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鄧小平16歲時去法國勤工儉學，1925年成為中共旅法支部負責人之一。他積極投身黨的活動，遭法國政府追捕，被迫於1926年1月從巴黎轉移到柏林，又從柏林出發，經波蘭抵達紅色之都莫斯科，先後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和孫逸仙大學（即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革命理論和軍事。
在莫斯科的一年間，鄧小平經歷了許多人和事，感受著前所未有的組織生活和蘇共推行新經濟政策下的市場活力。
進入東方勞動者
共產主義大學
1926年1月7日，鄧小平按照中共旅歐支部決定，和傅鍾、李卓然、鄧紹聖等17人乘火車離開法國前往蘇聯，於1月17日抵達莫斯科的白俄羅斯—波羅的海火車站。中共莫斯科支部的代表到車站迎接鄧小平一行，並把他們帶到苦行廣場（今普希金廣場）附近的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於1921年創辦，是在一個修道院的原址上建立的。學校既為蘇聯東部地區各民族訓練革命幹部，也為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壓迫的東方國家、殖民地培訓革命幹部，是蘇聯最大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大學。當時在讀學生1664人，其中有中國學生35人(大多為黨團員)，1922年為42人。1923年，蘇共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會被裁撤，大學的管理權轉至共產國際東方部。大學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也稱為“斯大林共產主義大學”。1923年，中共旅歐支部派來趙世炎、陳延年、陳喬年、王若飛等12人進入東方大學學習。之後中國學生逐漸增多，佔據了近一成，而他們多數和鄧小平一樣，是從歐洲的法國、德國過來的。當時中共和共青團歐洲支部的300多人中，有200多人都先後來到莫斯科學習。
鄧小平一行到達莫斯科那天是週日，但學校派專人值班，並已經給大家準備好了學生證。為了保密，大學人事處的工作人員給新來的中國學生起好了俄國名字，鄧小平的俄文名字叫伊萬·謝爾蓋耶維奇·多佐羅夫，學生證號碼是233。鄧小平的叔父、中共黨員鄧紹聖則取名弗拉基米爾·尤利耶維奇·達尼利內姆。
中共和共青團歐洲支部的領導人任卓宣(即葉青，曾任中共旅法支部書記，後叛變，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俄文名叫拉斐爾，已先於鄧小平兩個月來到莫斯科。在巴黎和里昂時，鄧小平曾在他的領導下工作過幾個月。在鄧小平到來的前幾天，任卓宣被選為中共莫斯科支部書記。按照黨的軍事化管理紀律，1月19日任卓宣給所有來東方大學的同志辦理了重新加入中共組織的登記手續。
從1921年12月組織建立起，支部的領導就確立了秩序，要以鐵的紀律驅除從封建落後、陳舊腐朽的父權社會傳承來的舊思想和舊觀念。同學們被分成幾十個小組，每組4至5人。黨支部每週開一兩次大會。每次會短則兩三個小時，長則四個小時。會場氣氛非常緊張、熱烈，內容大部分是“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是一種相互交織、不留情面的“思想鬥爭”，被批評和批評互為因果，參加者互為批評者和被批評者，形成了開會時面紅耳赤的“思想鬥爭”之“激烈”狀態。
到莫斯科後，鄧小平組織紀律性很強，他按照黨組織要求，在黨支部大會上做了嚴厲的自我批評。他同時向黨支部遞交了書面聲明：“我來此雖不久，團體對我已有很正確的批評，使我知道自己的缺點，向著自新的路上走去，向著使我成就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路上走去。我已有改我的錯誤的決心，使自己得到進步。”
來到中山大學
中共莫斯科支部總部並不在東方大學，而是設在坐落於沃爾洪卡街16號的中山大學。
