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曾有言，哲學恰如密納發的貓頭鷹，總在黃昏時起飛。
非但哲學，歷史學同樣如此。後人習慣以後見之明去苛求前人，總是奇怪那麼多失敗者明明面對正確的策略，為什麼不去執行？其實深入歷史你才能發現，原來很多事情並非典籍中“史臣曰”的那麼簡單。
糾結：“出頭鳥”的宿命
隋朝末年，隋煬帝對內不顧民力、大興土木，對外擅啟戰端、窮兵黷武，不顧第一次東征高麗的失敗和民怨沸騰的國內形勢，發動了對高麗的第二次戰爭。不堪重負的民眾紛紛鋌而走險、樹起義旗，反隋烽火遍及各地。此時，隋禮部尚書，開國大將楊素之子楊玄感授命在黎陽一帶督運糧草。看到義民蜂起、局勢動盪，素有野心的楊玄感就地發動叛亂，率領八千船民起兵造反。
此時，楊玄感好友，同為功臣之後的李密前來投奔，為楊玄感獻上了戰略史上頗為著名的“上中下”三策。根據隋煬帝遠在遼東前線，短期難以返回的現實，李密認為應火速直驅幽州，斷其歸路，屆時“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齎糧竭，舉麾召之，眾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定矣”，為上策；如不能，則依漢高祖劉邦故事，西入長安，“據函、崤，東制諸夏，是隋亡襟帶，我勢萬全”，為中策；上策中策都不取，則就近攻打東都洛陽，佔領河南之地，但隋軍“理當固守。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為下策。
當此之際，隋煬帝和隋朝政府對於四起的“民變”並未太過在意。但楊玄感作為開國功臣楊素的後代而舉兵叛亂，卻代表統治集團自身發生分裂，這是隋煬帝無論如何不能容忍，必欲除之而後快的。因此，已成為眾矢之的的楊玄感對未來戰略作何選擇，直接關係到自身的生存和發展。
筆者相信，此時的楊玄感內心是焦灼的。
上策？長驅直入幽燕，實施“斬首行動”？且不說楊玄感藉以起兵的八千船民，以及裹挾的難民武裝遠非隋煬帝親征高麗的精銳部隊的對手，單從河南黎陽長驅北上數千裡，誰能保證路上不被各地官軍阻擊，或者發生士卒叛逃的情況？恐怕楊玄感還沒有出河南地界，就已經被奉旨鎮壓的各地官軍剿平了。一千多年後，晚清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重演了這樣一幕。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派遣兩萬北伐軍北渡黃河，企圖一舉攻佔北京。這兩萬將士都是從廣西起義以來身經百戰、九死一生的精銳之師，開始還連克安徽、河南、河北、山西多地，但由於勞師遠征、孤軍深入、糧餉不繼，再加上沿途清軍的層層阻擊，最終覆滅於天津靜海。一千年前的楊玄感，條件不會比太平軍更好，依此計，結局必定凶多吉少。
中策？鼓行而西、據有關中，再東出逐鹿、兼併天下？關中，素有“崤函之固、山河之險”的地理優勢，加上物產豐富、人口稠密，尚未受到隋末農民起義烽火的破壞，絕對是堅持長期戰爭的理想根據地所在。一俟割據形成，便可東出函谷以平河東、河北、河南，南下漢中以定巴蜀、荊揚、嶺表，則天下大勢，盡在掌握。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秦漢、隋唐、元明清三個大一統時期，有兩個就是憑藉關中地區而成功建立和開啟的。以關中為基礎平定天下，在中國戰爭史上，有個耳熟能詳的名字——“關中模式”。然而，對於造反伊始的楊玄感，要將漢高祖“收用巴蜀、還定三秦”的戰略為己所用，卻有相當的難度。雖然隋煬帝即位後，興建洛陽、江都，修造大運河，國家政治和經濟中心逐漸東移，但關中作為西魏、北周、隋朝的發祥地，是當之無愧的國家根本所在。長安是帝國首都，更是隋朝政府傾力打造的軍事重鎮。以楊玄感手中的八千船民，要攻下長安，進而東向號令天下，的確是強人所難。此外，楊玄感部下，皆是河南民眾，且初歷戰陣，組織紀律性較差。他們願不願意背井離鄉、遠赴關中，也是未知之數。
