕的演員。
生孩子、腿受傷、車頭被撞壞，遭遇雨雪，都不會讓他們折返放棄，他們只需稍作休整便能繼續上路，在磕長頭的過程中，經歷了一系列的不同問題，“磕頭長見識”，而他們所遇到的這些問題，幾乎都是在朝聖路上時常發生的事，沒有預設，也沒有任何投機取巧的捷徑，這些困難，最後對他們來說被轉化了，困難不再是困難，而成為了加持朝聖之路的美好的經歷，在齊心將其度過的過程中。
影片中出現過幾次輕盈而精巧的情緒釋放，比如車壞了之後，男人們辛苦地拉著半截車上坡，然後再折返重新磕頭，以此重複，看得觀眾心裡都揪了起來，不忍覺得他們怎麼那麼“倒黴”那麼“苦”，不過，他們在上坡拉車的過程中，共同唱起了一首歌，越唱越有力氣，越唱笑得越開，直到到達下坡段時，他們像小男孩一樣歡呼地順著破車乘風而下。
另一巧妙的段落是眾人遇到大水塘時的那場戲，見汽車駛過所濺起的水花，他們脫了外衣，磕著長頭淌水而過，尤其是年輕的孩子們樂壞了，這嚴肅的磕長頭在這一看似障礙的環境中閃射出這些藏人的勇氣、輕鬆與純真，以及隱藏著的一個深刻卻簡單的道理——很多困難，你以為是要命的大河，不敢觸碰，其實你去經歷去直面了就知道，原來它只不過是一灘小水窪。
這種在戲劇陣勢上起伏極小但在心理釋放度上卻極高的處理，實則難能可貴，張楊深諳從最簡單的生活細節中提煉詩意和哲理，朝聖作為一條道路（path），它最終要通向某處，佛法有“煩惱即菩提”，我們要找的東西，不在別處，就在我們鼻尖處的日常塵世。回到影片中的一幕，朝聖者們的帳篷在大雪中，似乎正與岡仁波齊山神貌相合。
●●●
導演張楊專訪
T=醍醐
Z=張楊
T：在《岡仁波齊》的朝聖隊伍中，有一位屠夫，在您同期拍攝的另一部電影《皮繩上的魂》中，主角是一個獵人，他們都與某種殺生的形象有關，您為什麼會對這一形象感興趣？
Z：屠夫在西藏的牧區是一種常態，《皮繩》裡的那些演員的父輩一代幾乎都打獵，每家人都要吃牛吃羊，需要去殺，只不過每一家只選一人去做這件事，比如父親去殺，母親和孩子就不碰了，因為藏人對殺生還是十分敬畏的，他們會通過唸經或一些儀式去不斷地為這種生存方式進行贖罪。在《岡仁波齊》中，每個人的個人身份、家庭關係都是真實的，這個屠夫在村裡地位不高，他的妻子雖然容貌姣好，但家裡是瘸腿的弟弟主持，所以他也想通過朝聖，一方面進行自我的贖罪，一方面也想借此提高一下自己的地位，而且通過這一次朝聖，他還能掙回點錢來，這些都會給他帶來非常具象的改變。
T：電影中孕婦分娩的段落給觀眾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電影劇組是如何找到她並與她的家庭溝通的？
Z：其實生孩子這件事，在朝聖路上不是特例，而是比較常態的事，我之前在路上看過到一個剛出生的小孩就這樣睡在拖拉機上，四個月大，牛皮包著，於是我們相視而笑，這就是我想要的。然後到了普拉村，居然正巧有一個孕婦，我就跟她聊了聊，表達我們隨隊會提供一些醫療方面的保護，這對夫妻也很理解我們，覺得是件好事，後來問她懷孕幾個月了，她說不知道，她們根本弄不清，我們上路之前，帶她去醫院做了個B超，其實那會兒已經8個月了，後來出發沒多久，一天晚上就分娩了。
T：片中唯一的虛構情節——老人的去世，是路上臨時決定的還是之前就確立好的？
Z：其實在找到普拉村之前，我最早就這麼構想的，一生一死，這個結構是必須要有的。這些人物後來都在這個村子裡找到了，特別巧。其實之前也有多種可能性的考慮，比如是不是要有一個主人公，但最後反覆思量還是沒往那個地方走，因為一旦有主人公了，你就要用勁，你就好像非要在他身上發生些什麼事情了，就要編了，編的太多，我就覺得不好。
T：您拍攝了非常多的朝聖隊伍在上路之前的日常生活，有什麼獨特的用意？
Z：這也是電影裡我特別喜歡的一部分，最早的版本里，這部分內容其實有近50分鐘之長，就是普拉村裡冬天的日常，藏曆新年、賽馬、上山砍柴等等，某種意義上我喜歡這樣日常的狀態。我當時曾經還有過一個想法，在那兒待了兩個月後，我和攝影師說：“也許咱們不用上路，不用去拍朝聖了，咱們就村裡待上一年，就慢慢看春夏秋冬，看這個村子裡的人的變化，肯定也能拍出好電影”，當你安靜地觀察這些東西的時候，你會發現有意思的不是戲劇性的大起大合，其實就是日常的四季變化，通過這樣一個村子，就可以看到很多人生寬慰的東西。
所以我想在整部片子裡儘量多地展現村子裡的日常。哪怕上路了，磕頭也已經很儀式化了，我們還是要回到日常，藏人的生活裡沒有那麼多複雜的事，都是簡單的事情重複重複重複，上路朝聖之後，最終還是要回到日常。這是整個電影一個最基礎的態度。當然或多或少，作為導演我也很清楚，裡面偶爾還是要在對的地方加入一些戲劇的東西，做得緊張一點，小的高潮的段落，但只能是相對性的，不能用力太大。
