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州，“黃埔”可是每個市民都耳熟能詳的稱謂，大到黃埔區，小到黃埔港，黃埔軍校更是“名垂史冊”。然而你可能不一定知道，它其實出自一個村，這個村也不在黃埔區，而在一江之隔的琶洲。
黃埔村重新引起人們的關注，也許始於廣交會2003年“移居”村前的琶洲國際會展中心。當它以113萬平方米的現代化展廳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會展中心時，它彷彿成了駛向海外國際市場的一艘“中國造”豪華遠洋巨輪。中外商家蜂擁而至，而人們也意外地發現，因會展中心而帶旺的古村落，竟然就是300年前廣州海上絲路的起點黃埔古港。
村前的公路從原來的雙車道拓寬到八車道，公交車也從原來的一條線路增加到5條，地鐵4號線也開通到村前的萬盛圍——當你隨著人頭湧湧的中外客商到琶洲國際會展中心轉了一圈後，再坐上兩站的公交車便可來到黃埔村，一座三門四柱兩層琉璃瓦的飛簷牌樓就立在公路旁熱鬧的村口，牌樓上紅底黃字寫著“黃埔村”三個大字。
一個鄉村渡口衍生出的東方大港
牌樓後的黃埔村就像廣州任何一個“城中村”那樣熱鬧，村民自建的樓房密密麻麻，大多成了農民工的出租屋，商店、餐廳、酒樓擠在村口，車水馬龍帶來一片繁華興旺。
黃埔村北帝廟
黃埔村北帝廟 然而沿著村道往裡沒走上幾分鐘，人流、喧囂便漸漸散去，一個古老的黃埔村就像翻開的塵封歷史，靜靜地呈現在你的眼前。
最先看見的是一座北帝廟，供奉著嶺南人信奉的水神北帝，它始建於北宋，是村裡得以保存下來最古老的一座建築——據說村裡原來還建有洪聖殿、天后宮、三聖宮等，但都毀於“文革”，北帝廟則是因當時改建成村裡的衛生站才得以倖存，如今成了宋代開基立村的見證。近年重新修繕後美輪美奐，香火也日益旺盛，廟門石匾鐫刻著“玉虛宮”三字，儘管斑駁陳舊，但字跡和周遭的雕花依然清晰。
據《重修北帝廟碑記》記載，村裡有馮、梁、胡、羅四大姓，最早的羅氏於北宋嘉祐年間就已來到這裡；馮氏南宋，胡氏元代，最晚的梁氏也是明初南遷這裡安家落戶的。
始自南宋，村裡已成“海舶所集之地”，因水邊叫“浦”，水中陸地叫“洲”，傳說有一對鳳凰飛臨而人丁興旺，五穀豐登，所以得名“鳳浦”、“凰洲”——原村南北門各立有一塊碑石，南刻“鳳浦”，北刻“凰洲”，原來的天后宮也刻有門聯“跡著甫田恩流鳳浦，德敷海國澤被凰洲”。
只是這“鳳浦”、“凰洲”何以成了“黃埔”呢？
明清時期，原南海神廟前的扶胥江因淤塞而衰落，廣州海上絲路的港口西移至琶洲島，一個鄉村渡口逐漸成為外國商船聚集停泊的港口，也許因為老外對中國繁體的“鳯凰”兩字難以區分？又或是發音問題？這“鳯浦”就成了“凰浦”，而為了適應只講究發音的老外，村民也便用較為通俗常見的“黃埔”，代替了筆畫繁雜的“凰浦”——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全國設江、浙、閩、粵四海關，其中粵海關在黃埔村設黃埔掛號口和稅館，所有外國商船必須在這裡交納關稅後方可通過珠江航道進入廣州，“黃埔口”因而知名。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皇帝決定撤銷江、浙、閩三海關，僅保留粵海關“一口通商”，規定凡載洋貨入口的外國船“必須下錨於黃埔”——黃埔村成了當時中外貿易商船唯一的停泊為此村裡開設了稅館、夷務所、買辦館，永靖兵營，酒樓商號鱗次櫛比，一些外國商船還修建了倉庫。而港口碼頭更是帆檣林立，舟楫如流，據《黃埔港史》記載，從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到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80年間，停泊在黃埔古港的外國商船累計達5107艘。其中最為鼎盛的乾隆五十二年(1789年)，停泊在黃埔的英國船就有61艘、美國船15艘、荷蘭船5艘、法國船1艘、丹麥船1艘、葡萄牙船3艘——同一時期有6個國家近百艘商船在此碇泊，黃埔昔日之盛況可以想見。
