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一部讓所有豐縣人的警醒之作。
悄悄消失的豐縣傳統文化
在人文萃薈的豐縣，傳統歷史文化、古色古香的淳樸鄉風鄉俗、膾炙人口的美麗傳說，正在社會經濟日新月異的發展中，為了自身存在拼命的抗爭，一些濃醇的豐縣味正在發展中逐漸消失，人們欣賞的古豐遺俗漸行漸遠。
一些被拋棄、掠奪的豐縣文化正在成為異地文化瑰寶。
一、劉邦已成歷史，感情漸漸淡化。
本來，劉邦是豐縣出生的。
原籍問題，據說在兩個縣還產生一些芥蒂。
劉邦確實是豐沛人的驕傲。秦失天下，英雄逐鹿，劉邦在豐沛父老鄉鄰支持下，最終奪取了天下，入據長安，開創大漢朝四百年天下。
豐沛均有很多劉邦的傳說。作為出生地，劉邦也好，豐沛也好，總有割捨不清的感情。
對於豐縣，劉邦的老父親劉煓的感情更深。劉邦得了天下，封父親為太上皇（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太上皇），接到長安安享晚年。
但劉煓不久就鬧著要回老家豐縣。劉邦便請人到老家畫圖，依豐城原貌，在陝西臨潼築新豐宮（今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新豐鎮，）。
劉邦從豐縣將大批鄉親遷往那裡，劉邦自認為，他是讓地方鄉親跟著去沾沾光、享清福的。結果造成古豐縣人們的親人離散。據有的資料介紹，當時豐縣遷去三分之一的老百姓，在臨潼關的地方建立了一個新豐縣。
根據《臨潼縣誌》記載，新豐宮建成後，因為造的太像豐縣，遷去的左右鄰舍自認家門，帶去的雞鴨鵝犬自動歸戶。
西安臨潼區新豐鎮的很多居民，至今還自稱祖上來自徐州古豐縣。
豐縣人民被遷去這麼多人可不是好事。
中國人歷來最講究親屬關係，分居兩地的家人兄弟、親朋好友必然相互思念。農閒時節兩地豐縣人相互走動，也是人之常情。可是路途遙遠，交通不便，實在困難。
不是每個人都有條件跑到一兩千裡之外探望親友，委託前去走親戚轉朋友的親友順便代為探望，送一些盤纏錢，代問親人好，或者返途時送親友點路費。
久而久之，形成了豐縣特殊的問候語：“有盤纏錢嗎？”“有路費嗎？”“有錢花嗎？”我一九八四年秋第一次去豐縣，在農村這種問候不絕於耳。
當時他們解釋是豐縣人熱情、好客、慷慨，沒有人能夠解釋出這是漢高祖大遷民而形成的風俗習慣。
而這個問候語標誌著豐縣人民對大漢朝的建立，對關中經濟發展，乃至對漢字、漢語、漢文化、漢民族形成做出的巨大貢獻，實在感到遺憾。今天這種問候語再也聽不到了，取代的是“你好”等現代的標準問候語。
劉邦已成歷史，古豐、新豐歷史陳跡遺俗漸漸模糊，在日新月異飛速發展的現代大潮中更是蕩然無存。
這個流傳兩千多年的漢文化之源也在衰退、在消失了，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
二、杏花村遭爭奪，原始地無聲息。
唐代，著名詩人杜牧寫了一首《清明》詩：“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這首詩為中國的酒文化開闢了一個嶄新的意境，為中國的釀酒事業打造了一個響亮的品牌。
但是，杜牧沒有說“杏花村”在什麼地方，後世一些地方因為這首詩，爭得不可開交。竟然打起爭杏花村的京控官司來了，其實他們只是看重杏花村的商業品牌。
其中爭奪最激烈的是安徽池州、湖北滿城、山西汾陽三地。滿城因資料不夠過硬被首先出局。
汾陽大篇幅宣稱自己是古代的杏花村，用一些子虛烏有的傳說，標榜杏花村先後訛傳“繡花村”，更名“盡善村”。
池州更抓住杜牧在貴池任兩年刺史，一口咬定杏花村在池州。其實沒有任何原始史料、遺蹟支持。
由於沒有豐縣的參與，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當然裁決池州為“杏花村”原始地。
池州又是杏花村所在地嗎？池州杏花村旅遊網上的資料顯示稱，位於池州西郊的杏花村距今已有1300年曆史，唐代著名詩人杜牧任池州刺史，著《清明》詩使之名揚天下，邑人郎遂撰《杏花村志》，收錄進中國《四庫全書》。世人譽杏花村為“天下第一詩村”。
當然，山西汾陽杏花村的材料大談什麼與杏有關的制酒材料，及杏花開放的時間，甚至連無稽可考的所謂民間傳說也作為“證據”，但是史料中至今找不到杜牧在汾陽杏花村的足跡記載。
同樣池州雖有杜牧任職二年的記錄，但缺少杜牧進入杏花村的記載。
杜牧筆下那個杏花村到底在那裡?