這所新創建的革命者大學，在鄧小平到達莫斯科兩個月前才創辦。1923年後，中國革命形勢迅速發展，孫中山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在共產黨幫助下改組國民黨。6月，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中共確定了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方針。1924年1月，國共實現第一次合作，中共黨員在保持政治和組織獨立前提下，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從而建立了反帝統一戰線。中國國內革命形勢迅速發展，國共雙方深感革命幹部力量不足，要求增加在蘇聯的培訓人數。在此情況下，蘇聯於1925年建立了中山大學，專門招收中國學生，中山大學成為了中國反帝統一戰線的教學中心、培育中心。課程主要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和國際工人運動史，目的在於用馬克思主義“培養中國共產主義群眾運動的幹部，培養中國革命的布爾什維克幹部”。
與東方大學不同的是，中山大學主要是為中國革命者開辦，招收中共黨員和中國國民黨黨員。1925年底，在蘇聯駐廣州國民政府政治顧問鮑羅廷的參與下，國共雙方共挑選了310名學生準備送往中山大學培訓。第一批學生118人於1925年11月抵達莫斯科，其中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至少有103名。1926年1月，有10名在德國學習的國民黨黨員進入中山大學。不久，鄧小平一行赴蘇學習，他們先進入東方大學，在到達莫斯科12天之後，就轉到中山大學去了。
1926年1月29日，鄧小平拿到了中山大學的學生證，他的學號還是233，俄文名仍舊是多佐羅夫。中山大學給每位新來的同學發放了全套的生活用品：衣服、大衣、肥皂、牙膏和牙刷，分配了宿舍。第二天，也就是1月30日（星期六），鄧小平終於坐到了課桌前。
中山大學的教學計劃安排得非常豐富。學生首先要學習俄語，第一學期俄語學習時間特別長，每週6天，每天4小時。具體的課程是：中國革命運動史、通史、社會形態發展史、哲學(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以《資本論》為主)、經濟地理、列寧主義等。中山大學還有一門重要課程就是軍事訓練。
學期設置為2年，每週上6天課，每天8個小時，從1926年下半年開始改為週一至週三每天8小時、週四至週六每天6小時。學習方法是教授先講課(用俄語，但有中文翻譯)；然後學生提問，教授解答；再然後由學生開討論會，自由辯論；最後由教授作總結髮言。
鄧小平在法國“勤工儉學”主要是在做工並參加革命活動，而在中山大學是全新的馬克思主義基礎性理論學習，因此他積極吮吸著知識的營養。鄧小平曾說過，他來莫斯科就是為了“弄清楚什麼是共產主義”。他在填寫中山大學入學履歷時寫道，“我過去在西歐團體工作時，每每感覺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發生錯誤。因此我便早有來俄學習的決心。不過因為經濟的困難，使我不能如願以償”，“我更感覺到而且大家都感覺到我對於共產主義的研究太粗淺”，“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務使自己對於共產主義有一個相當的認識。我還覺得我們東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頗覺濃厚，而且思想行動也很難系統化，這實對我們將來的工作大有妨礙。所以，我來俄國的志願，尤其是要來受鐵的紀律的訓練、共產主義的洗禮，把我的思想行動都成為一貫的共產主義化。我來莫斯科的時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堅決地把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從此以後，我願意絕對的受黨的訓練，聽黨的指揮，始終為無產階級利益而爭鬥。”
中山大學把學生分為30個小組，每組25至40人，鄧小平被分在第七學習小組。分在該組的學生被認為，將來無論在共產黨內還是在國民黨內都是更有政治前途的。和鄧小平同在一個組學習的有傅鍾、鄧紹聖，還有蔣經國和汪精衛的外侄陳春圃（陳璧君的遠房侄子）、于右任的女婿屈武，以及後來成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組織部部長的谷正鼎，後來成為國民黨行政院內政部政務次長的鄧文儀和肖贊育、谷正綱等。第七組又被稱作“理論家小組”。