黃埔古港紀念牌坊
黃埔古港紀念牌坊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簽訂《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廣州對外貿易的中心地位才日見削弱，而黃埔古港也因碼頭日益淤積，而於清同治年間黃埔掛號口遷往對面的長洲島北岸——不過有意思的是，新建的港口仍沿用“黃埔口”的名號，以至於孫中山後來在這裡創建的軍校也被稱為黃埔軍校。1937年珠江北岸的魚珠、橫沙一帶興建新碼頭，初為“黃埔新埠”，後來就直稱“黃埔港”，而港口所在的城區也因此被稱為黃埔區了。
黃埔村呢？日漸蕭條！直到村前的琶洲國際會展中心恢宏的展廳，飄逸在珠江邊，這裡又顯生氣。
廣州十三行鉅商梁經國故里“左垣家塾”
北帝廟所在的黃埔直街古稱“西市”，曾是村裡的商業街，如今似乎依稀還能看得出清代末期的景象。
沿著黃埔直街走進古村落，整修一新的街巷顯得規整有序。它坐北朝南，梳式佈局，巷子兩側一個院落套一個院落，光滑平整的石板路帶著一種安然恬靜。
據說當年外國船隻到了“黃埔口”後，必須先找個“半官半商”的“保商”作為中介，它不僅催生了洋買辦的產生，而且造就了廣州“銀錢堆滿十三行”的傳奇——坐落在夏陽大街榮西里的左垣家塾，就是當年十三行中鉅商之一的梁經國的故里。
它始建於清嘉慶年間，由梁經國號“左垣”而得名，如今修繕一新，花崗岩砌築的門面上鐫刻著“左垣家塾”四個藍色大字，古老的黑色木門上還殘留著“文革”時期的印記，兩個黃色的大大的“公”和“忠”字。
從梁經國的曾祖父於明洪武初年由番禺北亭鄉遷來黃埔村，梁家就一直住在榮西里了，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梁經國在這裡出生，父親是一位鄉村私塾先生，但僅“授徒童蒙數十人，日不暇給”而生活艱辛。7歲時父親去世，梁經國母子相依為命，並從此靠做小販來養家餬口。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黃埔“一口通商”鼎盛時，18歲的梁經國進入馮氏洋行做夥計，因心靈肯幹很快入門上手。馮氏赴海外10年間執掌洋行商務，生意蒸蒸日上頗有盈餘，當馮氏回廣州後梁經國如數交代，使得行主十分感激。清嘉慶十三年(1808年)，馮氏幫梁經國請旨創立天寶行，“獲准，遂得列十三洋行之一”——自此，梁經國“實在誠信”苦心經營天寶行，在中英關係惡化，行商紛紛破產倒閉的情況下，卻逆境興盛，後來居上，到嘉慶末年成了十三行中的鉅富。
清道光七年(1827年)梁經國退出行務交由次子梁綸樞接辦，因調停英法聯軍收回廣州有功而“由海運使銜賞加二品銜，再賞戴花翎”，成了清朝商人得以獲取的最高官銜。直至咸豐六年(1856年)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十三夷館被憤怒的廣州民眾一把火燒為灰燼。十三行風光不再，但榮西里的左垣家塾卻還一直流傳著梁經國後裔“一門七傑”的故事。
梁經國的四子梁同新和孫子梁肇煌、梁肇晉“一門三進士”，分別官至清朝順天府尹、兩江總督和禮部主事，而第四代梁慶桂光緒二十年(1894年)參與梁啟超“公車上書”，後赴北美創辦僑民學校12所，人稱“華僑教育開山祖”。第五代梁廣照東渡日本留學，回國後出任清廷法部主事，其最知名的是光緒三十年(1904年)上諭收回粵漢鐵路權自修鐵路，從而引發了全國廢約保路運動，被視為“此舉首功”。