我們還要從杜牧原詩中尋找。
能夠在雨紛紛的清明時節，體會到路上行人“欲斷魂”，要找點酒喝的只有作者自己。
牧童指引的有酒店的地方是“杏花村”不是別的什麼。杏花村到底在哪裡？只能從當時情況來看。
杜牧寫《清明》這首詩不可能是池州任職上所寫的，前往赴任池州刺史是唐武宗會昌四年九月，離開池州是會昌六年九月改任睦州刺史。
均不是雨紛紛的清明時節。
其餘時間裡杜牧作為當地的刺史，下雨天出去幹什麼？
體察民情嗎！是騎馬、是坐轎？還要飽受雨紛紛之苦。刺史大人管地出行有沒有隨從，吃酒難道沒有隨從服侍，這個嗜酒如命的刺史大人和隨從都不知酒家在何處，還要自己親自詢問牧童，池州說法者顯然無法解釋這些問題。
任職期間不可能一個人在雨紛紛的時間去趕路找酒店。況且，杜牧任職池州屬於升遷，何“欲斷魂”之有。池州也不具備杜牧飲酒作《清明》詩的心情及環境狀況。
一些地方“學者”聲稱杜牧沒有到過豐縣，其實並非如此。唐代江南及淮河下游去長安，豐縣為必經之地。徐州至
我們再從三地對杏花村的連續記載，杏花村究竟在什麼地方。杜牧，貞德十九年803年生，大中六年852年卒，一般認為，此詩應該為作者三四十歲時所作，把這時作為杏花村的最原始記錄。
假定杜牧作詩時為公元835年。各地爭杏花村，但都拿不出完整的杏花村記載及傳承。
汾陽第一次記載杏花村：1922年作家蕭湘在大公報發表遊記《詩人歌詠的杏花村》一文，文中寫道：“原來杏花村是山西汾陽的一個村鎮，距縣城約三十餘里”。
民國年間鄉紳劉天成所寫的《汾陽遺事》記載，“杏花村，多酒坊”。離杜牧的詩作已經一千一百多年了。
汾陽說法只能說明民國年間這個地方才稱杏花村。但舊中國兵荒馬亂、自然災害嚴重，人口不斷遷徙，村落經常易名，沒有任何延續記載情況下，但硬說他是一千一百年前的杏花村顯然沒有根據。何況杜牧從來沒有到過山西。
貴池的記錄比較早，清代貴池人郎遂（1654—約1739，字趙客，號西樵子，一號杏花村）編輯了《杏花村志》十二卷傳世。被搜入《四庫全書》。但離杜牧寫《清明》詩也有近九百年，其間也沒有任何文獻記載。
就是近代人寫詠吟池州杏花村詩句，也只是用“依稀”、“相傳”來敘述。顯然只是表對杜牧做過池州刺史。杏花村及酒店無任何史料可查。
而《四庫全書》選擇《杏花村志》一書稱：杜牧“‘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句，蓋泛言風景之詞，必以一村以實之，則話句反為滯相矣”。根本就不敢肯定自己所寫的志書就是杜牧筆下的杏花村。而是“泛言風景之詞”。
滿城杏花村資料更讓人啼笑皆非，本來蘇軾在《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二首》稱：“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明明早已遠離朱陳村的“舊使君”蘇東坡說的是曾經的事，不會在前來訪友的朋友家鄉的這個村。杏花村在朱陳，不在陳季常故鄉麻城。蘇東坡早已講得很明白。
我們再看看豐縣杏花村，唐代杜牧詩以後，宋代有蘇東坡的詩，蘇東坡在熙寧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豐縣屬於徐州。
明萬曆八年（1580年）時任豐縣縣令的莊誠曾寫詩道：“斷魂昔日尋沽處，異代而今尚有碑。勝地古來猶有跡，行人今去幾多時。
年年二月過春雨，日日斜陽照酒旗。好問東風乘一便，牧童歌裡泛清卮。”分明是在敘述杜牧的《清明》詩。並且指出當時“尚有（杏花村的）碑”。
明代隆慶本《豐縣志》載：“按《古今詩話》：徐州古豐縣有杏花村，東去二十里。
蘇文忠公題《朱陳村嫁娶圖》詩云‘勸農曾入杏花村’。” 而《古今詩話》（原書久佚）更是北宋年間李頎所作。清順治本《豐縣志》中的《杏花村》完全沿用此說。乾隆本《豐縣志》所記“杏花村，縣東南十五里，唐杜牧詩‘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即此”。
乾隆本《徐州府志》、同治本《徐州府志》、光緒本《豐縣志》，均採用乾隆《豐縣志》說法。
