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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中美貿易戰不斷升級，七月十日美國宣佈對涉及約2000億美元中國對美出口商品加徵10%的關稅，並於八月一日將徵收稅率由10%提高至25%。八月三日，中國商務部針對美方加徵關稅的肆意措施作出回應，發佈通告決定對原產於美國的約600億美元商品，加徵25%-5%不等的關稅。本文系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安剛今年三月與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的資深研究員薛理泰先生的訪談錄。訪談中，薛理泰先生對宏觀的中美關係提出了精準的見解和預測。
本文發表於2018年04月12日，首刊於《世界知識》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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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的一天，在北京見到了仰慕已久的薛理泰先生。
薛理泰是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的資深研究員，在那裡工作已超30年。他的文章經常見諸華文媒體，以觀點犀利著稱。他所預言的中美南海之爭、朝核問題激化、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及“劍走偏鋒”，乃至中美貿易摩擦，後來紛紛成為現實。
見到薛先生那一天的北京，空氣質量不佳。頭天，特朗普剛剛簽署備忘錄，宣佈要對中國600億美元的輸美產品加徵關稅。中方發出了“奉陪到底”的強音，並將首批30億美元報復清單昭告天下，一場“貿易戰”雷聲滾滾。而此前不久，特朗普簽署了“與臺灣交往法案”，給中美關係政治基礎造成嚴重損害。
同期，美國加緊同朝鮮、韓國接觸，籌備特朗普與金正恩的會晤，甚至把美朝韓三方首腦會提上議程。幾件大事的同時發生進一步表明，國際形勢和中國的周邊環境在急速變化。
中美“新冷戰”？
我沒有就貿易戰談貿易戰，而是把問題指向宏觀的中美關係：有人認為，這場“貿易戰”實際是個轉折點，標誌著中美之間已開始進入“新冷戰”狀態，甚至滑入“修昔底德陷阱”了。您是否也這樣看？
薛理泰回答，總有人喜歡拿“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喻示中美關係的未來，這種思維方式“食古不化”。源自2500年前古希臘時代斯巴達和雅典之間不可調和的鬥爭是冷兵器時代的產物，而在熱核武器時代，中美都是核大國，擁有確保相互摧毀的能力，兩強既鬥爭又妥協，戰爭和衝突不再是不可避免的最終選項。
“但‘老大’與‘老二’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終歸是不可避免的，一場遏制與反遏制的鬥爭必然會上演”，薛理泰說，“事實上美中關係已經一隻腳邁入‘新冷戰’了”。
薛理泰進一步解釋道，這場“新冷戰”與當年美蘇之間的冷戰無論在形態還上還是內容上都有著本質的區別。首先，美中在經濟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相互利益深度牽扯，而美蘇當年在經濟上互不交融。其次，美中並不抱有打垮、壓垮對方的根本戰略目標，最多是相互牽制、平衡，干預和反干預，滲透與反滲透，這對如此兩強來說並非生死抉擇。第三，美中在聯合國安理會等現行國際體系機制內開展著對話與合作，雙方之間的這種合作到目前為止仍是大於彼此摩擦和對抗的。第四，當年美蘇對外均搞擴張，爭奪全球霸權，彼此戰略相互對撞，但美中之爭並非這樣的性質。第五，美中之間儘管在意識形態上並不相容，但也並非美蘇那樣的根本對立，中國的對外政策也不以輸出意識形態為目標。
趁薛理泰端起茶杯的當口，我插進一句話：“2001年小布什上臺後，美國一度準備調整對華政策，後來是9.11事件的發生賦予了中國寶貴的戰略機遇期。這樣的機遇恐怕難以重現了吧？”
薛理泰說，我在過去的文章中談到過這個問題。不過，薛理泰仍然耐心地重複了他的觀點：中共十八大以來，由於中國政府處理得當，且“天祚有加”，已三次“消禍於無形”，國勢繼續拾級而上。第一次，是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後，美國和中國周邊一些國家磨刀霍霍，孰料菲律賓國內政局變化，杜特爾特上臺後採取與其前任阿基諾三世截然不同的對外政策，中國順勢將其拉入“懷抱”，南海緊張局勢得以化解。畢竟，中國有錢，能夠提供菲經濟發展所急需的幫助。第二次，是特朗普當選後，據說接受基辛格“獻策”，準備改善美俄關係，以此作為牽制中國的重要步驟，然而卻被“通俄門”絆住手腳，不得不對俄採取更強硬政策，促使俄進一步向中國靠攏。第三次，是中印邊界對峙，差一點爆發戰事，幸虧北京戰略定力非凡，最終以外交手段化解危機。