祠堂一條街上的左垣家塾
祠堂一條街上的左垣家塾 梁氏宗祠
梁氏宗祠 “四水歸源”的胡氏大宗祠
自然，古村落最搶眼的還是那些鍋耳山牆高聳的祠堂，石基青磚、雕樑石柱，牆上灰塑花鳥、彩繪壁畫，帶著嶺南廣府人家特有的韻味——鼎盛時村裡曾建有36座祠堂，如今有19座保存了下來，近年當地政府掏錢進行了修繕，重現了昔日的風采。
其中保存最好的當屬有“四水歸源”之稱的胡氏大宗祠了，緊鄰梁氏宗祠博物館，祠堂前一塘的荷花，映襯著新修繕的古祠堂，古色古香，美輪美奐。
它始建於清乾隆年間，是黃埔村胡氏家族的開基祖祠，始祖文達公祖籍福建崇安，南宋時從南雄珠璣巷南遷而來。祠堂佔地500多平方米，面闊三間，進深三間，堂前石雕龍、鳳，頭門兩側門聯“派溯崇安源遠流長綿世祚，基開黃埔根培本固大宗祊”，兩邊側門分別為“入孝”、“出第”。
走進祠堂，面闊三間，進深三間，堂上最搶眼的是兩幅豎式掛匾，一書“欽命新加坡領事胡璇澤”，一書“欽點翰林院庶吉士胡棟朝”，記述的是村裡胡氏家族的兩位名人，十七世宏根公的長子和孫子。
19世紀中期名噪一時的新加坡僑領，人稱“黃埔先生”的胡璇澤，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出生在黃埔，14歲隨父親全家移居新加坡，18歲幫助父親打理公司商務而興盛，成為新加坡鉅富和華僑領袖。清光緒三年(1877年)被清廷任命為駐新領事，而且還“代理”俄、日兩國領事，成了國際外交史上罕見的身兼三國領事的外交官。他還被英國女王授予CMG三等寶星爵位，被澳大利亞封為男爵，由於他在新加坡的公司叫“黃埔公司”，又修建了一座佔地4.7萬平方米的“黃埔園”，而被當地人尊稱為“黃埔先生”。清光緒六年(1880年)去世，各國公使館均下半旗致哀，清廷特加贈太僕寺卿銜，落葉歸根，其靈柩被運回家鄉下葬。
胡璇澤早年在黃埔村曾修建過10多座大屋和1個佔地十餘畝的胡氏花園，如今仍有兩座得以倖存，只是其後人都早已移居新加坡了。
胡棟朝是胡璇澤的侄子，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出生在黃埔，天津北洋大學堂畢業後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專攻鐵路橋樑，獲土木工程碩士學位，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參加學部考試賜進士銜工科翰林——祠堂前還立有他“欽點翰林院庶吉士”的旗杆石。後來胡棟朝曾先後參與四川的漢川鐵路、南京寧湘鐵路、廣東粵漢鐵路和韶關坪石公路的修築，民國時期親自規劃修建了廣州惠愛路(今中山四、五、六路)、永漢路(今北京路)、長堤大馬路等，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任廣九鐵路局局長，是嶺南著名的鐵路公路專家。1955年退休後回黃埔村安度晚年，1957年病逝。
胡棟朝故居“棟園”位於吉辰大街，由胡棟朝自己設計，原為三層，後拆去頂層小屋。近年由其孫子胡仲化捐出維修後被闢為胡棟朝紀念館，而此屋還是村內僅存的一間蠔殼屋，修繕時還專門保存了一堵牆。
另外村裡還有始建於清康熙年間，俗稱99門的雲隱祖馮家祠，建於清同治年間的化隆馮公祠，以及主山馮氏公祠、梁晃亭公祠、羅氏宗祠、潮江胡公祠等祠堂。
惇慵街的“日本樓”
惇慵街是古村落裡一條很有味道的小街，我曾困惑怎麼起了這麼個名字！“惇”，敦厚的意思，“慵”睏倦的意思，那是否意味著一種對鄉村生活的追求呢？