清代汪灝在《廣群芳譜》二十五卷·花譜·杏花：“詩話 徐州古豐縣朱陳村有杏花一百二十里，近有人為德慶戶曹，過此村，花尚無恙。”據民國時任教於史店（今華山鎮史店村）的尹子卿先生在講杜牧詩杏花村時講，杏花村即本村，村中老人講，明末村中仍有酒帘高懸，酒館羅布。盛時有九十九家酒罏，村中央一條南北大路，系當年九十九家酒罏雲集之區。這大概是全國記載最興盛的杏花村。
看來，只有豐縣關於杏花村的記載，才是唐代以來一直沒有間斷的記載。其餘均為千年左右斷代，何足為憑？！至於安徽宿州夾溝鎮草料場也稱杏花村或朱陳村，實屬近年人為臆造。留待下文朱陳村辨析。
古代豐縣是江南以及淮河下游去長安必經之路。根據《杜牧年譜》記載，杜牧一生至少五次路過豐縣。大和十年（835年），杜牧從揚州幕府掌書記赴長安任真監察御史。開成二年（837年）從長安請假去揚州看望、照顧眼睛失明的弟弟杜顗。大中二年（848年）九月，杜牧從睦州（今浙江建德一代）刺史位置上任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從建德赴長安。大中四年（850年）,白居易從長安自情外放為湖州刺史。大中五年（851年）升官考功郎中、知制誥，從湖州赴長安就任。五次均經過豐縣，難道對杏花村、朱陳村沒有耳聞。
特別是杜牧在湖州任上有一首著名的《悵詩》：“自是尋春去校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看來風流不羈的杜牧確實在湖州有“欲斷魂”的風流債。這首詩最大的可能是大中四年杜牧去湖州經豐縣所寫的。
三、朱陳遺蹟何在？古俗面目全非。
與杏花村同時還有一個朱陳村，白居易在《朱陳村》詩開頭即說“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是說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此後宋元明清，徐州和所屬豐縣的地方誌都一直堅持這一說法，但沒有明確具體地址。
清乾隆《豐縣志》記載，因為疏浚河道，在縣西二十里的趙村挖出一塊朱陳村碑，因此趙莊鎮的朱陳村被縣人認為是白居易所說朱陳村的所在地。
今趙莊有朱、陳二姓為名且相鄰的兩個村莊，當地認為即朱陳村所在地，並樹碑紀念。
在眾多關於朱陳村遺址的說法中，這是最為靠譜的一個。因為它特別符合白居易《朱陳村》的詩意，在徐州豐縣，而且還有乾隆年間記載的出土石碑為證。
朱陳村在徐州豐縣，自古是沒有多少異議的。今雖多地有朱陳村，地方史並無延續記載。偌大中國，重名村莊太多了。那個自稱春秋時建村的、最古老的臨沂朱陳村，殊不知當時朱姓尚未誕生。
不料半路上殺出了個程咬金，近幾年來，徐州不遠的宿州夾溝鎮草場村，被現代人稱之為唐宋時代的“朱陳村”，又稱為“杏花村”。對豐縣著名的兩村朱陳村、杏花村來個通吃。
宿州朱陳村是徐州黃新銘先生近幾年考察而認定。黃先生認為：宿州夾溝鎮草場村是白居易、蘇東坡吟詩的“朱陳村”。
“草場村在唐宋時叫朱陳村，也叫杏花村，村中兩大姓朱姓和陳姓。明初燕王朱棣北征時，發現這個地方適於屯兵，帶著軍隊在這裡駐紮下來，積草屯糧，朱陳村成了燕王的草料場，朱陳兩大姓被迫外遷，朱陳村也易名為“草場村”了。後來有家武姓遷此定居，繁衍至今”。
並根據：宿州市唯一市轄區埇橋區大龍泉寺，發現了一橫臥院中的石碑，是該寺的重修碑記，碑上刻著“大明國直隸鳳陽府宿州城北閔子鄉新豐集徐王陵西鎮頭村龍泉禪寺……天啟甲子（1624年）立。”
宿州人認為，這地方就是新豐集，唐以前是新豐縣。並認為白居易詩裡“古豐縣”的“古，故也”，這樣建設以死去或故去地名如詩。又稱“大龍泉寺”是白居易兩次吟詩的“流溝寺”。已經為龍泉寺題“流溝寺”碑文，並立了碑恢復以前的名稱。宿州人對“草場村”不叫“朱陳村”的解釋是：“明初燕王朱棣徵北在夾溝皇墊湖一帶養兵十二載，朱陳村被徵用為燕王軍隊的草料場，從此‘朱陳村’改名為‘草場村’。
朱陳二姓被迫全部遷出，請來燕王之母馬皇后（孝慈皇后，新豐集人）之表舅武忠一家來此看管草料。朱陳二家走後，此村便成了武家的天下”。筆者查閱一些史料，對上述說法不能認同。草場村從來沒有稱朱陳村或者杏花村，宿州歷代古籍甚至民間傳說根本沒有此說法。把這些考證放在歷史的大格局中更是風馬牛而不相及。顯然一些人是提供虛假的資料誘導別人為夾溝草場做出錯誤的論證。
