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使遼一事, 史籍缺載或屬記載不明確。緣於此，學術界對其使遼詩也信疑參半，肯定與否定者至今還在爭論[1]。認可王安石使遼者，除南宋李壁粗略認定外，今人張滌雲先生對此作了開拓性的研究[2]，認定因仁宗崩，王安石於嘉祐八年四月作為送遺留物使使遼。筆者贊同此觀點。然而筆者認為，張滌雲先生的某些疏理、考辨尚有待補充、完善。本文就王安石使遼的“暮春”時間問題、使遼終點和使遼詩的認定等問題，從新的視角, 用多學科知識作若干補充，並結合新認定的王安石使遼詩等，重新考訂其使遼終點。
一、關於王安石於暮春使遼問題
因宋仁宗崩，嘉祐八年（1063年）四月，王安石作為送遺留物使使遼，史籍缺載。《宋史》和《續資治通鑑長編》的漏記絕非僅此一例，且又恰在嘉祐七年（1062年）至熙寧二年（1069年）這八年間漏記頗多[3]。如嘉祐七年，遼宋間的聘使全部漏記，是年，鄭獬使遼只能從其文集得知。嘉祐八年，宋朝除向契丹派出的告哀使、告即位使、賀生辰使外，其餘均漏記。因此，漏記送遺留物使王安石使遼也就不足為怪了。張滌雲先生對王安石被派為遺留物禮信使已有較充分的考論，本文不再贅述。
王安石的使遼詩有多首描摹暮景觀（詳見後文），據此推斷，他應於暮春使遼，茲從氣候、物候等方面考證如下：
（一）從歷史氣候變化的大背景看，近幾十年來，經過“眾多學者對竺可楨的成果作了補充和完善”後認為：“從公元1000年到1200年的兩宋時期，為我國近五千年來第三個寒冷期。”在此種寒冷期中，年平均氣溫比現在低1.5℃左右，氣溫波動也大（年平均氣溫低的不正常年份較多）。此間，氣溫低的年份出現較多，氣溫正常的年份較少。入春、入夏的平均日最遲可比現在晚半個月或更多些[4]。
（二）現代氣象部門判定某地進入氣候上的四季，通常以候（五天一候）平均氣溫值達到某一標準來認定：如由10℃升至22℃為春季，高於22℃為夏季；也有“以自然界物候現象變化為指標劃分四季的。如北京地區的春、夏、秋、冬四季分界的物候分別是野草返青、刺槐始花、梧桐種子成熟、始見薄冰等”[5]。後一方法顯然粗略。古代無氣溫觀測，只能用物候變化來粗略判定當地某季節的到來。無論是用氣溫還是用物候變化指標來判定一地某季節到來之日，該日期在不同年份自然會有變化，其變幅大時可達正負近十天左右。個別年份如春季多連續低溫，暮春的完結可延後十多天。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處於兩宋寒冷期中的華北平原地區（王安石使遼所經區域）一些年份的實際入夏日比現代的平均入夏日推後十天左右是完全可能的，即嘉祐八年的暮春延後十天左右是大概率事件。下面對王安石使遼情況作具體分析：
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辛未），宋仁宗崩，“立夏”節氣在農曆四月初二（公曆5月2日）[6]。王安石作為送遺留物使約在立夏前後出發，為儘快抵達遼國，途中常起早出發。可佐證此點者，見其《永濟道中寄諸舅弟》詩中“燈火匆匆出琯陶”句，還有作者過邊境當日的《宿雨》詩中“卻愁春夢短，燈火照征衣”句。此時白天已長至十五個多小時（與其鄰近的濟南5月11日5時08分日出，19時09分日沒，僅可見日的白天就14個小時[7]）。日行百里（兩驛程）並不難，能早點出發就更輕鬆些。如一日行50多里的一驛程，自然無須“燈火匆匆”起早趕路。顯然，作者此行多是日行約百里（即行兩個驛間距，中間一驛恰用來午飯和小憩），故作者用十一二天即可達邊境（據北宋末許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自宋都至北部邊境共1150裡，22驛，平均驛間距52裡），這與其三年前正月初送伴遼使歸國時白天短（日出至日沒僅十個小時），多是日行一個驛間距，用了十八天才到邊境有明顯不同。
