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陸遜因為在夷陵之戰中，打敗了傾巢而出的劉備所率的蜀軍，而天下聞名。但功成名就後的陸遜過的並不快樂，原因是他所伺奉的主子孫權“變了”。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晚年的孫權一改早期推誠相與、同舟濟水的賢明之君的形象，而變成了一個“性多猜忌，果於殺戮”的昏聵之君。
“存在決定意識”，沒有抽象的性格轉變，孫權性格的前後變化，也是與維護江東政權和王室利益有關的孫權的晚年，面臨的主要矛盾已從國外轉到了國內，蜀漢偏處蜀川一隅，東吳則佔據了長江中下游和嶺南一大片土地，憑藉長江天塹足以阻擋曹軍南下，江南經濟的發展也足以劃江自守。加之卓有成效的外交手段，吳蜀、吳魏之間，故事不是很多、但國內的情況則與立國之初大有不同。主要是江東大族的勢力有了急劇擴張和發展。
早年，孫權為了拉攏統兵將領，曾實行軍事世襲和復客制度，又把大量的土地賞給他們。東吳的將領大多出身大族，原來就有世襲的土地和部曲，加上不斷賞賜，擁有的土地和部曲越來越多。“值什僕成軍，閉門為市”是當時大族勢力的真實寫照。
孫權晚年，因長子孫登早卒，本人年事已高，擔心大族勢力的急劇影脹會危及孫氏王室的權力，為此，他對江東大族的態度從拉攏轉為控制孫權對東吳重臣陸遜的態度轉變，很能反映他思想上的這種狀態。
公元244年，陸遜被任命為東吳的第三任丞相。稱帝之前的孫權尚能認識到“孤與君分義特異，榮實同”。到了此時，卻對陸遜也產生了疑慮和戒心。陸遜雖為丞相，但“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即依然帶兵駐紮武昌，不能回京管理國政。對於忠實於他的陸遜，孫權還這樣猜忌，對其他人就更不用說了。
陸遜死後，孫權又把荊州分為兩部，以昌岱為上將軍，督守荊州的右部，以諸葛格為大將軍，督守荊州的左部。原來鎮守武昌的陸遜之子陸抗則調離武昌。其實，諸葛格的軍事才能遠遠比不上陸抗，史書上有一段記載是很能說明兩人的軍事才能的：“（陸抗）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格入電，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電，順有毀壞，深以為慚。”孫權當然知道諸葛恪的軍事才能遜色於陸抗，但仍要把陸抗調離武昌，這顯然是出於對陸氏世代為將有所顧忌。
在孫權死前的兩年間，吳國宮廷發生了一柱大案。為爭立太子一事，大批重臣被貶、被。孫權長子孫登死後，孫權立孫和為太子，又封孫霸為魯王，孫不服，到處拉攏勢力，謀奪太子地位，孫和也在臣僚們的支持下進行反擊。當時幾乎所有的重臣都捲入太子黨爭事件中去了。“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乃至“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
以全寄、楊竺為首的大臣們主張廢和立霸，陸遜、朱據、諸葛恪為首的大臣們則支持孫和，主張“明嫡底之分”。因為太子和與魯王霸的爭鬥奪寵，使群臣分為兩大派，孫權對此深感不安。最後他作出了既廢太子又賜魯王死的決定。與此同時，又誅系進諫大臣十餘家，就是陸遜也受到孫權多次責，最後憂憤死去。
孫權晚年的性格變態，儘管其出發點是為了保有江東政權，藉機削弱大族勢力來維護王室利益，但與其主觀願望相反，這樣做的客觀效果卻是朝野震恐，人心撼動。大臣們再也不敢像過去那樣盡言直諫，東吳王朝出現了“舊將已盡，新將未信”的境況。這一事件引起的後果是極為嚴重的，東吳的亡國之主是孫皓，但孫權去世以前，已經出現亡國的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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