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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绝大多数国人都看不到的纪录片，但我，仍然忍不住要写它。
2009年，女导演郑琼，把摄像机对准了三个孩子：甘肃山沟沟里的12岁女孩马百娟、复读了三次的咸宁男孩徐佳、还有从央美附中退学的北京姑娘袁晗寒。
他们都正处在自己人生的坎上，三年后、六年后，于是便有了纪录片《出·路》，便有了中国三个阶层孩子的十年人生轨迹。
（袁晗寒、徐佳、马百娟）
荐妈对于这样的题材，没有抵抗力。
《新华字典》上，有一个经典的例句：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但在现实是：他们的命运，将天差地别。
这几个孩子，是中国的缩影。观看他们，就是观看中国过去的十年。
影片结束后，我久久无语，他们的人生使我不得不思考：我们的命运，在出生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吗？读书是否还有用？在阶层固化的今天，我们是否还有机会奋力跃迁？
马百娟
让我最唏嘘不已、心里隐隐作痛的，是马百娟。
马白娟的家，是真穷。父亲是农民，母亲有智障，一家住窑洞，吃用冷水泡开的硬馍馍，缺水巨旱。08年他们全年的开销不超过50块钱。
用导演郑琼的话来说：那里的人都像蚂蚁一样讨生活。
（喂猪、做饭，她要干很多农活）
但我却无比喜欢这个孩子，她就是那么喜欢上学。
小学里只有5个学生，2个老师，一块黑板，四面白墙，要啥没啥。但当马百娟读着课本时，她眼里亮亮的，藏不住的笑意。像在教堂唱诗。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走过弯弯曲曲的山路，千山万水地去到十几里外的小卖部，高高兴兴地笑、小心翼翼地数钱——三张皱巴巴的一元纸币，外加两个一毛的硬币，买下了四本作业本。
仅此而已，但在回去的路上，她一路小跳，欢快地挥动着双臂，高兴得像个吃到糖果一样的孩子。
那时的她勤奋努力，坚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每天干完农活，在炕头上，读着书里的那些话，眉眼里透出对当下的满足，和对未来的希望。
（她在土坡上念着自己的作文，说，“长大后去北京上大学，然后去打工，每个月挣1000块，给家里买面，因为面不够吃，还要挖水窖，因为没水吃。”）
只是3年后，再看见她时，一切都变了。
靠着父亲存下来的低保金和打工的大哥攒的钱，一家人在宁夏中卫买下了一处房子，有电，有水，能吃饱饭。
但马百娟眼里亮晶晶的光却完全消失了，变得木讷麻木。甚至提出了退学。
退学后无所事事，她尝试去找工作，结果别人对她说：“你现在你去洗碗都没人要你，我们这里都是地毯，不需要扫地。前台要会电脑操作。”
没有得到工作的她，坐在村口的桥上，低着头在叹气，在摇头。
后来马百娟的父亲拒绝了拍摄，声称要拿两万块钱才给继续拍。
在最后的镜头里，我看到马百娟和几个年龄相仿、但已怀着孕的朋友，站在墙头，互相讨论谁的肚子大，讨论家长里短。
很快，这一切果然就轮到她了。2004年，16岁的马百娟嫁给了她的表哥。
我没有办法责备马白娟，在她的世界里，可能这就是她最好的路。
处于一个那样思想落后逼仄的环境里，她只能被安排，被动地接受自己的命运。或许中间，她有过挣扎，有过无数次想去坚持自己的梦想，但最终还是屈服于现实。
辍学、和自己的表哥结婚、怀孕，围绕着她的，就是这一个小小的院子，操持家务，照顾小孩，赡养父母。
只是我心里总是觉得可惜，那个说好要去北京读书的女孩，去哪里了呢？
徐佳
与此相对应的，是徐佳，但他从没有想过放弃读书。
第三次复读的他，已经有了恐惧，经常冒冷汗，手发抖，有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办法做题目。
徐佳的家里也并不富裕，住在城中村低矮、昏暗的平房，全家的开销，就靠母亲一人打工维持。
但考上大学，是逝去的父亲的遗愿。父母都是农民工，没有什么文化的他们在城市里受尽苦楚，他们并不愿意自己的孩子，继续吃没有文凭的亏。
我印象深刻地记得，徐佳母亲对着镜头，破釜沉舟地说：已经这个样子了，就不差那一年了，那就赌一年。
她爬在地上，也要让自己的孩子上大学。
小地方的孩子们，高考可能是唯一一个能够体现公平竞争的方式了。
但命运对徐佳是温柔的，最后，他如愿考上了一家还不错的大学——湖北工业大学。
但三年后毕业找工作，却是无比的艰难。
他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找到一份太平洋保险客服的工作，他打的第一通电话，话没有说完，就被对方挂掉。
这份工作徐佳并没有做多久。
几经辗转，徐佳最终把自己“卖给”了中电技术——工作难找，他没有太多选择余地。他心里有点空落落的，“待遇啊发展前景啊都很模糊，一下子把自己卖出去的感觉。”
在影片的最后，徐佳在拍婚纱照，准备与拍拖多年的女友结婚了。
未来对与徐佳来讲，还有很多的未知。在遍地大学生、高房价面前，他如何在城市中立根呢？买房、生娃、赡养父母等压力接踵而来，没有任何积蓄的他，很可能只能像陀螺一样麻木地不断旋转。
前路未必好走，但庆幸他手中，已掌握了更多的筹码。
袁晗寒
17岁的袁晗寒，跟他俩处在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跟空间里。