中山大學是用俄語授課的，而俄語是極難學的語言，成為學生們學習的最大障礙。但鄧小平並沒有畏難，他經常在圖書館一坐就是幾個小時，孜孜不倦頑強地學習著。因此，他的社會學科課程和公共課都得到了優秀的成績。大學裡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布哈林著作的不少中文譯本，這些書鄧小平都特別重視。
感受蘇共新經濟政策下的市場經濟活力
1926年的蘇聯還在繼續實行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實際上就是在布爾什維克黨的掌控之下，發展市場經濟。這對鄧小平之後理解好中國國情，處理好計劃和市場的關係有著巨大影響作用。
莫斯科的日常生活充分顯現了新經濟政策的成果，國家和個體並駕齊驅的生產模式，使蘇聯的市場更加繁榮，整個社會經濟蒸蒸日上。中山大學裡的生活水準很高，食品供應充足，從沒缺過雞鴨魚肉，一日三餐營養豐富，比如早餐，有雞蛋、夾著奶油的麵包、牛奶、紅腸和紅茶，有時甚至還有珍貴的魚子醬供應。學校的後勤服務也極為周到，當中國學生厭膩了俄國大餐時，學校就趕快請來中國廚師進行改善。學生的業餘生活也很豐富，各種活動組織得很多：參觀博物館、各種展覽、看歌劇戲劇等。1926年夏天，學校還組織鄧小平等學生去列寧格勒遊覽，領略了這座北方水城的美麗風光。
當時的蘇聯，內戰和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創傷尚未完全恢復，但是，年輕的蘇維埃國家對中國學生盡全力給予生活上和學習上的保障。蘇聯國內成立了中山大學促進會，籌集辦學經費。中山大學每年預算約為1000萬盧布，而且為了給中國學生必要的外匯(如回國費用)，還動用了政府本來就十分短缺的外匯。
黨小組組長：批評與自我批評
在中山大學就讀期間，黨務工作佔用了鄧小平大量時間。開學後不久，鄧小平就在中山大學全體團員會議上被選入學校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局，而第七小組的黨員同學推選他為黨小組組長。
由此，鄧小平也被捲入了尖銳的派系鬥爭中。1926年初，任卓宣提出“會議第一，學習第二；實踐第一，理論第二”的口號。學生中出現了關注黨務會議的一派，以及將注意力放在學習上的一派，後者被公開抨擊為“學院派”和“個人主義”，而沒有堅持到會議結束就去食堂吃午飯的學生，則被批判成“小資產階級”和“利己主義者”。許多師生對此不滿，校長拉狄克本人表示出更加強烈的憤怒。1926年2月18日，在中山大學全體黨員會議上，拉狄克和中共莫斯科支部的領導者進行了討論。此後，他親筆草擬了支部的工作計劃，包括號召中共學生黨員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孫中山思想，要求任卓宣對其他學生自由思考或討論與中國革命相關的任何問題都不要干擾。
時年22歲、來自安徽農家的團員陳紹禹（即王明）深得拉狄克賞識，成了學生領袖，他批判任卓宣的理論和實踐方針。6月放暑假時，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學生們去了莫斯科近郊的塔拉索夫卡療養院。陳紹禹和他的同學在那裡召開全體會議，反對任卓宣和其他莫斯科支部的“老闆”，會議持續了4天，直到校長拉狄克來到塔拉索夫卡，以聯共（布）中央、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學校校長的名義宣佈取消莫斯科支部，並研究於近期將中國學生黨員轉入布爾什維克黨。1926年夏，任卓宣回國。
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所有中共黨員，都按照布爾什維克黨中央組織局的決定，成為由校黨委領導的聯共（布）候補黨員。中山大學黨務工作方法實際上並沒有改變，所有黨、團成員還像以前一樣要參加黨的會議，還有其他形式，如分組討論、“現行政策小組”會，會上要求他們公開表明對黨的領導的忠誠。中山大學黨委書記謝德尼科夫向學生們灌輸：現在黨內不能有任何民主，只有在黨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之時才能談黨內民主。
