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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城建立縣委，夏邑建立楊集支部的同時期，睢縣、虞城、商丘縣等地的共產黨人也在積極行動，恢復黨的組織，領導和發動群眾展開鬥爭，促使商丘革命從低潮中慢慢復甦。1928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還在商丘東部的夏永虞地區秘密建立了商丘地區歷史上第一個地級黨組織——夏永虞中心縣委。
第一個地級黨組織的建立
1928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受盲動主義影響，將皖北、豫東和魯西南三省接合部劃為“暴動區”，派出剛從綏遠省委到河南工作的李醒潮到夏邑組建夏永虞中心縣委，具體領導武裝起義。商丘地區第一個地級黨組織中共夏永虞中心縣委得以秘密成立。
當時，豫東國民黨駐軍中建有中共商丘特支和夏邑特支，國民黨豫東警備旅旅長兼夏邑縣政府縣長孫實，國民黨楊虎城部駐夏邑張振芳師師長張振芳，方振武部駐虞城餘亞農師政治部主任方策等人均是中共地下黨員。中共河南省委為了建立紅色區域，希望利用這些地下黨員握有兵權的有利條件，與地方黨組織相結合，舉行武裝起義。
李醒潮與孫實接上關係後，秘密建立了夏永虞中心縣委，並以夏邑縣民運科副科長的身份作掩護，在夏永虞地區積極開展活動，恢復發展黨組織，進行幹部培訓和武裝籌建，準備發動暴動。
在夏永虞中心縣委領導下，當地的農民協會、學生會等群眾組織紛紛建立，以農民為主體的武裝組織——紅槍會進一步發展。夏邑縣城還舉辦了200多人參加的政治訓練班。一時間，夏永虞地區革命形勢一片大好。
但時隔不久，形勢突然發生了逆轉。國民黨當局似乎覺察到孫實的活動，免除了他警備旅長和夏邑縣長的職務，並將其從夏邑調任鹿邑；餘亞農師和張振芳師也被一起調防山東，夏永虞地區的武裝起義失去了基礎。1928年年底，中共河南省委遭到破壞，一時難以恢復，中共中央於1929年4月指示河南暫時取消省委組織。李醒潮也因身份暴露，不得不離開夏邑。夏永虞地區的武裝起義失去了領導者和組織者，為創建紅色蘇區而建立的中共夏永虞中心縣委也因此結束了歷史使命，於1929年6月撤銷。
睢縣縣委的恢復
1927年7月，因為中共河南省委錯誤地執行了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睢縣縣委被解散，睢縣黨組織進入了艱難困苦的革命時期。時間到了1928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重建。新省委著手糾正以往的錯誤，並進行黨組織的恢復工作。1929年秋，吳芝圃任中共開封市委組織部長期間因患病回鄉治療，到睢縣找到中共黨員苗澤生，傳達省委關於恢復睢縣黨組織的指示。苗澤生與中共黨員郭景堯和從外地回鄉的中共黨員姜朗山聯繫，在劉莊召開會議，秘密成立了中共睢縣第二屆縣委（地下），苗澤生任書記，郭景堯、姜朗山為委員。
姜朗山此前在湖北省農民協會工作，是一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他在大革命失敗後回到家鄉。由於睢縣黨組織被破壞，他一時沒有與組織接上關係，就在家鄉秘密開展農民運動。他變賣家產，在劉莊創辦了劉莊小學，試圖通過辦教育，宣傳群眾，聯絡同志。在新建劉莊小學的校門上，他自編了一副對聯，表明了辦學的親旨。上聯：昔日蔓草荒蕪凋敝淒涼；下聯：今朝人才薈萃莊嚴燦爛。橫批：喚起民眾。在開辦小學的同時，他還召集周邊村莊的貧苦農民，開設貧民夜校，進行發動農民群眾。夜校中除開設文化課外，還開設了時事常識課，向大家介紹南方農民運動的情況，宣講黨的政策及主張。夜校深受貧苦農民的歡迎，學員最多時有百餘人。
中共睢縣縣委成立後，著手把流散各地的共產黨員秘密組織起來，開展各種形式的地下鬥爭。如1929年領導教育界進行索薪鬥爭，迫使當時的教育局長張連簧下臺，引起了社會的極大反響。
虞城和商丘縣黨組織的恢復
先來說一下劉屯支部的故事。
1942年劃歸虞城的劉屯位於隴海線楊集車站西北3公里，當時尚屬江蘇省碭山縣。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該村中共黨員訾景辰從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回到家鄉，在其老師劉尹齋的推薦下，擔任了劉屯小學的校長。1928年年初，他先後與中共徐州地委、碭山縣委接上了關係。在上級黨組織的領導下，以訾景辰劉屯小學為陣地，宣傳馬列主義。
1928年3月，他組織了讀書會；4月成立了學生會；5月秘密成立了青年會。那年暑假，中共徐州地委和碭山縣委派共產黨員彭伴平、戴雅茹、孫超風、朱維楊4人來劉屯小學任教，同時建立了中共劉屯支部，書記由訾景辰擔任，隸屬中共碭山縣委。支部成立後，他們在學校教唱進步歌曲，指導學生閱讀進步書籍，並發展了第二批青年會會員。1928年年底，國民黨碭山縣黨部獲悉劉屯小學有共產黨員活動，便派人來校搜查，抓走了幾個高年級學生。訾景辰等人不得不轉移別處，劉屯黨支部停止了活動。