她是北京中产家庭的孩子，从小一路都是最好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但学校的考试有几门不及格，妈妈认为女儿天性不适应学校教，便主动为她从央美附中办了退学。
袁晗寒很“丧”。她不是那种壮志满怀的人，好像做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片子里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对付“无聊”这个敌人。“我恐慌的不是没事干，而是会不会一直没事干。”
但是，她却永远有路可走。
没多久，她骑着自行车，转悠到南锣鼓巷，一眼看中一间铺面，租金两万。
这个举动一看就不靠谱，但母亲还是义无反顾地支持她。“就当交学费了。”对于父母，爱好大过一切。
没有客人，很快，咖啡馆就倒了。接着，袁晗寒去到德国杜塞尔多夫，继续读艺术。
全世界顶级学者艺术家来这里讲学、开讲座，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资源，袁晗寒并不当一回事。
她带着自己的花兔子在草地上玩耍，和妈妈视频，自制卷烟，与朋友瞎逛瞎聊来消磨时间。
2015年，从德国回来，袁晗寒去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实习。公司聚餐的时候，他们讨论哪个vpn更好用。
德国让她感觉像一个发展到头的养老国家。虽然生活总是漫不经心，但她还想回国折腾一下。
同年，她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公司。像当初那个酒吧一样，家里人并没有指望她事业成功，她自己喜欢就好。
对袁晗寒来说，开公司，就像当年两万铺租开个店一样，试错成本是很低的。她可以选择学业，选择职业，也可以选择，随时换个目标。
三个故事下来，一个个片段在我脑海里翻腾，五味杂成，感慨万千。
读书还能改变命运吗？
读书不一定能改变命运，寒门确实再难出贵子，但对于底层人民来讲，这依然是最有效可达的途径。
马百娟是那么地爱读书啊，她看着书的时候眼里都有光，但没想到，最后她却提出要退学。早早嫁作人妇可能是更优选择，但她的人生也失去了腾挪的空间。
与之相对应的许佳，整个人生，都是在成长的。
复读的时候，他躲在一摞摞堆得高高的书背后，表情是麻木的。当时的徐佳，不擅长表达想法和情绪，面对导演郑琼的问题，他说的往往是一些空泛的励志口号。他没有自己。
但徐佳上大学后，导演再问他：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还觉得考大学是你惟一的出路吗？
徐佳说：不是。这就好像你吃了99个饼，到第100个，你就觉得饱了，但并不是前面99个没用。
他能说出这句话，是因为他跨过了高考的这一坎儿，到了更高一点的地方了。
但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读书，是指接受教育、保持学习，不仅仅指学习成绩。学习是终身的事，不仅仅是上补习班。
世界为何如此不公平？
有人出生即在罗马，他根本不用做什么，就已经远远地把你甩在了身后。你穷尽一生努力奋斗，却不过是别人的起点。
对于马百娟、徐佳来说，他们是不是应该怨恨袁晗寒呢？因为她生而拥有了他们所渴望的一切。
不是的。
虽然袁晗寒什么都有，吃穿不缺，她仍然会不快乐，仍然有她需要面对的问题：例如，如何面对无聊？人生有什么意义？自己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些都要靠她自己去寻找。
导演郑琼说：“在这个被单一成功学统治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受害者。”
的确，前面的人更容易拿到奖励，但并不意味着后面的人不能跑。在人生路上，每个人都要完成属于自己的比赛。每个人在自己的跑道里，有自己的步程。
起跑枪声响起的那一刻，不管起跑线在哪里，所有孩子都要鼓足了劲，在拼命向前冲。
父母，影响孩子的一生
这些孩子命运的背后，都有一双无形的手，暗暗影响着一切。
那就是孩子的父母们。
马百娟的命运，父亲早就盖章定论了。
马百娟十二岁才上二年级，因为早些年，父亲不让她读书，“念书没用，你念它干啥，念完考不上还不是回来种田吗？”学校几次上门动员，父亲最后勉强同意时，马百娟已经十岁了。
后来，父亲又说，“女娃娃除了嫁人，再没有别的出路。终归是别人家的人，书少念一点，够用就行了。”
当身处的环境所有人都这么灌输时，你就难以跳出去了。马百娟的人生注定不会有别的出路。
而造成这一局面的，不是贫穷，是思想。
而徐佳要感谢母亲多年的坚持，她一直很笃定地坚信读书是一条出路。徐佳能走到今天，离不开母亲。
同样的，袁晗寒也有一位无比包容的母亲。在传统教育中，袁晗寒应该就是一个差学生，但母亲却从不以传统教育的规则来限制她、要求她，反而容许她不断试错。
在这样的家庭中，袁晗寒最有可能活成她自己。
人的一生，就是一个混沌理论，影响它的因素如此之多，你永远无法预知结局会是怎样。
但父母的影响，无疑是最持久，最润物细无声的。
看完后这个片子后，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冲动：我要好好活成我自己。
因为只有我努力做好自己了，孩子才能言传身教，那么即使身处激流，也能保持在幸福的河道中央，稳稳前行。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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