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專家認為，企業債務風險是中國經濟最大的“灰犀牛”。今年以來，我國債券市場上已經出現20餘起違約事件，違約主體中不乏大型國有企業、上市民企。是什麼導致了企業負債增加和違約事件不斷？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發展又該如何應對挑戰？
流動性僵局
2018年3月14日，神霧環保公告，因公司流動資金較為緊張，16環保債未能如期兌付本息4.86億元，發生實質性違約。神霧集團下屬兩家上市子公司 “神霧環保”、“神霧節能”分別公告稱，神霧集團所持有其股份被司法凍結或司法輪候凍結，神霧集團整體的資金流動性陷入僵局。
6月12日，深陷債務危機的凱迪生態發佈系列公告，由於資金週轉緊張，截至6月8日，凱迪生態到期未清償的債務已達17.9億元。凱迪生態及全資子公司作為被告或被申請人涉及的訴訟合計138件，51個銀行賬戶被凍結，凍結金額達51.53億元。
除此之外，今年以來，企業債務違約事件頻發，還有大連機床集團、丹東港、川煤集團、中國城建、中安消、盛運環保等多家上市公司出現債務違約。受此影響，市場對企業債務問題的擔憂較前兩年明顯加劇，進而導致企業的再融資難度大幅上升，資金成本被迫走高。
在這種情況下，鵬元資信評估有限公司研究發展部資深研究員袁荃荃猜測，恐怕還會有更多經營惡化、盈利下降、現金流弱、負債高企的“高危”主體進入債務違約的行列，從而對市場造成更大的衝擊。
要圍獵這隻“灰犀牛”，首先，需找出導致中國企業債務不斷累積的原因。
“現在中國槓桿率最高的就是企業部門，出現企業債或者信用債違約，主要還是跟今年以來加強對錶外業務和‘非標’業務的管理有關。”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對《經濟》記者稱，在我國信用緊縮的情況下，企業的融資渠道相對過去幾年收窄，導致過去比較容易獲得資金的產能過剩行業或本身就已經是“殭屍”的企業很難拿到錢，公司治理不完善、信息披露不健全的企業同樣很難獲得資金，綜合原因導致了近期公司債的違約。
袁荃荃則告訴《經濟》記者，還有兩個層面的因素推動了企業部門負債增加。
一是隨著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穩增長壓力與結構轉型壓力長期並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越來越緊密地依經濟運行情況而適時調整，總體來看2016年之前財政政策偏積極擴張，貨幣政策偏穩健寬鬆，這為企業負債增加提供了政策環境。
二是企業實施大規模的投資計劃，通過外部渠道籌措債務性資金較多，本身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但現金回收卻比較慢，導致對債務性融資高度依賴。同時，債務性融資偏高而股權類融資偏低，短期性融資過多而長期性融資較少等，這都導致企業負債的持續增加和槓桿率的居高不下。
雙向降低風險
企業部門、高企的債務給中國經濟造成較大的隱患，因此，防止企業的債務違約風險從結構性風險發展為系統性風險，已經成為懸在中國經濟頭上的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若不能及時有效化解，必然會給中國經濟的平穩增長和轉型升級帶來阻力。
黨中央高度重視企業去槓桿工作，隨著降槓桿綜合措施作用的發揮，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槓桿率呈現穩中趨降態勢，初步遏制了快速上升的勢頭。據國際清算銀行統計，2017年四季度末，非金融企業部門槓桿率160.3%，較上季度末下降2.1%，連續6個季度環比保持下降。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2018年4月末，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56.5%，比上年同期下降0.7%；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65.03%，比上年同期下降0.76%。
“從國際經驗看，由外債引發的危機要遠多於內債。我國債務主要是內債，外債在總債務中的比重很低，並且我國槓桿率有高儲蓄率作為支撐，這與低儲蓄率條件下高槓杆風險有明顯不同，引發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較低。”國家發改委在回覆《經濟》記者相關問題時表示，我國當前債務風險總體可控。
可以說，自2015年我國開始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企業部門降槓桿越來越受到重視，也確實顯現出一定的成效，但總體來說成效並不顯著，企業降槓桿的成效也存在結構性分化，袁荃荃表示，雖然國企資產負債率仍大幅高於民企，但受益於近兩年約束國企新增負債、嚴控國企新上投資項目、大力推動債轉股等一系列改革舉措，國企的降槓桿成效明顯好於民企。
企業降槓桿的成效直接與自身因素相關。
“很多企業在籌資發債或者債券的運用上，不是以研發為主，而是擴大規模後去做金融。”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譚雅玲告訴《經濟》記者，一方面，擴張過快，可能跟預期收益率不一致；另一方面，企業在金融領域不具備專業優勢，帶來的損失也比較大。“對於企業來講，實際的生產力和創新力決定了發展的前途和遠景，但是很多企業產能過剩、粗製濫造的產品特別多，沒有高品質產品，所以儘管規模很大，收益率和利潤卻很低。”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金融協創中心研究員李虹含對《經濟》記者稱，我國的發債主體的範圍較為狹窄，多數限制在大型國有企業之中，且普遍認為大型企業有良好的信譽，有政府的支持，“大而不能倒”的共識反而使得部分企業將此作為庇護，在公司的治理以及經營上投入過少，且存在治理結構不完善等問題，“因而在發展企業債券市場的過程中不得忽視企業自身的建設與發展，要進一步加強企業自身的素質建設，促進企業債券市場的健康發展與穩步壯大”。