1、把白詩中“古豐縣”說成是“新豐縣”即後來新豐集邏輯上根本說不通，當地不遠的徐州豐縣更古，才該稱為“古豐縣”，存在二三十年的一瞬間的小新豐縣談不上“故”豐縣。
東魏是北魏分裂出來的割據政權，公元534年建國。疆域在河南汝南﹑河南洛陽以東、江蘇徐州以北的原北魏統治的東部地區，東魏政權只存在十六年，也只有一代“皇帝”。高歡擁立年僅十一歲的元善見為傀儡皇帝，即東魏孝靜帝。高歡實際掌權期間土地兼併情況嚴重，社會矛盾與民族矛盾尖銳，內鬥爭激烈，外部大兵壓境，且屢敗於勁敵西魏的宇文泰。東魏政權為了平衡內部勢力，設置小得可憐的郡縣安撫官員。在這種情況下，在宿州北設立睢南郡，轄符離、新豐二縣。這個“新豐縣”比鄉大不了多少。
550年，高歡死後，其子高洋，廢掉元善見為北齊。
577年，存在二十七年的北齊又被宿敵北周滅掉。北周政權已不再沿用東魏縣制，隋統一中國後，於開皇三年（583）正式廢除睢南郡。東魏在舊中國正統的觀念裡，是不被承認的反叛割據的偽政權，所以睢南郡及屬縣不是被撤、並，而是直接廢除。
難道白居易竟無視古老的豐縣存在，把一個已經被廢除三百多年、只存在二三十年、不為國家正統史學所承認的割據偽政權所設立的新豐縣為“古（故）豐縣”。
2、白居易並未在宿州生活二十二年，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中原大亂，白居易父親徐州別駕白季庚“寄家符離”，送子女到徐州周圍及南方各地避亂。次年白居易“逃難於越中”。白居易第一首詩《江南送北客，因憑寄徐州兄弟》就是客居江南，懷念兄弟之作。貞元七年（791年）白居易二十歲回符離準備次年考壬申科進士，與張徹、賈諫等共勉學。
其間父親除襄州(今湖北襄陽)別駕，弟幼美夭亡。白居易自雲：“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瞥瞥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以致名落孫山。歸去襄陽父親任所。
貞元十年（794年）五月父親病逝，白居易扶靈至符離並守孝三年。守孝滿，兄幼文任浮樑縣主簿。白居易去浮樑，後家移至洛陽。貞元十六年九月外祖母去世，至次年六月白居易代死去父親去符離守孝。
《論語·陽貨》記載，封建社會的守孝制度是：“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漢以後更量化：居喪三年內，孝子不能在家居住。需要為父母守墓。在父母墳前搭個小棚子，穿孝服，睡草蓆、枕磚頭土塊，以此表達對父母的懷念。
守墓禁忌，不能外出應酬，不能在家居住，不能飲酒，不能吃肉，夫妻不能同房，不能洗澡，不能剃頭，不能更衣，春節不能貼紅對聯。難道還有興趣且為世俗允許寫詩！即便實際做起來管理的輕鬆一點，像白居易這樣官宦之家，也不會再去作《朱陳村》、《流溝寺》等詩。
四次到符離總計不是二十二年，而是五年多一點，一次逃難，當時白居易還沒有詩作問世，一次苦讀迎考，辛苦異常。兩次守孝，規規矩矩，根本沒有時間和心情在符離寫詩。從此白居易再也沒有到過符離。
3、《賦得古原草送別》及“古道”佐證不了夾溝，古道到處都有，倒是“又送王孫去”，怎麼能在偏僻荒村呢，應該在京都吧！是白居易在長安謁見顧況所作。唐朝張固《幽閒鼓吹》記載：“尚書白居易應舉，初至京，以詩謁著作顧況。況睹姓名，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卻嗟賞曰：‘道得個語，居即易矣。’因為之延譽，聲名大振。”後世宋代尤袤《全唐詩話》、吳曾《能改齋漫錄》、賈晞文《對床夜語》、明代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均做此考證。
