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兒，本名葉雲，在內蒙赤峰一家銅業公司上班。他朝九晚五，抽菸喝酒，在跟朋友隨口說出一個關於“我要去西藏”的念想後，開始終日在旅遊攻略中做夢和猶豫，勸說老友帶他上路。然而，因自小罹患侏儒症，高海拔對大三兒心肺和血管可能的威脅，也就遠高於常人。終於，在47歲那年夏天，大三兒瞞著八旬高齡的老父——這位唯一剩下的親人——跟著老友的車，啟程進藏了。他沒啥洗滌心靈的需求，自信道：“我不禍害人”。
這樣一個邊緣小人物的日常和旅行故事，將以紀錄片的樣貌走向大銀幕，觀眾會為他的夢想買單嗎？
紀錄片《大三兒》海報
歷史：十年爬坡
其實過去幾年，在我們銀幕上難得一見的紀錄片景觀裡，也不是沒有過小人物的故事。《歸途列車》裡從廣州回四川廣安的一家四口，《千錘百煉》裡小縣城的拳擊教練和年輕徒弟，《搖搖晃晃的人間》裡腦癱的農村女詩人。載譽的口碑和可憐的票房，是它們共同的命運。一瞥銀幕，發現其他那些“短途旅行”的紀錄片，要麼歌頌如願盛世，要麼展現神奇地球，要麼記載明星生活，甚或只是錄播一場盛大演出。
絕大多數時候，院線紀錄片都在被動等待院線賞賜的垃圾時間，可又有極少時刻，能神奇地井噴出讓人瞠目結舌的票房。
去年，紀錄片《二十二》以1.7億元創下最大奇蹟，連上4778萬的《地球：神奇的一天》、3300萬的《重返·狼群》，2017年進入院線的10部紀錄片共創造2.63億元的票房，如果把張揚那部看上去非常像紀錄片的《岡仁波齊》加上，那麼又該在這個驚人成績再加上1億元。
驚人，是在歷史縱座標中比較時得出的感嘆詞。10年前，中國銀幕上映3部紀錄片，其中應景奧運年的體育題材佔去兩部（《加油中國》、《築夢2008》），產生票房101.6萬元，另有一部《張純如》沒有數據統計。之後的增幅一直很弱，2012年，進院線紀錄片依然是3部，合計票房158.6萬元。當然，其間也出現過《邁克爾·傑克遜：就是這樣》（4800萬，2009）、《海洋》（2680萬，2011）這樣的“爆款”。當2016年又一部剪輯舊素材而來的自然類紀錄片《我們誕生在中國》，拿下6500萬票房後，人們知道距離紀錄片破億的時間不遠了。只是沒能猜到，能在一部安靜又催淚的慰安婦現實生活故事中產生。
事後諸葛亮總是容易的，我們將紀錄片的票房成功理解為題材致勝。《二十二》觸碰的是全民記憶傷疤，《喜馬拉雅天梯》和《岡仁波齊》是人們內心神聖又神秘的西藏情結（有不少“手串階層”貢獻了票房），高清自然類紀錄片人畜無害、閤家歡笑，而4.8億票房的《厲害了，我的國》，就真的非常厲害了。
紀錄片《二十二》海報
確實，愈發高清的制式規格、愈發貼近觀眾興趣的講述題材，讓中國銀幕紀錄片顯得更好看了。但如今銀幕上的中國紀錄片景觀，還存在著明顯的三個問題：上映片目極少；涉及主題不太豐富；從影展到影院的轉化率極低。
全世界每年有上萬機構和獨立製片人在拍攝紀錄片，而從2008到2017的十年間，我國銀幕上能夠看到的僅有46部，我們當然沒底氣說它們是個中翹楚，更大範圍的優質紀錄片我們是看不到的。
現狀：成功無法複製
對大多數中國觀眾而言，紀錄片的概念，或許依然應該是可以一邊做事聊天、一邊在電視上順便看幾眼的免費資源，是非洲草原上的獅子，解說詞裡的冷戰揭秘，專題節目中的聲色美食。
而那些我們容易忽略的身邊人，隱於他們吃喝拉撒背後的苦悶與歡樂，似乎從來都是屬於電影節和文青們的世界。
