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只有一個肉身生命，更有一個超越於肉身的內在生命，它被恰當地稱作靈魂。外在生命來自自然，內在生命應該有更高的來源，不妨稱之為神。
老天給了每個人一條命，一顆心，把命照看好，把心安頓好，人生即是圓滿。把命照看好，就是要保持生命的單純，珍惜平凡生活。把心安頓好，就是要積累靈魂的財富，注重內在生活。
我們的問題正在於太“唯物”了。只承認物質現實，不相信精神價值，於是把信仰視為迷信……這個時代有種種問題，最大的問題正是信仰的缺失。
我給自己處理人際關係確定了一個原則，就是尊重他人，親疏隨緣。
物質的貪慾是社會刺激出來的，不是生命本身帶來的，其滿足誠然也是一種快樂，但是與生命的快樂比，它太淺，與精神的快樂比，它太低。
哲學是人類的鄉愁，是對人類永恆故鄉的懷念和追尋。在哲學家心中，這種鄉愁格外濃郁，他們知道，地圖上的國家和城邦旋生旋滅，都不是真正的祖國。於是，作為人類的使者，他們走上了探尋真正的祖國的旅途。對於他們來說，胸懷宇宙不是一個比喻，而是一個事實。他們決心探明整個世間的全貌和本質，在那裡找到人類生存的真實意義和可靠基礎。所以，一切鼓吹狹隘國家利益和民族仇恨的哲學家都是可疑的。
常常有人舉著愛國的尺子評判人，但這把尺子自身也需要受到評判……唯有從人類真理和世界文明的全局出發，知道本民族的長遠和根本利益之所在，方可論愛國。因此，偉大的愛國者往往是民族歷史和現狀的深刻批評者。
古希臘哲人比亞斯說：“一個不能承受不幸的人是真正不幸的。”彼翁說了相同意思的話：“不能承受不幸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不幸。”
蘇格拉底有一句名言：“一無所需最像神。”所謂神，就是純粹的精神，完全擺脫了身體之需，因而是絕對自由的。
盧梭為其驚世駭俗之論辯解說：“誤用光陰比虛擲光陰損失更大，教育錯了的兒童比未受教育的兒童離智慧更遠。”
他（羅索）強調：教師愛學生應該甚於愛國家和教會。針對今日的情況，我要補充一句：更應該甚於愛金錢和名利。
強大的“行政文化”無處不在，支配一切。它用量化、程序化的方式管理教育，迫使藝術教育不是對藝術和學生個人負責，而是向上負責。這使中國城市建設呈現的不是建築設計，而是“權力景觀”、“行政景觀”。
卡爾維諾列舉經典作品的特徵，有兩點最為精闢：一部經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讀都像初讀那樣帶來發現的書；一部經典作品是一本即使初讀也好像是在重溫的書。閱讀經典之妙，正在於發現和重溫的雙重喜悅。來源於沾花如雪美文網
好奇心旺盛的大人往往童心不滅。書中引證了王爾德的一句極其精闢的話：“我們都在深溝中，但其中的一些人卻在仰望星空。”
于丹對受眾們的影響是積極的嗎？我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在當今這個重功利、輕精神的社會，我們需要提醒心靈生活的有效聲音，從反應的熱烈看，于丹的提醒似乎十分有效。我的一點保留是，她過於把心靈生活歸結為心靈的快樂了。
“《論語》真正的道理，就是告訴大家怎樣才能過上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的生活。”這個斷語下得太輕率，遺憾的是，它貫穿於對《論語》、《莊子》的全部講解，諄諄教導人們，對於任何會使心靈不快樂的事情都要看淡和順應。這就可能會把受眾引向一心一意做順民的平庸之路，從而消解我所期待於她的積極影響。事實上，無論《論語》、《莊子》，還是柏拉圖、《聖經》、佛經，核心的東西都是世界觀，而每一種世界觀都有著特殊而深刻的內涵……凡深刻的世界觀，所達致的心靈狀態決不僅是快樂，必定還有博大的悲憫，對於社會現實的關係也決不僅是超脫，必定還有堅定的批判。
愛生命比愛國更根本。
在我們以儒家為主體的文化傳統中，所缺少的正是尊重個體生命這樣一個極其重要的觀念。因此.在道德領域，儒家的“仁”最後落實為“孝”和“忠”，所強調的始終是忠君愛國，是個人為集體和國家而犧牲。在社會秩序方面，則是長達數千年的人治即家長式統治，長官意志支配一切。現在，我們正在實現社會轉型……但這個轉型必須有另兩個轉型配套，方能成功。其一是人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轉型，其二是以忠君和愛國為核心的道德向以正義和仁慈為核心的道德轉移。
波茲曼說，媒介就是認識論，媒介變了，認識事物的方式就變了，產生了一系列的後果。如果說過去的時代出大師和偉人，那麼，我們今天這個時代出的是明星和偶像。
人到中年以後，也許在社會上取得了一點兒虛名浮利，這時候就應該牢記一無所有的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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