這一切並沒有擾亂鄧小平。他能嚴格遵守黨的紀律，接受大多數人的觀點。1926年6月16日，中山大學中共黨支部的一份“黨員批評計劃案”中記載：鄧小平“一切行動合於黨員的身份，無非黨的傾向”，“守紀律”，“對黨中的紀律問題甚為注意，對一般政治問題亦很關心且有相當的認識，在組會中亦能積極參加討論各種問題，且能激發同志討論各種問題”，“黨的大會和組會從無缺席”，“黨指定的工作能切實執行”，“與同志們關係密切”，對功課“很有興趣”，“對黨的認識很有進步，能在團員中樹立黨的影響”，“能做宣傳及組織工作”。“由於鄧小平良好、自覺而積極的工作表現”，在鄧小平擔任黨小組組長的第七學習小組全體會上，他由聯共（布）候補黨員轉為正式黨員。
中山大學是一個男女比例嚴重失調的地方，有幾百名男生，卻只有二三十名女生。鄧小平戀上了一位俄文名叫多加多娃的姑娘，姑娘苗條、可愛，短頭髮，他只知道這個姑娘的真名叫張錫瑗。但鄧小平沒有做出任何表白，他把全部精力和時間用來學習和做黨的工作。
張錫瑗生於1907年，在莫斯科時19歲。她的原籍是河北省房山縣（1958年劃歸北京市）良鄉。張錫瑗在直隸省第二女子師範學校讀書，1924年作為骨幹分子參加學潮運動，並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1925年，她到北京認識了李大釗、趙世炎等黨的領導人，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黨領導下的國民會議促成會的活動。在鄧小平到莫斯科前兩個月，她和陳紹禹、蔣經國等一起從中國來到莫斯科。
鄧小平和張錫瑗在中山大學只是同學、同志、戰友，相互欣賞，他們之間的關係還沒有來得及發展到戀人的程度，鄧小平就因革命形勢的需要提前回國了。
與蔣經國同窗共學
莫斯科中山大學是1925年秋天正式開學的，第一期學員共有600多人。解放後任湖南省政協副主席的徐君虎當年是學員之一。他回憶說，他和蔣經國雖然不是一個班，卻在同一個團小組裡。他們的團小組組長就是鄧小平。蔣經國是到莫斯科後於1925年加入共青團的。
蔣經國比鄧小平早一個多月到中山大學。1925年，上海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蔣經國與其他愛國青年一樣，堅決地站在反帝一邊，參加了反英、反日的遊行大示威。事後，學校當局以“行為越軌”為由開除了蔣經國。蔣介石介紹他去北京吳稚暉的“海外補習學校”學習，蔣經國選擇了學俄文而不是法文，因為他對紅色蘇聯十分嚮往。不久，蔣經國又因參加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示威遊行，被警察局關押了兩個星期。
受“五四”以來革命思潮的影響，蔣經國迫切要求去蘇聯，追求共產主義真理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理想。當莫斯科中山大學成立後，他歡喜雀躍。因為這是以孫中山命名的大學，而且蔣介石曾經代表孫中山率團訪問過蘇聯，有這層特殊關係，蔣經國當然是第一個報考。
1925年10月19日，蔣經國與馮玉祥的兒子馮洪國和女兒馮弗能等第一批22名同學，從廣州搭蘇聯郵輪赴蘇留學，於11月中旬抵達莫斯科。那年，蔣經國才15歲。
蔣經國初進校時，對一切都覺得新鮮、好奇。他曾向同學說道：蘇俄軍隊叫紅軍，我還以為他們的軍裝全是紅色的呢。
蔣經國當時是學生會牆報《紅牆》的編輯委員，專門負責牆報稿件的組織、編輯與出版事宜，時常要忙到深夜。他本人也常常親自寫稿。在他的提議下，牆報以“中國革命與我們的任務”為主題，發表了不少文章和材料，大部分是共產黨人撰寫的。鄧小平也經常給蔣經國編輯的牆報寫稿，講述他在法國的留學經歷和心得體會。鄧小平的文章短小精悍，觀點鮮明，蔣經國很是欣賞，常放在頭條刊發。
鄧小平和蔣經國雖不在一個組，但上大課時，兩人往往並肩坐在一起。鄧小平比蔣經國大6歲，個子不高，排隊時常與年齡最小且當時個頭只有1.55米的蔣經國挨著站在一起。上大課時旁邊還有楊尚昆、廖承志、烏蘭夫，也是在一排坐。到中山大學不久，蔣經國就加入了共青團，所在團小組的組長就是鄧小平。
蔣經國家中寄來的錢多些，常請同學吃飯。飯後，蔣經國總是與有著革命經歷的鄧小平等人一起到學校對面的廣場、公園和莫斯科河畔，邊散步邊聊天，既領略異國風光，又增長見識。除了聊天，大家還愛聽鄧小平講在法國勤工儉學時那些驚心動魄、帶有傳奇色彩的革命鬥爭故事。