紀錄片從業者都清楚，《二十二》的成功不可複製。“不過這些有限的成功案例，提示的是在題材得當的前提下，越來越挑剔的成熟的觀眾會給那些誠懇的作品機會”，《大三兒》製片人黃旭峰說。在內容市場的渠道紅利已然分完的當下，他相信中國紀錄片的未來在於精準化、細分化的優質內容。他自信《大三兒》的故事，“可以先讓最基礎和最小眾的觀眾被照顧、被理解並被標榜，繼而讓下沉的第二批、第三批產生追逐的焦慮感”，因此他敢於從和導演接觸開始，就決定從前期到後期都按院線規格，來打造一部成本300多萬的紀錄電影。
《大三兒》製片人黃旭峰和導演佟晟嘉
音樂人朴樹，就是被電影打動的第一批“小眾”觀眾。“不需要洗滌心靈”、“不禍害人”的大三兒，激發了朴樹靈感，一分錢不要地製作出一首為紀錄片義務宣傳的《空帆船》。而通過發行《二十二》吃到甜頭的潤智影業，經熟人推薦，也看上了《大三兒》，即便清楚它不大可能複製《二十二》的票房奇蹟，也還是投入了150萬元的宣發成本，就當是在以暢銷作品養藝術情懷。
今天上映了一部國產紀錄片《最後的棒棒》，它從愛奇藝13集的電視片重剪補拍而成。電影結尾，導演何苦在鏡頭前對讓他回去做包工頭的老闆說，“片子賣了2.6萬”。目前加點映和首日票房，片方目前收入不足10萬，或可平衡一點導演為藝術體驗棒棒生活而虧掉的日子。可是豆瓣上，相比電視版本極高的9.7，電影版目前已經落到了7.1。觀眾似乎從錢包到評論兩方面，都對改編“大電影”用腳投票。
今天：市場仍在培育
如今，在北上廣深和個別藝文活動豐富的新一線城市，少不了紀錄片放映活動，尤其北京，各類紀錄片影展近乎從不間歇。隨手查八月第一週，就有第二屆北京紀實影像周、臺灣紀錄電影特備放映、體育紀錄電影展等官方性質的展映活動。
不管來自官方還是民間，紀錄片影展都擔任著培養觀眾的角色。而無論與院線合作還是在藝文空間放映，經常會發現上座率都非常不錯。
今年北京紀實影像週期間，9家合作影院挪出3天晚上7點半的黃金時間，各放映了3部國產優質紀錄片，上座率達70%左右。在影展承辦機構良友（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負責人秋麗看來，“這跟我們排片少也有關係，而正值電影局內部改革期間，國外引進的紀錄片批覆工作沒能做完，因此更多的作品就擱在藝文空間和大學校園進行免費公益展映”。
此次影展，良友一共甄選了50多部作品，“要想上大銀幕，國內的一定得有龍標，引進的得有針對特定影展的批次號，影院才能打開相應片源的DCP（數字電影包）“，秋麗介紹說。很可惜，影展期間，最為催淚、口碑也最好的《四個春天》，並沒能亮相京城院線。這部由貴州獨山縣導演陸慶屹自述家庭史的作品，在此前的FIRST影展，就已讓全場觀眾淚崩。
而像《大三兒》這樣既有龍標、又按院線電影技術指標拍攝的佳作，如果放到藝文空間，即便投映設備再好，觀感也不可能跟在大銀幕前相比。這也是紀錄片導演們不滿足於民間放映，而努力把自己作品往院線推的最重要動力。畢竟，無論劇情片還是紀錄片，導演和製片人都把作品當成自己的孩子，想讓大家看到它。在豆瓣上，網名“起床，吃飯“的《四個春天》導演陸慶屹，就寫下最簡單有力的短評，“我自己的片子，我打五星。
《四個春天》海報
遺憾的是，高口碑藝術片和紀錄片一旦進了院線，之前影展時一票難求的盛況，經常就變成空無一人的尷尬。要想將電影院觀眾和電影節觀眾高度相關聯起來，培養和教育觀眾的道路還漫長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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