小街住的多是村裡的馮氏族人，其中最有故事的是8號帶有東瀛風格的三層小樓，村民將其稱為“日本樓”，說的不只是其建築風格，而是住在裡面的婆媳兩代，居然都是日本人。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村民馮作平到日本求學，其間認識了一位名叫平美愛子的日本姑娘，兩人結婚時想不到收到日本天皇裕仁送的新婚禮物一把日本刀，原來這平美愛子竟是天皇裕仁的侄女。平美愛子給馮作平生了兩個兒子，1924年40多歲的馮作平攜妻帶子一家四口從日本回到黃埔村定居，翌年建起了這座日式風格的小洋樓。
馮作平的長子馮國洪長大後，也去日本留學，1941年回來時和他父親一樣也帶回了一位名叫小野八重子的日本妻子，她還給自己起了一個“陳四妹”的中文名，為馮家生了一子一女，另外還收養了一個女兒。
據說抗戰時廣州淪陷，一股日軍進村騷擾搶掠，這婆媳倆曾“祭”起日本天皇裕仁所送的那把“尚方寶劍”逼退了日本兵，保住了一村人逃過一劫。附近村民得知日軍不敢進黃埔村，還紛紛躲進村裡避難，黃埔也因此被稱為“平安村”。
1944年日本婆婆去世，就葬在村後的山上；而日本媳婦“陳四妹”則一直活到90歲。解放後她曾在村裡的幼兒園照看孩子，據說能說一口地道的廣州話，反倒是因為離開日本多年，不大懂說日本話了。每逢日本節慶活動，日本廣州領事館還都會邀請老人前往參加。如今其後人都移居美國。
中日兩國民間通婚本不足為奇，眼前的“日本樓”和這日本婆媳就是一例，友好相處和為貴，平平淡淡才是真，我想這似乎也是對這“惇慵街”的一個解讀吧。
黃埔古港碼頭遺址和粵海第一關紀念館
沿村道一路往南，還有昔日村裡的更樓“萃賢”門和“履仁”門，清代自梳女聚居的“姑婆屋”，現在被闢為嶺南剪紙藝術館的馮氏“端生家塾”，國民革命時營救孫中山的永豐艦(後改名中山艦)艦長馮肇憲的故居等明清古民居。而去到江邊，就是昔日的黃埔古港遺址南碼頭了。
南碼頭又叫醬園碼頭，現在看水面寬不過10米，就像一條與珠江連接的小河涌。但在當年這一帶水域非常寬闊，有“省河”之稱，鼎盛時有6個國家近百艘船在這裡彙集停泊，美國的“中國皇后號”、瑞典的“哥德堡號”、俄羅斯的“希望號”和“涅瓦號”、澳大利亞的“哈斯丁號”等外國商船都在這裡停泊過。
緊靠碼頭的海傍街從前是一個商鋪林立的繁華集市，黃埔稅館、買辦館、夷務所、永靖兵營等當年清政府的商務管理機構都設在這裡——據《粵海關志》黃埔稅館圖，當年的黃埔稅館就像一座前半部架在水上的閣樓，主樓兩層，兩側設有廊柱欄杆。另外還有專為外國商船而設的“修整鬼船”的木匠鋪和漆匠鋪，可惜都沒能保留下來。街口的牌坊上鑲嵌著署有“咸豐四年”年款的“海傍東約”的石匾，當是昔日黃埔古港難得的歷史印記了。
因河道淤積，清同治年間“黃埔口”遷往長洲島後，黃埔古港便被廢棄，後來又在淤積的灘塗上建成了現在的石基村，如今村民建房還不時能挖出當年的木樁和樁基。附近曾發現不少有多種外國文字的石碑和外國海員、商人的墓碑，說明“一口通商”時曾有很多外國人來這裡經商而客死他鄉，有人說瑞典“哥德堡號”船長史凱爾的三位先人就長眠在這裡，而另一位更為知名的就是美國首任駐華公使義華業了。
如今昔日古碼頭的廢墟上，仿古修建了粵海第一關紀念館——包括二層前後兩進的黃埔稅館，設有營房、瞭望臺、兵器架的永靖兵營以及買辦館等。館內設置了《流淌的輝煌》展覽，以展現昔日廣州海上絲路和黃埔古港的輝煌。
粵海關
粵海關館前還立有一座花崗岩雕鑿的仿古三門四柱石牌坊，上刻“古港遺風”，兩旁對聯“四海雲 臨鳳浦，五洲商旅匯神州”——只是這“浦”字，既不是昔日日的“蒲”字，又不是後來的“埔”字，為何？
站在醬園碼頭邊望著狹窄的江面，你怎麼也無法想象它昔日的輝煌，而略顯渾濁的江水，就像一條紐帶將古老的歷史與現在聯繫起來，演繹、交融，慢慢沉澱為人們對她柔美的記憶——古村落的似水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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