同樣流溝寺詩作證明不了夾溝大龍泉寺就是流溝寺。在白居易去世前兩年，唐武宗李炎會昌三年（843年）四月，唐武宗下了一道“殺沙門令”， 長安城中一夜打死裹頭僧有三百多人。至會昌四年丞相李德裕對唐武宗李炎奏書稱：“臣某等伏奉今日製：拆寺蘭若共四萬六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並奴婢為兩稅戶共約四十一萬餘人（包括私立招提和蘭若即僧居奴婢十五萬），得良田約數千頃。其僧尼令隸主客戶，大秦穆護、祅二十餘人並令還俗者。”那時佛教寺院已經被一掃而空。大龍泉寺從名稱看不類隋唐古寺，疑似明代朱元璋這個和尚馬上得天下後多出現的廟宇。白居易沒有機會在宿州作詩，這個流溝寺也只能是白居易不知何時去過的另外地方。
4、至於燕王“朱棣北征草料場”之說更是於史不符。朱棣在遷都北京後，曾五次北征，但與南方的宿州無關。所謂燕王北征是民間訛稱“燕王掃北”，而實際上是“燕王掃碑”，即掃除祖碑汙點即“燕王靖難”。明太祖朱元璋死後，明惠帝朱允炆即位，對自己親屬藩王嚴格控制，最終採取“削藩”手段。朱棣一度採取稱病裝傻逃避迫害。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反抗逮捕起兵靖難。燕王與建文皇帝軍隊在河北攻防，兩年半時間，燕王始終沒有突破德州、聊城、濟南一線，並屢戰屢敗。建文四年四月朱棣不攻城池，直取南京，六月十三日攻佔南京。根本沒機會在宿州夾溝草場村養兵十二年。夾溝草料場養兵之說的傳說屬於耳食之言。只能是某一代起義軍在此收儲糧草。
5、至於“明初燕王徵北在夾溝皇墊湖一帶養兵十二載，朱陳村被徵用為燕王軍隊的草料場，朱陳二姓被迫全部遷出，請來燕王之母馬皇后（孝慈皇后，新豐集人）之表舅武忠一家來此看管草料，從此“朱陳村”改名為“草場村”，朱陳二家走後，此村便成了武家的天下”。又稱：“據朱德時介紹：宿縣東北地區，時村一帶，明代初年尚屬湖泊沼澤地區，燕王曾在此屯兵。最初有朱、陳二姓從外地遷來，以打漁為生，後來朱姓漸旺，陳姓外遷，始有附近的陳樓村。目前朱姓佔全村居民的四分之三，陳姓一戶也沒有。全村共有五百餘戶，二千三百餘人。清代居民為防盜，曾築寨牆，東西寨門上各有四塊方磚刻的字，東門上刻“紫氣東來”四字；西門上刻“朱陳古村”四字。毀於1958年。”
前後說法矛盾，前者說燕王屯兵於此，朱陳二姓被迫遷出。後者雲明初為屬湖泊沼澤，燕王屯兵後朱陳二姓遷來。至於陳姓外遷、寨牆、“朱陳古村”均無遺蹟可考，正史、野史、地方史、傳說等都沒有任何記載。明史及各種典籍更無武忠其人。且馬皇后死於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其母親的表舅恐怕活不到朱棣靖難的1402年吧。且建文、永樂與所謂“武忠”是同樣親戚，怎麼會能厚此薄彼！
6、蘇東坡不能到宿州夾溝勸農。 熙寧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僅二十三個月。其中熙寧十年七月大水。十七日河決曹村，直到十月十三日水才止住。次年二月朝廷“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及發常平錢米，改築徐州外小城，創大岸四”。並於“東門為大樓堊以黃土名之曰黃樓，以土實勝水故也”。“八月癸丑，樓成”。 “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
而符離自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劃徐州的符離、蘄縣，泗州的虹縣初建宿州。宋代符離縣屬淮南東路宿州所轄”。符離一帶自此從未復歸徐州管轄。治水、築城佔去蘇東坡徐州任職的一大半時間，剩下幾個月時間還有大量公務，偌大的徐州就跑不過來，哪有時間去宿州管他人瓦上霜！畢竟朱陳村、杏花村均為當時影響不大的小村落，對於日理萬機的知州蘇東坡來說反正都在徐州，豐縣、蕭縣各自有界線、歸屬觀念，對徐州來說就沒有這種觀念了。因此在豐縣、在蕭縣難免搞錯，因此蘇東坡把歷代都有記載的豐縣的朱陳村、杏花村說成在蕭縣也不足為奇。另一種《蘇東坡詩》注稱：朱陳村“在徐州豐縣，離縣遠而官事少，…無旅行役勞，民多壽”。