王安石使遼離京在立夏前後，正是開封一帶正常年份氣候上的平均入夏時節（氣候上二十四節氣的許多名稱如立春、立夏本來就源於河南黃河一帶並與這裡的氣候季節相合）。但其使遼是北行，而向北氣溫漸低的影響不容忽視。他到宋遼邊境約在“小滿”前夕，這裡在宋都北1150裡，正常年份的物候比宋都晚十餘天，即“小滿”前夕入夏。如遇氣溫偏低時間延長，當時無疑還在暮春。更何況他在邊境一帶還遇到一次冷空氣過境的降雨天氣（有《宿雨》詩為證），這些都會使他覺得還在暮春之中。緣於此，作者起早過邊境當日行百里趕到涿州後所寫當日的《出塞》詩中，寫出“涿州沙上飲盤桓，看舞春風小契丹”句。
從王安石使遼往程直到邊境附近的詩來看，所寫多是暮春景象。他以大手筆描述：“客路花時只攪心”、“塞垣花氣欲飛浮，眼底紛紛綠漸抽”、“綠攪寒蕪出，紅爭暖樹歸”。 也有直接用“春”字的詩句，如“春風邊塞品蕭騷”、“隔屋春聲樹外深”、“柳梢新葉卷春回”等。這表明，王安石在立夏後十幾天的北行期間所感知的天氣冷暖和物候確在暮春之中。
二、關於王安石使遼終點
學界對王安石使遼終點何處一直糾結，筆者最初曾疑在遼南京，又經推敲，應為涿州。其《涿州》[8]詩云：“涿州沙上望桑乾，鞍馬春風特地寒。萬里如今持漢節，卻尋此路使呼韓。”此詩的“望桑乾”指從涿州向北部桑乾河以北方向遙望。由於初到涿州，此時尚不知使遼終點，作者擔心“萬里如今持漢節，卻尋此路使呼韓”的使遼終點在桑乾河更北的“春風特地寒”的遼內地高原（遼帝當時所在的鴛鴦濼即此種氣候），那將會更艱苦。故王安石從遼方得知到涿州即完成使命的答覆應在寫完此詩後。
宋遼雙方帝王駕崩是突發事件，對方不可能事前準備。此類與宋遼兩國皇帝駕崩相關的使臣，對處理這類喪事中派出的使者，此前就有過宋使在遼境中途至某驛館即是終點而後返回的先例。正如《續資治通鑑長編》（第十四冊，中華書局版）所載這次宋仁宗崩稍後，朝臣議使臣事：“嘉祐八年〔夏四月〕辛巳（四月初十），館伴使周沆曰：‘昔北朝有喪，南使至柳河而還。’”宋臣議此事，表明宋方已有心裡準備，預判遼方這次也可能讓王安石等宋使中途完成使命後不久便返回。此柳河指柳河館，該南使可能是嘉祐三年正月，宋朝派出的弔慰遼興宗祖母喪事的宋使，被遼方謝絕到遼都而至中途柳河館即止，按慣例休息數日後才返回〔休息期間，遼方按禮節對宋使款待，以示關愛〕。既然之前已有此先例，那麼這次遼朝皇帝又遠在鴛鴦濼春捺缽，改在中途涿州接收宋使所贈宋仁宗遺物也是可以的。（對正旦使、生辰使就不允許這樣安排）。
筆者新認定王安石在遼境所作的四首使遼詩，茲錄出：
其一，《寄友人》（《臨川先生文集》卷二五）雲：“漂然羈旅尚無涯，一望西南百嘆嗟。江擁涕洟流入海，風吹魂夢去還家。平生積慘應銷骨，今日殊鄉又見花。安得此身如草樹，根株相守盡年華。”
該詩應寫於遼境。“一望西南”，指從遼境內涿州向西南回望宋都，那裡有作者暫且無法照料、不能盡孝的年邁母親，故作者為此嗟嘆不已。此“殊鄉”，指遼國。詩的最後兩句說，自己遠在異國他鄉，多麼希望能長期在老母身邊照料，讓其安度晚年。
另外三首是作者在其使遼終點涿州寫的《寄友人三首》（《王安石全集》卷二十二），茲錄出並作與使遼相關部分簡注：
其一雲：“萬里書歸說我愁，知君不忘北城幽。一篇封禪才難學，三畝蓬蒿勢易求。欲與山僧論地券，願為鄰舍事田疇。應須急作南征計，漠北風沙不可留。”
宋人常稱遼國為“北朝”，王安石在《北客置酒》詩中稱遼人為“北客”（此處“客”為對人的尊稱），即北朝人。故此詩中“北城”當指北朝遼國的涿州城。作者的友人可能到過涿州（或曾使遼?），故詩中有“知君不忘北城幽”句。時作者在此城（終點）休整後期，急
切待歸（此類使命的宋使通常在終點停留近七天），故詩中對友人云“萬里書歸”、“應須急作南征計”（南征，指南返）。作者在終點停留期間又遇風沙天氣，欲歸之心更切。此“漠北風沙”句是言這裡時有漠北刮來的風沙侵襲，作者不願久留。
南宋李壁（《續資治通鑑長編》作者李燾之子）對第一首的背景箋註只說：“據‘漠北’字，疑友人有使北方或仕邊徼者。”此注顯然與詩的首句“萬里書歸說我愁”（明言作者在遠方外地將歸）不合。