譚雅玲強調，我們的企業總是期待政策，沒有從自身能力的角度去做實際的工作，這是現在解決企業債特別大的問題。
矯正監管角色
債券違約對應的違約處置機制並未完善。袁荃荃認為，目前，我國大多數企業的融資結構很不合理，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債務性融資偏高而股權類融資偏低；二是短期性融資過多而長期性融資較少；三是融資渠道存在結構性缺陷，過度依賴銀行信貸。
對於第一個方面，應該在防風險的總體框架下，進一步鼓勵企業通過IPO、配股等方式從資本市場融資，儘可能地減少其對負債的依賴，同時還可以更大力度地支持企業盤活存量資產，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
對於第二個方面，建議相關監管部門儘快採取措施扭轉當前明顯的“金融短期化”現象，緩解實體經濟企業過度依賴短期債務資金來開展經營、投資活動的困局。
對於第三個方面，建議加大資本市場金融工具和品種的創新，儘可能地為企業提供更多適用性較強的融資渠道，比如投資基金、指數化證券等。另外，低效國企對資金的大量佔用也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一大問題，未來應加強對殭屍國企的出清力度，嚴格約束國企的新增負債行為，嚴格控制國企的新增投資項目，確保資金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
當務之急是完善債券市場管理，避免連續的違約事件衝擊市場，影響投資者信心。我國的企業債券市場缺乏完善的管理與監管制度，無法切實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也無法很好地規範投資者的過度投機行為。
“政府對於發行主體以及發行制度的行政管制，首先要做的就是矯正政府的角色定位，不應讓其繼續充當主導者的角色，要放下政府對發行主體的隱性擔保責任。”李虹含建議，將主要精力放在監管之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企業債券市場化的發行運作機制。
在風險控制方面，投資者在企業債券市場上的投資行為主要來源於對企業信息的披露以及對該種債券的信用評級，李虹含表示，控制風險的首要任務即完善資源評級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堅持公正、公開、公平三大原則，對信息披露進行監督，通過引進金融衍生品來達到分散，對沖系統性風險的目的，不僅有利於保護投資者的利益，而且對於穩定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有著良好的作用。
盤活不良資產
目前，我國金融領域主要存在“五大風險”，不良資產、債券違約、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風險、國際金融風險。
資芽網創始人張洛夫向《經濟》記者表示，當前銀行業不良資產反彈壓力較大，不良率穩中有升，雖然風險隱患不少，但總體在可控範圍。不良資產與金融危機一直是犬牙交錯，不良資產的增大引起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的深入又催化了更多的不良資產。不良資產的確是誘發金融危機的關鍵性問題，但不是決定性因素。
“什麼叫不良資產？美國發生金融危機時，通過量化寬鬆的方式印了很多票子，然後買一些資產，美聯儲買的那些資產，它的用詞是有毒資產，美國金融高度虛擬化，衍生品數量非常多，如果衍生品的估值低於原先買賣的估值，就成了有毒資產。而我們講的不良資產，往往指銀行裡抵押的流動性低、不好賣的資產。”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宏觀研究部主任賈晉京向《經濟》記者表示，從宏觀格局上來說，不良資產問題其實比以前要輕，現在中國人口從大城市往二三線城市流動，把之前的一些流動性差的抵押資產給接盤了，所以從宏觀來講，這種風險是在減小。
對於我國不良貸款產生的主要原因，張洛夫分析稱，不良貸款產生的原因是比較複雜的，既有歷史原因，也有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因素的影響，既有整個社會經濟環境的原因，也有商業銀行自身管理機制方面的原因。
“化解這一風險的難點在於，實體經濟不發展是銀行貸款最大的風險，只有實體經濟健康發展，銀行貸款風險才能得到根本性防範。除此之外，目前國內的徵信體系、大數據體系還在逐步建設完善中，風險控制依賴於數據和模型，對於模型策略的穩健性、可擴展性把握，是需要探索和解決的一個難題。”張洛夫說。
根據監管層最新的政策，對逾期90天以上的貸款全部計入不良，堅定不移地推動銀行暴露不良資產，在可以預見的未來裡，將會有更多的隱性不良資產暴露給資產管理公司進行化解，這也對不良資產的處置效率提出了新的要求。
對此，張洛夫表示，今天的不良資產行業蓬勃發展，已進入全面市場化階段，參與主體走向多元化，處置方式逐漸多樣化，業務環節進一步細分化，金融產品更加精細化，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技術，正在逐步提升行業水平，打破了信息不對稱的桎梏，讓不良資產高效流動，優化產業鏈上下游資源，進一步提升了行業效率，以激活存量資產，化解債務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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