T：影片中露出過幾次現代生活的銀色瞬間：村裡的晚上忽然來電了，電燈亮了，原來他們村裡是有電的；一輛現代的汽車撞壞朝聖者的車；快接近拉薩時，朝聖者們用一臺銀色山寨蘋果手機給家裡打去電話。就您跟藏人多年的相處生活經驗，您覺得他們對現代技術的態度是怎樣的？
Z：你說的這些影片中的瞬間，其實也來源於我們實際的觀察，尤其住在他們村子裡的時候，感觸很深，其實現代的東西他們都有，手機、電視、太陽能，但我們發現藏人基本不看電視，手機每家是會有一個，但用的比較少，直到今年，晉美才學會用微信傳照片給我，之前完全不會，手機主要就是用來打電話。你會覺得，雖然有了這些現代工具，但他們的生活方式還是半牧半農的，多少個世紀以來沒什麼變化，他們自給自足，物質上會有需求，但沒有什麼過強的慾望。片中有一家我記得後來還真揹回去一個洗衣機，他覺得洗衣機好像是需要的，還有生小孩的這一家，父親回去後想做一個旅店，就在318公路邊的村口那兒，幾個床位的那種，因為他們在路上的經歷打開了一些眼界，回來後思維上會有一些變化。
T：這群素人演員在拍攝過程中給留下你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麼？
Z：他們有過兩次停滯，就是覺得好像不能拍了。特別是在拉薩那場戲，他們在布達拉宮邊上磕頭，之前一路上他們也習慣了拍電影的那種一次兩次重複拍的模式，但在布宮那次拍到第三遍，他們突然不幹了，因為旁邊的藏民吐他們唾沫，他們逆時針往回走了，其他人就覺得他們犯了忌諱，他們內心感覺受到了侮辱，那天后來咱們就不拍了，回去休息聊天了。在那一刻，他們在演真實的自己，所以那唾沫真的是吐在自己的心上，這造成了一種身份的衝突，而職業演員就不會有這種問題發生。後來生小孩的一家的舅舅是小昭寺的喇嘛，喇嘛勸他們：“你們可能沒意識到你們其實在做一件非常好的事”，他們才放下這種焦慮。
T：你覺得漢族導演拍西藏和藏族導演拍西藏有什麼區別？
Z：藏族導演怎麼拍都對，漢族就有可能會不對，角度、分寸就變得很重要，獵奇的東西我們堅決不要，你必須深入到真實的裡面去，你才敢拍，你連這個都做不到，說實話你根本就不敢拍，對一個民族、一個宗教、一個地域如果只是浮光掠影的話，是根本不行的。
T：20年前您在拍《洗澡》的時候就已經展露了對西藏的某種情節，到如今拍完《岡仁波齊》，你覺得在這個跨度裡，西藏對你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麼？
Z：這麼說吧——西藏，它總是勾著你。前面去過那幾次，你心裡就知道，你會再去的，如果你是個作家、一個音樂家的話，你的筆觸當時可能就已經流出來東西了，但一個電影導演，心裡暗暗知道，早晚有一個電影會誕生出來。
T：您以後的創作會只專注於西藏題材麼？是否會迴歸都市類電影？
Z：像《向日葵》《洗澡》這類都市題材的電影，我還是會去做，因為這還是我真實生活的一部分，目前這個階段，只是把你靈魂裡的（西藏）這一部分呈現出來，人總是在不同時期會觸及到不同部分。
T：非常期待，也讓我們覺得難得可貴的是，您在創作和體驗上的無分別心，在某一種特定的形式中可以關照到普遍的問題。
Z：《岡仁波齊》其實曾經還剪過另外一個版本，結尾的岡仁波齊天葬臺，鏡頭一切，回到普拉村，清晨，和影片的開頭幾乎是重複的，尼瑪扎堆點酥油燈，唸經，斯朗卓嘎幾個人把犛牛牽出來，然後上山砍柴。這可能是我覺得真正的“回到日常，回到世俗”的結尾，其實關鍵就在於，在日常和神聖之間，你怎麼去建立這個橋樑。
《岡仁波齊》導演手記中的人物設定
●●●
附錄：朝聖者的日常器物
手板：用堅實的木頭和寬繩或皮子自制而成，用以在朝聖途中套在朝拜者雙手上，保護手掌不被磨損。
牛皮圍裙：堅韌的牛皮可抵禦跪拜時身體與地面的摩擦，減少損害，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還能擋雨、禦寒。
轉經筒：又稱“嘛尼”經筒，內裝有六字真言經卷，藏傳佛教徒認為，持誦真言越多，越表示對佛的虔誠，可得脫輪迴之苦，每轉動一次轉經筒，就相當於唸誦一次經文。
酥油茶與糌粑：酥油茶是中國西藏著名的飲品，由酥油與濃茶混合而成，常與糌粑一起食用，有禦寒提神止渴的作用。“糌粑”在藏語裡是炒麵的意思，青稞炒熟後的麵粉再用少量的酥油茶、奶渣、糖等均勻攪拌，用手捏成團食用，糌粑富有營養，熱量很高，也便於攜帶儲藏。
閱讀更多 醍醐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