7、至於只有草料場是山區符合白居易詩，豐縣不是沒有山，只不過山少一點罷了。唐宋時期，豐縣尚有華山、嵐山、駝山、白駒山。詩詞文學作品中有真實與虛構的部分。在軍閥割據的時代，難道“有財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為村之民，死為村之塵。”不是虛構嗎。明顯是受陶淵明《桃花源記》影響。蘇東坡詩：“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朱陳使君是泛指徐州、豐縣一帶，蘇東坡是徐州知州嗎。只能說明這個“舊使君”管轄範圍包括朱陳村，而宿州夾溝草場村不在徐州知州管轄範圍內。
8、本來豐縣文化是獨具特色的文化，朱陳二姓均為豐縣大姓。西周初年，曹挾在邾建立邾國，轄今山東費 、鄒、滕、濟寧、金鄉等地，是一個小國。在“春秋無義戰”年代，邾國為了國家生存，不得不依附於周圍的魯、齊、晉、宋、吳、越、楚，保持平衡。國人先後被魯、吳、越、楚擄掠，國內矛盾突出，居民大量逃亡，但他們沒忘邾國。當邾國滅亡後，他們去掉“邑”以“朱”為姓，紀念失去的國家。故下邳、豐沛、盱眙、泗洪、一帶朱姓都是一個主要姓氏。陳姓自胡滿公，被周武王分封於陳(今河南淮陽)，由於後來的陳國國君不能勵精圖治，臣子也不能赤膽忠心匡扶社稷，君荒於上，臣嬉於下，政治腐敗，國勢很快便衰落下來。公元前479年，楚惠王以兵北伐，殺掉陳國最後一位國君陳閔公，陳國滅亡了。陳亡後，因陳國後裔陳完在陳內鬥中，避去齊國，改為田氏，已經奪得齊國天下。國人大量流向齊魯，豐縣一帶留居很多陳國人。眾多朱姓、陳姓，故豐縣稱之為朱陳村的不可能只是一個村。
這些朱陳村風俗習慣也不過大同小異。小農經濟的封建社會村落均驚人的雷同。至於哪個是傳聞千年的朱陳村，只有豐縣人自己知道。白居易雖然用想象、誇張手法寫出的詩，必然有他的原型。已經成為豐縣文化的精髓之一，超越了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陶淵明文給人一種虛無縹緲的感覺，當時的“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白居易文卻是實實在在的豐縣朱陳村。也是封建社會人們嚮往的理想社會。很多地方村落有類似豐縣朱陳村的風俗習慣。類似朱陳村不能代表他就是朱陳村，更不能以此取代而消滅豐縣的傳統文化。
四、華山掘為大坑，梁祝原型不存。
過去進入豐縣地界，就遠遠的看到一座山，這就是東華山或者豐縣小華山。
一九八六年我去豐縣，雖不算高的華山聳立在一望無際的平原上。凸顯的十分威武雄偉。
可惜黃河多次氾濫，攜帶大量泥沙堆積山下，越積越多，山就變得越來越矮。但更根本的原因是，農村建設需要石頭，豐縣最缺石頭。
農民不斷開山採石，從根本上毀了華山！也毀了華山臨近的嵐山、墮山，豐縣有山的歷史徹底消失了。而今東華山變為東華池了。
“山不在高，有仙則靈。”
華山雖不高，但其處於地勢顯要。遠古炎黃族團及東夷部落融合點，歷代兵家交通、攻防的要道，現代蘇魯豫皖結合部。
因此產生很多動人的故事。這些都是華山的靈魂、豐縣的精髓。豐縣同時又是全國最著名的人口輸出縣。隨著人口的輸出，豐縣的文化又傳播各地。
如鎮江也有個華山村，二〇〇八我去鎮江，到了位於鎮江新區姚橋鎮的華山村。
鎮江華山以三大古蹟聞名，其中張王廟祭祀大禹的大將張勃顯然是後人臆造。村中有一棵一千五百年樹齡的張天師手植銀杏樹。張天師是豐縣人，從第四代張天師居龍虎山。但無論天師張道陵本人及以後傳承天師，均沒有到過鎮江的記錄。只能說在鎮江定居的豐縣人或者道教徒崇敬張天師所為。
華山村還流傳著一個美麗的傳說故事，：
《古今樂錄》載：“《華山畿》者，宋少帝時懊惱一曲，亦變曲也。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啟母。母為至華山尋訪，見女具說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臥之，當已。少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載，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且待須臾。’妝點沐浴，既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為儂死，獨活為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棺應聲開，女透入棺，家人叩打，無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女子唱的為《華山畿》第一首，共二十五首。歷代文學把《華山畿》定位為《南朝樂府》，也確實為《樂府》聲韻。
