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多有史家認為所謂的“康乾盛世”不過是一個被有意浮誇和虛構的“盛世假象。關於康乾盛世的說法最早可追溯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宣佈實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乾隆帝也宣稱“方今國家全盛，府庫充盈”。當時官員使用“盛世”一詞也較多，“盛世”，“全盛”等詞彙經常在清朝臣民之口出現。“康乾盛世”的這種歷史記憶便逐漸成形，也被文人學士廣泛接受，記載下來並流傳至今。其實被後世廣泛讚頌的“康乾之治”，實際上已經深埋下清朝走向衰落的種子。
政治上，康乾之時政治腐敗愈演愈烈。政風好壞，從來都關係到朝代興亡、盛衰隆替。康熙時代通過皇帝親作表率，吏治尚好，但是康熙帝本人以仁愛著稱，對一些腐敗的官員處罰較輕，導致康熙末年腐敗成風。雍正即位後加大反腐力度並採取一系列的補救措施，吏治有所好轉，但貪汙事件依然層出不窮。到了乾隆時期，吏治漸致大壞，特別到了乾隆晚年，一個和珅的家產竟能達到8億兩白銀，可見腐敗之烈，官吏以權謀私，權錢交易。貪汙腐化，賄賂行私層出不窮；文字獄也是愈演愈烈；六次下江南所至鋪張過盛，擾民有餘，連年的征戰致使國庫嚴重損耗；閉關鎖國政策使得清朝逐步落後於世界；當時人口暴增與鄉村土地兼併嚴重，許多農民失去土地，乾隆晚期到嘉慶時陸續爆發民變，清朝國力日漸衰落。
當時歐美國家紛紛走上民主政體，消除專制制度時，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卻在一步步收緊權力，18世紀，中國的君主制度發展達到頂峰，過度的中央集權制度嚴重地阻礙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最終導致中國傳統社會的發展陷於停滯，而且嚴重阻滯了中國由傳統向現代的變革之路。康雍乾的政治制度不合歷史潮流，大開倒車。
經濟上，國家雖大而不強。康乾時期的經濟規模確實比西方英國要大得多，但在經濟質量和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則遠不及英國。當時清朝統治者採取了落後的“重農抑商”政策，對工商業控制、壓抑、打擊，把工商視為“末業”，棉桑等經濟作物只准種在“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朝廷不但對民間手工業實行高額徵稅，低價收購，無償攤派；而且在政治上或則限制其開設，或則控制其流通，或則嚴格約束工人，或則指定特許的商人，對工商業的發展千方百計地壓抑阻撓。而工商業者沒有公開進行對抗的力量，只能匍匐在政權的腳下，任其蹂躪。雖然當時中國六個大城市的人口都超過世界最先進的倫敦，但是西方城市以工商業為本位，而中國大多數城市的繁榮依靠官吏、地主、軍隊及其附屬者的消費，而主要不是依靠工業製造與商業貿易。清帝認為興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對國家無利，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清朝時期的盛世都遠遜明代，具有歷史上罕見的全面頹廢崩潰之勢。
康乾時期國庫財政儲備充足，康乾時期，雖然曾大規模蠲免錢糧，但清朝治下的多數人民群眾依然衣不遮體，食不裹腹。尤其是清朝入關後所採取的“圈地為奴”政策和“沿海遷界”之政，更使中國京畿重地和沿海富庶地區無端出現了大量流民和災民。圈地給漢族人民帶來極大痛苦，所圈之地，原田主被逐出家門，背井離鄉。沿海遷界，僅僅為了讓盤踞臺灣的鄭氏集團得不到大陸的物資，清政府即強制沿海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個中國沿海地區所有居民遷移，而且，清政府的沿海遷界實質上是一次空前絕後的屠殺和掠奪。從江浙到廣東福建，沿海數千裡肥沃的土壤全部變成了荒野蓬蒿。1683年清軍攻佔臺灣後，康熙接受東南沿海的官員請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開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許與西方貿易。到了乾隆主政時期，清廷開始實行全面的閉關鎖國政策，使清國與世界脫軌。
清朝糧食產量雖然比明朝萬曆時期增長了一倍之多，但英國馬戛爾尼使團來中國訪問時，他們看到的卻是觸目驚心的貧困。中國人一見使團丟掉一些死豬死雞，爭先恐後跳下海，去撈英國人的棄物。 而接到使團的殘羹剩飯，對他們用過的茶葉，中國人總是貪婪地爭搶，都要千恩萬謝，然後煮水泡著喝。
軍事上，國內統一展示了清政府強大的軍事實力，而在國內和平的情況下，清政府軍隊逐漸腐敗，軍紀廢弛，裝備落後，當時中國是世界上人口較多、國土面積最遼闊的國家了，可就是如此體量的大國，清廷在歷史上幾次對尼泊爾、緬甸、越南幾個小國的戰爭，卻是屢吃敗仗。而且與西方國家相比，清朝軍事實力已經遠遠落後了。康乾盛世不過是因為這段時期很幸運，沒有遭受到較強的外敵入侵。英使團馬戛爾尼來到當時的清朝，清軍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歡迎操演。可馬戛爾尼卻發現，清方城牆瀕臨坍塌，士卒衣冠不整，隊伍的主要裝備還是弓、箭、矛、劍之類的冷兵器。因此，英國人斷定：“中國社會已經被卡住無法前進”，“它的繁榮已經結束”。
思想上，清初的文人學者，不滿民族壓迫和專制統治，較普遍地存在反清的民族思想，有些人還有進步的民主思想。但為了鞏固統治，康乾時期的統治者，採取文字獄的方式，殘害大量文人學士，知識分子只好潛心古籍考據。禁錮思想，禁錮人的創造性。當人類由傳統走向現代，最需要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時候，主導中國未來的傳統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體系，卻如一潭死水般的沉寂。
1792年，英特使馬戛爾尼在送給乾隆80壽辰的禮物中，有天球儀、地球儀、銅炮、西洋船模型、望遠鏡等， 還有英國最新的蒸汽機、棉紡機、織布機這些最先進的科技產品，然而清廷只是將之作為“貢品”、“玩好”收藏，根本未想到這裡的科技含義及其中的軍事價值。皇帝和大臣們對這些近代科技反應冷淡，只是認為天朝地大物博，無需與西方互通有無，可見其思想的固化。
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現在人口的增長上，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億大關，約佔當時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其實康乾時期中國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實際上是明代徐光啟大力推廣美洲作物番薯，使中國的國土可以養活更多的人民，而且大大延長了中國人的壽命。有學者甚至認為，這一時期，大可稱之為“番薯盛世”，其本質仍為明朝時期中國和世界經濟深入交流之歷史遺產，與對內實行民族壓迫、對外閉關鎖國的康乾二帝沒有任何實質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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