對於楊玄感來說，可能的方向唯有下策——就地進攻洛陽。與相對平靜的關中形勢不同，此時的河南、山東和江淮已是危如累卵，民眾反抗情緒已經處在大爆發的前夜。而洛陽又是是帝國東部政治軍事和經濟中心，攻佔洛陽，可以讓楊玄感擁有更大的號召力，吸引更多民眾來投，以“滾雪球”的方式迅速壯大。而洛陽周邊的興洛倉、回洛倉、黎陽倉等大糧倉，還堆積了難以計數的糧食（據僅興洛倉儲糧就達2400萬石之多）。攻佔洛陽及其周邊地帶，對於楊玄感補充供給、擴充兵源，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楊玄感將“下策”定為“上策”，義無反顧發動對洛陽的進攻也在情理之中了。
但是，楊玄感高估了自身實力，面對洛陽堅城久攻不下，隨著各地隋軍四面合圍，戰局很快急轉直下。此時楊玄感才想起李密的“中策”，企圖掉頭西進，進攻長安。但為時已晚，楊玄感軍在關中門口的弘農宮前強攻三日而不克，浪費了寶貴的時間，終於被追兵追上，落得個兵敗被殺的下場。
看來“下策”畢竟是“下策”，作為中國古代著名戰略家，李密對隋末形勢的分析還是相當準確的。楊玄感後來的下場，早已在他的“下策”分析中被言中。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李密如果在主政者的位置上，就能做出正確的選擇。李密的下場，對比他給楊玄感的上中下三策，更具諷刺意味。
親歷：“建言者”的悖論
楊玄感敗亡後，李密被俘而僥倖逃出。後來又四處流亡奔波，最終投靠了瓦崗軍。一入瓦崗軍，李密就如魚遊入海、鷹擊長空，雄才大略得到了充分施展。他先根據瓦崗軍人數眾多但糧食有限的實際，向瓦崗軍首領翟讓提出了進軍滎陽，“休兵館穀”的建議，隨後以智謀大敗隋朝大將張須坨、劉長恭、裴仁基，還拿下了興洛倉、回洛倉、黎陽倉等大糧倉並開倉放糧，一時間“老弱負襁，道路不絕”，很快就“屬至數十萬”，成為全國最大的反隋武裝。而此時的隋朝政府，在各地農民武裝的打擊和梁師都、劉武周、薛舉等原隋朝將領的割據下，已是四分五裂、朝不保夕。
然而此時，李密實際上已經面臨自己曾經的“座主”楊玄感曾經面臨的局面：雖然人數眾多，但多是裹挾百姓、流民武裝，實際戰鬥力較差；雖然佔有幾大糧倉，後勤補給暫不成問題，但缺少根據地，缺乏戰略迂迴空間；雖然連克強敵、士氣正旺，但洛陽堅城猶在、隋軍主力尚存，王世充、宇文化及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更重要的是，作為“外來者”，李密除了在首領翟讓首肯下成立的“蒲山公營”，在瓦崗軍中並沒有多少根基。大將單雄信、徐世勣等人對他若即若離、三心二意。特別是在李密為爭權而殺害瓦崗軍首領翟讓之後，更是聲望大減、愈加孤立。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利用好有利條件，制定下一步進取戰略，成為李密必須慎重考慮的首要問題。
此時，降將柴孝和扮演了李密當年的角色，為他獻上西入關中、佔據長安的計策。然而面對自己曾經十分推崇的“中策”，此時的李密已經轉變了主意：“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為上策。”
瞧瞧，曾經的“中策”今天已經成了“上策”。然而這並沒有什麼卵用。
“但昏主尚在，從兵猶眾，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
李密清醒認識到了瓦崗軍盛況之下嚴峻形勢——多是河南、山東等地的流民武裝，與正規軍的組織紀律性相比還有很大差距。能不能對主帥之命令行禁止，還有著相當大的變數，這和楊玄感當初的顧慮如出一轍。不光是楊玄感和李密，在隋末亂局中，因兵士故土難離情緒而造成戰略轉向的例證還有很多。面對天下板蕩、烽火四起的形勢，隋煬帝遠離關中、河南，在繁華的江都醉生夢死。而禁軍官兵多是關中人，意欲回鄉，終於和隋煬帝爆發了尖銳矛盾。最終在宇文化及的帶領下，發動政變，殺死煬帝，隨後全軍北返。這就是李密面前血淋淋的教訓。退一步講，就算李密全軍都能義無反顧進取關中，也難保不會重蹈楊玄感頓兵堅城、追兵四集的覆轍。因此，對此時的李密和瓦崗軍來說，只有攻下堅城洛陽，使多是山東河南兵員的瓦崗軍將士有了穩固後方，才能放心大膽的執行西進關中之策。
“諸將出於群盜，留之各競雌雄。若然者，殆將敗矣。”