薛理泰說，時隔這麼多年，美國人終是回過味兒來了。2015年至2016年在美國國內發生了一場對華政策辯論，形成的傾向性意見是，過去多年曆屆美國政府奉行的對華既接觸又遏制的政策犯了錯誤，被中國“穩住美國”的戰略迷了眼，實際上幫助了中國的崛起。隨著中國開始在國際體系當中逐步排斥美國的影響力，美國必須採取措施扭轉這一趨勢了。因此，無論是唐納德·特朗普還是希拉里·克林頓在2016年大選中獲勝，美國的對華政策都會發生比較大的調整。
薛理泰說，美國更加明確地意識到“時間在中國一邊”，中國可以等待，美國不可再拖延，決定以經貿為切入點加強對華遏制，以達“不戰而屈人之兵”之目的。特朗普政府祭出的600億美元商品的關稅只是初招，必有後手。這種貿易懲罰姿態與美國國內的稅收制度改革和加息、縮表進程相配合，輔以向美國其他主要貿易伙伴進行的政治施壓，實際上吹響了全球投資從中國市場撤出的號角，針對的是中國創新力的增長。但資本有著趨利的天性，加速離開中國市場的將不僅是高科技領域的投資，也包括早已開始向印度和東南亞國家轉移的低端加工製造業。這一方面可以起到在戰略上、經濟上弱化中國發展勢頭的作用，一方面也可以幫助中國的鄰國“平地起高樓”，增加與中國相抗衡的資本和籌碼。一旦中國經濟陷入長期下行的軌道，很多連帶社會效應是“不能承受之重”。
中國需要冷靜
“既然鬥爭不可避免，中國還能做些什麼？”我追問。
薛理泰說，中國特別要冷靜地看到三點： 第一，雖然中國的經濟總量有可能在未來數年追平甚至超越美國——這幾乎註定發生，但科技創新力仍比美國相差一大截，外資公司的繼續撤離也將延緩中國在許多高科技領域的追趕步伐。美國是不會坐視中國在高新技術領域趕上來的。第二，中國早已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仍是“大進大出”的格局，各項戰略資源和整體經濟對外依存度太高，對外開放的門也不可能重新關上。第三，中國不少鄰國儘管經濟上靠中國，但安全上仍然擺脫不了對美國的依賴，仍在觀望，它們的政治意志在特定情況下並不完全可靠。在當今國際政治格局下，如果美中陷入長期固化的“新冷戰”狀態，不僅“老三”日本會更加堅定地跟著美國走，自“老三”以下直至“老七”“老八”都會重新選邊。
不過，薛理泰補充說，美國自己也還有一些事情沒有“搞定”。當今世界，嚴格意義上講，沒有一個小國對美國是“不戰而降”的。目前美國所面臨的最緊迫地區安全問題是朝鮮半島局勢。特朗普與金正恩的會晤一定會舉行，也一定會談出成果，但沒有中國的配合，朝鮮不可能採取棄核實際步驟。再者，美國和西方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仍未理順，此時，如果美國同中國發生正面對撞，中東方向那些表面上被摁住的極端恐怖勢力一定會趁機制造混亂，使美國如芒刺在背。第三，要想對付中國，成本太大，風險太高，對此道理美國不是不明白，在很多問題上只能訴諸於同中國磋商協調，合情合理地重新分配利益。
“中國恐怕要直面這場從太平洋對面倒逼過來的新改革了。”我感嘆。
薛理泰沒有直接回應，而是繼續強化著他的觀點：儘管更為尖銳的美中之爭一定會發生，但它並非根本性的戰略對撞和意識形態衝突，而是國家利益之爭，管理得好尚可保持兩個大國之間關係的基本穩定，管理得不好美中雙輸，全世界跟著遭殃。美中需要重視對方的核心利益，避免誤讀、誤解、誤判對方的真實意圖。美中並非天然的敵手，在兩國關係史上，美國幫助中國的時間遠遠多於與中國為敵的時間，當然中國幫助美國的時間也遠遠多於不配合美國的時間。
在下一位訪客到來前，我抓緊時間提出最後一個問題：“對於中國公眾來說，應該以何心態面對目前的國際和地區複雜變局？”
“不要拱火”，薛理泰回答。他重新引述其舊文中的觀點說，一國真正的國際競爭力是由經濟實力、科技創新力、軍事實力、戰略水平、國民凝聚力等多種要素組成的，而非僅以GDP高低論英雄。《孫子兵法》有云，“能而示之不能”。國人勿要沾沾自喜於中國日益成為“事實上的超級大國”，如偏要“不能而示之能”，將導致外部狀況空前複雜起來，長此以往，將促使外界合力對付中國，難免重蹈“盛世屢次功敗垂成”的教訓。
一個多小時的訪談很快過去了，儘管我並不能同意薛理泰的所有看法，但他提出的問題顯然是值得深思的。■
本文原刊於《世界知識》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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