在學校裡，鄧小平性格爽朗、活潑，富有組織才能和表達才能；傅鍾則老成持重，不愛言談；任卓宣是個書呆子。他們3人的共同特點是，每個人脖子上都圍著一條藍白道的大圍巾。有一次，蔣經國和徐君虎問鄧小平：“你們幹嘛老圍著一條大圍脖？”鄧小平告訴他們說，在法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常去當清潔工，尤其是撿馬糞，因為在法國就數撿馬糞掙錢多，幹一天能滿足一個星期的花銷，最划得來。法國的清潔工都圍那麼一條圍巾，因此他們每人也有那麼一條。原來，他們是以曾當過清潔工人而自豪啊！
蔣經國欽佩鄧小平的經歷，把他看成“大哥”“學長”。鄧小平對蔣經國也留下了較好的印象。鄧小平曾回憶說，蔣經國在這所大學裡“學得不錯”。當鄧小平與國民黨右派同學谷正鼎、谷正綱、鄧文儀辯論時，蔣經國往往站在鄧小平一邊。國民黨右派同學為此十分惱怒，常常責問蔣經國：“經國，你是吃國民黨的飯，還是吃共產黨的飯？”蔣經國毫不猶豫地說：“我是吃蘇聯的飯！”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策劃中山艦事件，逮捕了中共黨員、海軍局代局長李之龍，扣留中山艦及其他海軍艦隻，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駐地和蘇聯顧問的辦事處，拘捕黃埔軍校及第一軍中共產黨員40多人。消息傳到莫斯科，引起了中大學生的無比憤恨。學生們對蔣介石口誅筆伐，蔣經國也成為眾矢之的，同學看他時眼睛都像要噴火。蔣經國感到很委屈，就去找鄧小平。鄧小平嚴肅地說：“廣州‘三二〇事件’，說明你父親是站在反共、反人民立場上的，是破壞國共合作的嚴重政治事件，同學們對他的譴責和聲討是理所當然的；我們中國人的家庭觀念很重，由於你父親的緣故，有這個家庭背景，同學們對你有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一個人的出身和家庭是不能選擇的，但每個人的路是靠自己走的。今天，你向組織上彙報，說明你是相信組織的，組織上也就認真地告訴你，要和你父親劃清界線，真誠地站在無產階級一邊，用自己的行動向組織和人民作一個滿意的回答。”鄧小平的這番談話，使蔣經國感到，鄧小平不但原則性很強，並且很有人情味，是個值得信賴的人。向鄧小平彙報思想後，蔣經國寫信給其父蔣介石，一開頭寫道：“介石同志，我今天要站在革命的立場和你講話……”信裡，他嚴厲而直率地批評蔣介石反共就是反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就是反革命。
蔣經國與馮玉祥的女兒馮弗能在中山大學很快結成準夫妻，吃住在了一起。但是，馮弗能與蔣經國在政治上南轅北轍，馮弗能是國民黨右派，不能容忍蔣經國的左派色彩，與其分道揚鑣先行回國。斯大林也指示動員把蔣經國留在蘇聯。結果，蔣經國在蘇聯一待就是12年，他在西伯利亞加入了蘇聯共產黨，娶了蘇聯姑娘蔣方良為妻。
離開中山大學
1926年春，蔣介石成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同年7月開始了孫中山設想的結束各省軍閥割據的北伐。馮玉祥在1924年10月起義反抗自己的上司軍閥吳佩孚，佔領北京之時即表明支持國民黨的立場。馮玉祥向蘇聯求援，蘇聯很快派來了幾十名軍事顧問，隨後又提供了超過600萬盧布的武器裝備。但就在北伐開始前3個半月，馮玉祥遭到來自北方軍閥的沉重打擊。1926年5月初，馮玉祥舉家前往蘇聯—進行爭取蘇聯擴大軍事援助的談判，並“靜待中國事態發展”，其小女兒也進了莫斯科中山大學。7月11日，北伐軍擊敗軍閥吳佩孚，佔領了湖南省會長沙。
在莫斯科的馮玉祥與聯共（布）領導人簽署了由蘇聯向他提供超過430萬盧布補充物資援助的協定。列寧格勒軍區第一步兵團團長米哈伊爾·弗拉基米羅維奇·桑古爾斯基（介紹給馮玉祥時用了別名：烏斯曼諾夫）出任馮玉祥軍事顧問團軍政領導人。8月17日，北伐軍自長沙向武漢發起進攻，中國革命如火如荼，北伐軍攻破武昌，吳佩孚主力已被摧毀。9月17日，馮玉祥回國，即刻聲明他的全部軍隊加入國民黨，並再次向莫斯科求援。莫斯科給他派來了補充顧問組。共產國際向馮玉祥全面地推薦了中山大學和東方大學的學生，並從中選拔了20人，其中包括鄧小平。
中山大學的學制是兩年制，鄧小平在這裡學習還不到一年，便從中山大學退學，與馮玉祥同日啟程回國。他經過南西伯利亞、蒙古高原，最後到達西安。鄧小平在蘇聯的一年，收穫良多，他所看到、讀到和學到的一切，都促成了其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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