這句話點出了李密埋藏最深的心頭大患。雖然瓦崗軍攻城略地、勝仗頻頻，但單雄信、徐世勣、邴元真等草莽將領也逐漸尾大不掉，不服管束。若按照柴孝和之策，由瓦崗諸將鎮守各地險關要隘，李密自領一軍西入關中，則諸將相攻、封其後路的前景不是不可能出現。屆時，李密前有堅壁、後有叛將、中無倉粟，只能墮入楊玄感同樣的下場。
因此，李密選擇了就近攻打洛陽的決策。然而這一選，就註定了李密的敗亡。王世充和越王楊侗併力堅守洛陽，洛陽一時難以得手。雖然瓦崗軍依舊打了不少勝仗，但由於沒有根據地，損失越來越大。而此時，十幾萬從江都輾轉而來的宇文化及軍隊已經迫近洛陽，越王楊侗擔心亂兵對洛陽造成威脅，採取了招降李密，利用瓦崗軍對抗宇文化及的策略。身為造反首領，又是大隋功臣之後，正愁缺乏合法性的李密當即接受了招安，以“太尉”的身份對宇文化及發起了進攻。最終，宇文化及被打敗，逃至河北被竇建德所殺。但李密的瓦崗軍也元氣大傷，不復往日之盛。此時，與楊侗同守洛陽的大將王世充擔心招安後的李密權力超過自己，悍然發動政變，控制了越王楊侗，向剛剛戰勝宇文化及，已是強弩之末的李密發動進攻，最終在邙山將瓦崗軍擊敗。
可嘆坐擁倉粟、帶甲十萬的李密，被只有兩三萬精兵的王世充擊敗，從此竟土崩瓦解、一蹶不振。而李密此後的遭遇，也應驗了他在柴孝和建議進軍關中時不得已的解釋。李密受挫後，意圖與手下諸將匯合，然而單雄信等瓦崗將領“勒兵自據”，拒不出援，後又與邴元真“以城降於世充”，讓李密束手無策。
無奈之下，李密意圖後撤至黎陽倉，與大將徐世勣合兵一處，並獲得糧草補充。但由於猜忌徐世勣曾為翟讓部將，李密殺翟讓時徐曾有不滿，最終放棄了這一企圖，帶著兩萬殘兵西入關中，向同宗李淵投降。
可嘆一代梟雄李密，建言楊玄感入關中而不得，被部將建言入關中又不得，最終卻是以降將的屈辱身份進入了關中。此後，唐高祖李淵對曾經撥弄風雲，如今大勢已去的李密仍然十分忌憚，終以叛亂之名將其除掉。直到此時，關中，才從李密曾經夢寐以求的“生地”，終於變成了他夢斷殞命的“死地”，千載之後，仍然讓人唏噓謂嘆。
天擇：“關隴集團”代理人
對於李密的失敗，李世民曾有評論，認為他“顧戀倉粟，未遑遠略。”
這一論斷不無道理。在隋末官府暴虐、百姓饑饉、災荒遍地的時代大勢下，誰掌握了糧食，誰就擁有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兵源和進取天下、問鼎中原的資本。然而堆積如山的糧食、如潮而來的民眾確實讓李密喪失了判斷力，也讓他在進行戰略決策時畏首畏尾、投鼠忌器，失去了統攝全局的冷靜和孤注一擲的膽氣，放棄了進軍關中的正確決策，最終導致了失敗。但筆者認為，這句話還是說得過於輕巧。李世民以勝利者的身份來評價失敗者，多少有點事後諸葛亮的輕鬆和站著說話不腰疼的自負。縱觀李淵父子襲佔關中、定鼎天下的全過程，可知他們有著楊玄感、李密所無法比擬的優勢。
從地理距離來說，李淵鎮守的太原距長安遠小於遠在洛陽的李密，謀取長安和關中的難度也小於李密。同時，受北部突厥和劉武周割據勢力的威脅，太原地區面積狹小、朝不保夕，李淵集團進入關中、擺脫威脅、謀求發展的要求也比李密更加迫切，決心也更加堅定。趁李密瓦崗軍和王世充、宇文化及在河南纏鬥，無暇西顧之機，李淵才得以順利實現入關計劃。
此外，與李密要靠自身才學隻身闖蕩亂世不同，李淵、李世民父子為西魏、北周“八柱國”之後，地位尊崇、能量巨大。李淵無論是繼續做大隋忠臣，為煬帝鎮守北疆，亦或根據形勢，舉兵造反，改朝換代，都有著李密無可比擬的資源優勢和調度能力。雖然從兵力來說，李淵起事之初，只有三萬人馬。但他們是以李淵守備太原、防備突厥的精銳為基幹力量的正規軍，且李淵屬下，除了有虎子李世民、李建成，還有如裴寂、劉文靜、長孫順德這樣精明強幹、歸附已久的嫡系骨幹、股肱重臣，軍隊戰鬥力自然不可小覷。但即使這樣，在霍邑遭遇隋將宋老生之初受挫後，李淵部下官兵中還是滋生了“還救根本，更圖後舉”的情緒。若非李世民苦諫不止、痛哭流涕，李淵很可能帶領部下返回太原，致使統一大業功虧一簣。高度組織化紀律化的李淵集團尚且如此，何談李密和楊玄感受軍心裹挾之累呢？