而在商丘縣，大革命失敗後的中共商丘縣黨組織也被迫轉入地下。但黨員們利用各種機會開展革命活動，堅持鬥爭。1928年秋，葉誠憲返回縣城，與徐錦章、曹敏業等轉入地下的黨員取得聯繫，決定恢復黨支部，葉誠憲任書記。後來，葉誠憲考入縣立簡易師範學校，支部便以簡師為基地，領導全縣教育界的鬥爭。
當時縣政府曾議定師範學生每月津貼5元。但自9月到11月，3個月時間中學生沒有領到一分錢。同時，縣政府縮減教育經費，對教員工資減半，引起廣大教師的不滿。黨支部研究後，決定領導師生進行教師索薪和師範學生要求補發津貼的罷課鬥爭。
黨支部以共產黨員和進步師生為骨幹，到各校進行宣傳鼓動，一時間全縣形成了罷課熱潮。黨支部不失時機地組織簡易師範學校數百名師生到縣政府請願，上街示威遊行。國民黨縣政府被迫與師生協商談判。葉誠憲被推選為學生代表，與國民黨當局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後來在廣大師生的巨大壓力下，國民黨當局不得不答應學生和教員的要求。罷課鬥爭取得了勝利。
但不幸的是，索薪罷課鬥爭剛剛結束，國民黨當局便以共產黨嫌疑犯的罪名下令速捕葉誠憲，還抄了他的家。葉誠憲設法逃脫虎口，到外地隱蔽，支部其他同志也轉移到外地，中共商丘縣支部暫時停止了活動。
革命道路上的曲折
從1927年8月到1929年12月，在共產黨人的不懈奮鬥中，商丘各地不僅恢復了原來的黨組織，而且新建了支部、縣委、中心縣委，黨組織活動從大革命時期的永城、睢縣、商丘三縣，擴大到了夏邑、虞城等縣，商丘革命從低潮中開始復甦過來。但是隨著李立三“左”傾錯誤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執行，商丘的共產黨人又迎來了新一輪的考驗。
1930年6月至9月，李立三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宣傳部長。在1930年6月1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由他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即《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制定了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這一“左”的指導思想，通過河南省委和江蘇省委的貫徹，影響到商丘。
1930年10月，中共永城縣委通過在縣城東北的秦雙廟召開的會議，佈置了組織發動農民和學生在縣城東關和中山市場進行“暴動”的任務。說是“暴動”，其實準確來說應該是集會和示威遊行，參與人員在活動中燃放鞭炮，發放傳單，高喊口號。這種活動沒有實際意義，反而暴露了黨組織和共產黨人的身份，引起了敵人的警覺，“暴動”隨即失敗。
這之後永城縣委又決定開展兵運，策反國民黨保安大隊，建立暴動武裝。1930年年底，共產黨員喬慶寰深入永城縣保安大隊，準備策反部隊時不幸被捕。1931年春他被解往開封后遇難，時年31歲。臨行前，他在牢房牆壁上寫下了自輓詩，表現了共產黨員堅貞不移的氣節。隨著喬慶寰的被捕和犧牲，永城縣積蓄的一批黨員力量遭到了殘酷鎮壓，革命受到了嚴重挫折。
在這種惡劣的形勢下，共產黨人依然沒有氣餒，從1931年春開始，共產黨人又開始進行黨組織的恢復重建工作。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在全黨佔據了統治地位。王明打著“國際路線”的旗號，提出了比李立三冒險主義更“左”的冒險主義，要求組織武裝暴動，奪取中心城市，實現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而後形成全國勝利。
依據王明的路線，1932年6月，中共江蘇省委將銅山、宿縣合併為徐州特委，永城縣委隸屬徐州特委。1932年8月底，中共永城縣委根據中共徐州特委的指示，在秦雙廟召開縣委擴大會議，要求共產黨員不怕身份公開，積極大膽地帶領群眾收繳地主的槍支，參加武裝暴動；會議決定，分別到韓莊、陳樓和火神店，強行收繳地主豪紳和國民黨聯保處、團防局的槍支，同時收編土匪武裝，壯大暴動力量，於9月下旬舉行暴動。
1932年9月26日，永城縣委成功組織了韓莊暴動。但在30日攻打火神店的暴動中，因力量薄弱，戰鬥經驗不足，敵人佔據有利地形，暴動失敗，黨組織遭受了極大的損失。因為這兩次冒險的暴動，剛剛燃起的革命火焰又變成了星星之火，永城的土地革命被斷送，以致此後的幾年間，永城乃至商丘都沒有再建立起健全的黨組織，沒有形成大規模的群眾革命鬥爭。
（市委黨史研究室為採訪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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