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別於好萊塢戰爭片，中國軍事電影作為最為重要的題材類型之一，軍事電影密切關聯著中國革命歷程和新中國發展歷程，體現出明顯的現實主義美學風格和政治意識形態屬性。中國電影誕生之初，《定軍山》便展露出軍事電影的雛形。抗戰時期，左翼電影運動、國防電影運動促成"文化電影戰線的進步力量和武裝鬥爭相配合"。
1949年後，抗戰片、革命歷史題材、革命英雄傳奇等軍事電影牢牢佔據國內電影市場的主導地位，出現了一批優秀的作品,如《地道戰》《上甘嶺》《南征北戰》《鐵道游擊隊》等。
20世紀80年代始，軍事題材電影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逐步走低。在經歷了近三十年的沉寂期後，一批現象級軍事大片陸續上映，如《集結號》《湄公河行動》《戰狼》系列、《紅海行動》等，它們不僅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績，也成為觀眾、學者乃至產業所關注的焦點。
隨著電影產業化改革和工業化生產的不斷推進，具備了商品意識和市場意識的中國軍事電影已經不能再簡單地以"主旋律"意識形態話語所統領，而是有了契合時代需要的新命名——"新主流"，它不僅在語義邏輯上具備主流價值、主流意識等"主旋律"既有屬性，更囊括了受眾認同、大眾審美、市場認可等符合現代電影觀念的文化內涵和產業屬性，這也使得"原先的比較狹窄的主旋律電影容納了商業性的因素，向市場靠攏，迴歸大眾文化，價值觀上比較開放也比較普世性的一種結果"。
一、彰顯時代精神的英雄人物塑造
"祖國是人民最堅實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閃亮的座標。"我們的革命戰爭電影曾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具有崇高革命理想和高尚道德情操的英雄形象，如連長張忠發、游擊隊長李向陽、志願軍戰士王成等。這些英雄形象鼓舞了一代人的革命鬥志並建構起一個時代的審美傾向和價值取向。
改革開放以後，軍事題材影視劇打破英雄禁忌，給英雄祛魅、脫冕，塑造出一批真實、有個性、有缺陷的平民英雄和另類英雄，這些英雄以近人倫的平民面貌拉近了與受眾的距離。在電影《紅海行動》中，蛟龍突擊隊隊員各司其職、各盡其責。無論是隊長面對各種突發情況的沉著應對和冷靜部署，還是通訊兵臨終前仍不忘履行職責，皆體現出新時代軍人盡忠職守、不辱使命、專業有素、勇於擔當的職業倫理和職業精神。
不同於革命戰爭電影中主人公抱著堅定的信念、以簡陋的裝備戰勝強敵並最終犧牲的悲情模式，當代中國軍事電影的英雄人物契合了新時代精神，帶有鼓舞人心、張揚大國氣象的時代風采，主要體現為英雄精英化過程中過硬的專業技能以及強者的絕對實力。無論是戰狼隊員冷鋒、霸天狼飛行員吳迪、蛟龍突擊隊隊長楊銳，都具有典型的精英主義特質：有理性、有實力、有擔當、有血性。這些智勇雙全、實力超群的英雄形象展現出具有強國自信的新時代中國形象。從這個角度看，中國軍事電影實現了從道德高尚的"崇高性"英雄到才能出眾的"傑出性"英雄的重要轉變。
二、題材拓展
首先，表現在題材的不斷拓展與跨越上。伴隨著電影產業化的逐步深化，彰顯我國文化軟實力的電影產業不僅需要以高品質的主流大片佔領國內市場，還要能夠走出去。這便需要中國電影站在更高的價值立意上，選取兼具時代感和普適性的題材內容。對於軍事電影而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立意架構為其提供了進一步拓展的空間，"恐怖主義、難民危機、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如電影《湄公河行動》《空天獵》《戰狼》系列、《紅海行動》等影片以禁毒、維和、反恐、撤僑等跨境軍事行動為主要內容，其中也涉及難民和重大傳染疾病等相關問題。這些領域涉及面廣、直面當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至此，中國軍事電影的空間格局開始向世界範圍拓展。
其次，表現在題材的深度開發與挖掘上。電影《集結號》雖然淮海戰役作為故事發生的時空背景，但電影並不執著於表現殘酷的戰爭現場，影片通過連長谷子地對集結號是否吹響的不斷追問，引發觀眾對於戰爭、人性以及英雄主義的深刻思考。可以說，影片人性化的視點觀照以及對主人公情感心理、行為動機的完整刻畫有效地提升了電影的藝術品質和思想內涵。與此同時，這種基於人性的視點預設也可以看作是題材內容的深度挖掘和價值探索。
正如拿破崙所說，想象力統治世界。對於軍事電影而言，題材的探索還應努力向前看，以大膽的創新精神探索未知的領域，在未來的無限可能中開掘出題材內容的新意來，為軍事電影題材的進一步拓展提供大有可為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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