但鎮江一帶南北朝以前唱的是吳歌，《華山畿》二十五首根本不像吳歌。兩者區別很大。吳歌受以屈原為首的《楚辭》影響，不同於北方歌謠，故孔子刪纂《詩經》，獨不取楚風。二十五首南朝樂府聲韻，足見《南朝樂府》是吳歌受到來自北方《樂府》的影響，而產生的新的變體。
我們再看看《華山畿》的“畿”字怎樣解釋， 古代稱靠近國都的地方為畿如京畿。華山畿當然是靠近華山的地方，而鎮江姚橋僅僅有一個名叫華山村。產生《華山畿》只能靠近華山的畿。
是不是豐縣人把《華山畿》，帶到了吳下，影響原來的吳歌呢，答案是肯定的。西晉經歷“八王之亂”，國家衰敗。
北方出現少數民族崛起，形成“五胡亂華”，士大夫階級紛紛逃往淮河以南。東晉統治者為了解決逃來的北方士族與當地的南方士族的矛盾，在南方設立一些北方士族僑居南方的“僑郡”。
北方州縣在南方僑居的州縣。
就在京口（今鎮江）設立了南方僑居徐州。晉安帝義熙七年(411)，開始把淮北原來的徐州稱為北徐，治銅山。淮南京口的徐州稱為徐州，治京口。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加南方徐州曰南徐，而淮北徐州改稱徐。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又把江南京口的徐州改為南徐州，治京口。
豐縣在北方時原來屬於徐州，士族到了江南當然居住京口的南徐州。既然鎮江有個徐州，徐州里面也應該有個華山的村落。為了紀念自己家鄉，在山清水秀的江南，選一個地方作為自己的家鄉華山的村落也是順理成章的。所以至今無法查證出鎮江姚橋華山村，在南北朝以前即徐州人僑居以前的名稱叫什麼？起源於豐縣的道教張天師來搬了，家鄉的美麗動聽的故事、詩歌《華山畿》必然也帶來了。
這個《華山畿》，可是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中《梁山伯與祝英臺》的原型，豐縣不遠的地方山東省微山縣馬坡鄉也是著名《梁山伯與祝英臺》之鄉。看來《梁山伯與祝英臺》應該最早起源於北方，最初的原型來自豐縣華山的《華山畿》無疑。清朝初年浙江嘉興秀水人朱乾對古代詩歌進行多年的認真考證，寫出《樂府正義》一書，對《華山畿》是這樣評論的：“南徐州，劉宋時淮南地也。雲陽，曲阿也。華山當是豐縣小華山。
《樂錄》（即《古今樂錄》——筆者注）之說甚誕，未足信。”《華山畿》是民間傳說愛情故事。他的原型在豐縣一帶，“永嘉南渡”移民帶去了江南，讓江南的山清水秀更給這個美麗的傳說增添了潤色。演化成了婦孺皆知、流傳千秋萬代《梁山伯與祝英臺》。
《梁祝》也好，《華山畿》也好，本來都是傳奇故事。鎮江豐富的文化底蘊演繹這個膾炙人口民間故事，為這個美麗的傳說完整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鎮江人資料稱二〇〇六年在華山村發現疑似南朝古墓群之一的合葬墓神女冢。
二〇〇七年年三月二十九日《華山畿和華山畿的傳說》被江蘇省人民政府批准為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我們為鎮江祝賀時，更應該探究一下他的根源。以此挖掘一下東華山的歷史文化。
豐縣雖不是一個很大的縣，但卻是一個文化大縣。豐縣古來就是一個移民人口輸出的大縣。漢朝得天下，三分之一父老鄉親遷去長安，定居臨潼。永嘉南渡，大批士大夫避居淮南，定居京口。