其二雲：“水邊幽樹憶同攀，曾約移居向此間。欲語林塘迷舊徑，卻隨車馬入他山。飛花著地容難冶，鳴鳥窺人意轉閒。物色可歌春不返，相思空復慘朱顏。”
詩的前四句回憶與友人過去相處的經歷，後四句寫作者在終點所見和情思。飛花，指柳絮飛舞。作者明確寫出暮春已過（物色可歌春不返），時在入夏初。這與此前不久的暮春行途經歷從時間上正可銜接。正在終點休整待歸的作者一行此時已完成使命，只盼早日迴歸。
其三雲：“一別三年各（一作‘至’）一方，此身漂盪只殊鄉。看沙更覺蓬萊淺，數日空驚霹靂忙。渺渺水波低赤岸，濛濛雲氣淡扶桑。登臨舊興無多在，但有浮槎意未忘。”
此殊鄉指遼國，於涿州看沙並不難（附近有河灘沙地和沙丘）。“空驚霹靂忙”，言多次聽雷卻未見雨。最後二句實言思念家鄉。
三、關於王安石於嘉祐八年所作使遼詩的認定
張滌雲先生稱王安石《奉使詩錄》共二十二首（其中，《涿州》按二首計，《寄吳衝卿》
按二首計，合計應為二十四首）。筆者認為，其中的《餘寒》《寄純甫》《寄育王山長老常坦》
《欲歸》《陰山畫虎圖》五首不是王安石於嘉祐八年所作的使遼詩。茲考證如下：
（一）《寄育王山長老常垣（垣，一作“坦”）》（《王荊文公詩箋註》卷七）詩云：“塞垣春枯積雪留，沙礫盛怒黃雲愁。五更匹馬隨雁起，想見鄮郭花今稠。百年誇奪終一丘，世上滿眼真悠悠。寄聲萬里心綢繆，莫道異趣無相求。”此詩題出自南宋李壁箋註《王荊文公詩》（見《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其箋註中稱“右詩公自注雲：奉使道中寄”。《臨川先生文集》等版本中該題前面又多“奉使道中”四字。“奉使”即奉命出使。而“出使”的三種釋義之① 即派遣使臣。此使臣除指“出使外國的官員”外，還有“泛稱皇帝所派遣負有專門使命的官員”（見《漢語大詞典》奉使、出使、使臣諸條），故王安石作為伴送使也可稱奉使。
該詩的前半部寫一個故事，後半部寫此行經歷和思緒、感想。從“塞垣春枯積雪留”句看，應與作者於嘉祐八年使遼無關。作者嘉祐八年使遼至塞垣雄州已是小滿後約一週時，此時邊塞一帶不會有“積雪留”。“積雪留”句可與作者嘉祐五年伴送遼使到邊塞（立春一週後出發，行十八天至邊塞）的時段相合。其邊塞時已可見大雁北飛，但還是冷清無花。作者出於對異地物候差異的關注（作者曾在常垣長老居地鄮郭為官），此時自然要“想見鄮郭（今寧波市）花今稠”。故此詩寫於嘉祐五年作者伴送遼使時。
（二）《餘寒》（《王荊文公詩箋註》卷十六）詩中有 “征衣裳”詞，《漢語大詞典》對“征衣”釋義：“①旅人之衣。②出征士之衣。”《辭源》釋義為“旅外遠人所穿的衣服”。由此可見“征衣裳”一詞，出使者和伴送遼使者的衣服皆可用。從詩中描述的寒冷情景看，該詩應寫於嘉祐五年正月作者北行送伴遼使的初春中。這正是初春裡冬寒餘威未盡的時節，故作者詩中說：“餘寒駕春風，入我征衣裳。”現代氣象觀測資料甚至可記到個別年份此季節（立春至驚蟄）出現當年的極端最低氣溫。詩中所云“捫鬢只得凍，蔽面尚疑創。士耳恐猶墜，馬毛吹欲僵”的冷天，正顯示出該季節也會出現“餘寒駕春風”的威力。
（三）《寄純甫》（《王荊文公詩箋註》卷二十三）詩云：“塞上無花草，飄風急我歸。梢林聽澗落，捲土看雲飛。想子當紅蕊，思家上翠微。江寒亦未已，好好著春衣。”其“塞上無花草”句，與作者於嘉祐八年使遼在邊境的《宿雨》詩寫景“綠攪寒蕪出，紅爭暖樹歸”相矛盾。也與作者使遼在邊境附近的《寄吳衝卿二首》中“契闊今看楚蓼紅”不合。因此，筆者認為，此詩應為嘉祐五年作者伴送遼使時作。