果然，擊敗驍將宋老生之後，李淵集團進軍關中的道路幾乎暢通無阻。同時，李淵關隴軍事貴族（陳寅恪語，以西魏“八柱國”、“十二大將軍”為骨幹，在西魏、北周、隋和唐前期佔統治地位的軍事貴族集團）的身份為他平定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高祖從弟神通起兵卾縣，柴氏婦（李淵女兒）舉兵於司竹”，於是“三秦士庶至者日以千數，高祖禮之……”到十月，“至長樂宮，（李淵）有眾二十萬。”從太原起兵到此還不到四個月，李淵就一鼓作氣攻下了長安，並立代王楊侑為天子，自己則“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大丞相，進封唐王，總理萬機”，完成了佔據長安、底定關中的大業。
由是觀之，正是得益於關隴軍事貴族重要成員的身份，及與關中地方豪強士族深厚的人脈關係，李淵才能迅速獲得關中士民從上到下的一致擁戴，進而名正言順的取代隋朝對關中的統治——畢竟對關隴軍事貴族集團來說，楊氏當權，儘可以支持他篡位北周、席捲江南、一統天下；楊氏暴虐，惹得天下板蕩、民怨四起，也儘可以另外支持本屬同一集團的李淵取代其位，將北周滅北齊、隋朝滅陳朝的戲碼再演一遍。一句話，是楊隋主政還是李唐當權，對關隴軍事貴族集團而言，並沒有本質的區別。反觀李密，雖有“蒲山郡公”的身份，但與“八柱國”之後、隋煬帝表兄弟李淵相比，還是有天壤之別的。因之李密即使雄才大略、機變百出，也只能在瓦崗軍等民眾造反武裝中呼風喚雨、上下沉浮，在事實上成為以李淵為代表的關隴軍事貴族改朝換代、消滅異己的馬前卒。
尾聲：“關中模式”的絕響
李淵集團在關中統治的穩固，預示了唐王朝又一次大一統時代的到來。雖然北有劉武周、西有薛舉，東有王世充、竇建德，南有杜伏威、蕭銑等割據勢力，但都擋不住李唐王朝的統一腳步——自秦漢以來，“關中模式”又一次在統一過程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由此可見，“關中模式”在先秦中古時代是統一進程的不二法門。但是能認識到這個結論並不重要。在隋末割據勢力中，楊玄感、李密、竇建德、李淵等集團中都有人強烈建議實施這一戰略。然而歷史的發展卻證明，只有最能代表關隴軍事貴族利益，最大限度利用關中人力物力資源者，方能紮紮實實運用這一戰略完成統一。
此時，不是人來選擇戰略，而是戰略在選擇人。
為什麼？無他，蓋因在先秦中古時代，關中地區因其悠久的農業、四塞的環境、豐富的物產、稠密的人口，長期成為華夏民族政治、經濟和軍事中心，因此割據於此的政權，往往相比對手有著居高臨下的巨大勢能。稍加運用，就能讓對手，特別是偏安江南的割據政權既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進而完成統一。然而，隨著時代變遷、歲月流逝，由於戰爭破壞、人口激增、環境惡化，自中唐以後，經濟中心不斷東移，長安和關中的固有地位持續下降，甚至多次被亂兵（涇原之亂）和異族（吐蕃）佔領。唐末黃巢起義軍攻佔長安，對這個十三朝古都進行了更為徹底的破壞，而後權臣朱溫把持朝政，又將都城東遷到了洛陽。至此，長安作為帝國首都的歷史永遠結束了。與此同時，“關中模式”的統一歷史也同時宣告結束。雖然宋太祖趙匡胤和明太祖朱元璋都曾動過以長安為都的念頭，但均由於種種原因而未能實現。無論是兩宋的局部統一還是元明清三朝的大一統，關中地區和古都長安再也沒能發揮舉足輕重的重要作用。
甚至還出現了反例，明末李自成起義，佔據了湖北、河南大片土地，有了進取天下、改朝換代的資本，便效法漢唐，制定了西入關中、席捲天下的戰略方針。結果卻忽視了明末大規模民變就是因為久旱缺糧爆發於陝西的事實，導致立足關中的起義軍根基不穩、糧餉不繼，短暫攻佔北京之後又迅速被清兵趕出北京、山西和陝西，李自成本人最終被殺於湖北九宮山，至此，“關中模式”在統一進程中的最後一次嘗試最終還是歸於失敗。
天下大勢，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但何為大勢，怎樣運用大勢，卻是個常說常新的問題，值得史家們長久探討。（作者 田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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