秦始皇統一中國，由於暴政肆虐，僅三十六年而國亡。劉邦在豐沛父老鄉親的支持下，團結各地精英，重新統一中國。眾多豐沛老鄉，在朝為官，三分之一豐縣父老鄉親西移長安，同各地同胞一起，在最初形成統一國家時期，奠定四百年漢家天下的穩定發展。漢字、漢語、漢文化統一的中華民族文化，奠定了統一的中華民族（漢族）走向。而大多數移民都是“反認他鄉是故鄉了”。
豐縣子弟為中華民族的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對自己的家鄉建設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浩浩蕩蕩的黃河之水，帶來的泥沙埋葬勤勞勇敢的豐縣人民創造的歷史文化遺蹟。遊動四方的豐縣兒女將豐縣文化傳播全國各地，在融合與演變中悄悄消失。
豐縣人也太不注意保護髮揚自己的傳統文化了，叫了千年的杏花村卻因張姓人多，杏樹成行改俗稱杏行村或張杏行。在一些地方紛紛製造子虛烏有名稱假稱杏花村時，豐縣卻自己放棄了名稱。等於放棄了自己的歷史文化。
當上千年沒有杏花村記錄的貴池、汾陽，在沒有任何依據提出杏花村時，一九八六年版本的《豐縣簡志》竟說：“中國的杏花村是很多的，杜牧詩中杏花村到底是指哪一個？各說證據皆不確絕，今已無法考證”。
在汾陽、貴池、滿城打起杏花村官司的時候，唯一有一千多年完整的歷史記錄、最有資格的稱自己是杏花村的原始地的豐縣，竟然缺席，卻當起局外人來了。
老祖宗的記錄不相信，上千年的傳統文化不堅持，自己打起退堂鼓來了。
同時，自然資源十分缺乏的豐縣人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教育下一代。豐縣高中，長期以來在周圍地區教學質量、輸出人才名列前茅。
豐縣歷代走出的這麼多中華民族精英，又對豐縣的經濟文化建設有多大的返哺貢獻。而南朝劉宋政權的開國皇帝劉寄奴，出生而母喪，寄居下邳外祖父家。
後來做了皇帝后，還免除下邳三十年國稅皇糧。現代很多各地地方政治、經濟、文化名人不是在家鄉建立各種紀念館嗎。為家鄉經濟文化建設做出很大貢獻。
其實，保護豐縣的歷史文化對一些走出豐縣的文化精英來說，只是舉手之勞。回家看看，查查歷史資料，豐縣先人留下的優秀的傳統歷史文化就一目瞭然。
筆者認為，輕率的對地方文化特色定格，也是造成地方傳統文化消失的主要原因。地方的文化特色，是地方几千年的歷史文化積累和沉澱。
任何以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文化，作為地方的特色文化定格難免顧此失彼，從而扼殺了其他時代、其他地方的優秀的歷史文化。
坦率的講，徐州地區的“南秀北雄、楚韻漢風”文化定格，並沒有給傳承徐州及各縣的歷史文化增添多少正能量。徐州之南，早期為楚地，文明之風遍中原時，被視為荒蠻之地，民風粗獷，故孔子刪詩書，獨不取楚風。
北方文化發展，儒家禮樂仁義治國，民風秀麗。而後，中原人南渡，文雅之風遍江南，南方人秀麗。彪悍的蒙古鐵蹄介入中原，北方人強悍。秀與雄只是相對的。
楚漢在的徐州共存文化是戰爭文化，何風韻之有？歷史上先秦楚、西楚在徐州均存在很短時間，楚風不可能是徐州文化的主渠道。漢的出現時已經天下統一，漢文化成為全國共性文化，全國共性文化同等不了徐州及豐縣特色文化。與其說 徐州特色文化，倒不如以氣功保健、飲食為主的古彭文化是徐州文化的源頭。豐縣特色文化倒不如說是漢源文化或華山文化，至少大漢之源來源於豐沛文化。
中國古代就有十里路不同俗的古語，上下一致的諸如“楚韻漢風”只能抹殺各地的文化特色。當哪一個人發表個人觀點，當然允許人家對，也允許人家錯，要尊重人家的辛勤勞動。
諸如朱陳村的認定，但眾多“學者”、“教授”不加分析，一股腦的歡呼認同，使一個令人尊重的詩人、文化態度嚴謹的文化人失去自我完善嚴肅規範、進一步考證的機會。
這些“學者”、“教授”的文風，不能不說是現代史學界、文學界的一個悲哀！支持一個地方的文化發展，倒不如利用掌管的文化資源，幫助人家挖掘整理先進的歷史文化藝術。
崔學法 2016.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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