（四）《欲歸》（《王荊文公詩箋註》卷二十三）詩云：“水漾青天暖，沙吹白日陰。塞垣春錯莫，行路老侵尋。綠稍還幽草，紅應動故林。留連一杯酒，滿眼欲歸心。”這首邊塞詩中的“綠稍還幽草，紅應動故林”句，其大意說：此時邊塞一帶的野草才稍有綠意（應指野草發芽出土），而故鄉（宋都）林叢裡的春季紅花應萌動了（指花芽膨大期）。其意是簡述邊塞一帶與宋都附近春季物候的差異。作者這裡所述兩地的物候，與其嘉祐五年（此年春物候正常）正月初四出發伴送遼使，十八天後到邊境時（驚蜇前第五天）的兩地物候相合。王安石於嘉祐八年使遼的出發日比三年前伴送遼使晚三個月，到邊塞時已是“塞垣花氣欲飛浮，眼底紛紛綠漸抽”、“綠攪寒蕪出，紅爭暖樹歸”的景象。故《欲歸》詩應是嘉祐五年作者伴送遼使時作，顯然與其嘉祐八年使遼無關。
（五）關於《陰山畫虎圖》（《王安石全集》卷第九）詩，趙克先生認為：“需要指出的是,《陰山畫虎圖》一詩乃是王安石觀畫有感而作，時間、地點難以確定，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它是“使遼詩”而說它“敘寫了射虎等極富北人特色的場面。”[9]筆者認同此觀點。我們從其“穹廬無工可藐此，漢使自解丹青包；堂上絹素開欲裂，一見猶能動毛髮”語來看，畫已陳舊。由此及“漢使自解丹青包”語可推斷，該畫應是早年或很早以前曾出使過北國的中原王朝使者或其僱人所繪。“堂上”，指在作者自家或在作者友人家，作者不可能於使遼終點的某“堂上”觀遼人此藏畫。此畫與王安石使遼無關。以往學術界（李之亮等）多將其認作題畫詩，甚妥。
在張滌雲先生疏理王安石使遼詩的基礎上，筆者經上述增、刪後，認為王安石的今存如下使遼詩：《示長安君》、《飛雁》、《愛日》、《呈柳子玉同年》、《永濟道中寄諸舅弟》、《次御河寄城北會上諸友》、《寄謝師直》、《寄吳衝卿二首》、《宿雨》、《乘日》、《入塞》、《出塞》、《涿州二首》、《春風》、《寄友人》、《寄友人三首》、《還家》。以上計21首。
[1] 趙克：《王安石“使遼”及“使遼詩”考辨》，《北方論叢》2001年第2期。張滌雲：《關於王安石使遼與使遼詩的考辨》，《文學遺產》2006年第1期。劉成國、盧雲姝：《王安石使遼考論——兼與張滌雲先生商榷》，《浙江工大學報》2008年第3期。
[2] 張滌雲：《關於王安石使遼與使遼詩的考辨》，《文學遺產》2006年第1期；蔣祖怡、張滌雲：《全遼詩話》，嶽麓書社1992年，第288～289頁。
[3] 傅樂煥：《宋遼聘使表稿》，載於《遼史叢考》，中華書局1984年，第210～213頁。
[4]藍勇主編：《中國歷史地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22、25頁。
[5]中科院紫金山天文臺編：《21世紀百年曆》，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第280～281頁。
[6]張培瑜著：《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大象出版社1997年，第272頁。
[7]中科院紫金山天文臺編：《21世紀百年曆》，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第275頁。
[8]《臨川先生文集》中此詩題作《涿州》，而蔣祖怡、張滌雲整理的《新補遼詩話》捲上《王安石使遼詩十四首》中此詩題作《入塞二首》。筆者以為，當以《涿州》為是。
① 趙克：《王安石“使遼”及“使遼詩”考辨》，《北方論叢》2001年第2期，第111頁。
作者簡介：胡廷榮，男，1944年生，1968年內蒙古師大地理系畢業，原內蒙古地震局寧城臺高級工程師，2002年退休。現為研究員，內蒙古契丹遼文化研究會會員。曾執筆《全編宋人使遼詩與行紀校注考》一書（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12年）。
楊秉平，女，1946年生，1968年內蒙古師大地理系畢業，原南京八中高級教師，中國地理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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