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聯的留聲機
幾年以前，到哈爾濱採訪李敏老人，我曾向她問了個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咱們抗聯，也有留聲機嗎？
▲ 留聲機，在民國時屬於絕對的奢侈品，跟今天的馬莎拉蒂大抵是一個級別的
這問題似乎不太有道理的樣子，東北抗日聯軍是公認抗戰史上打得最艱苦的部隊之一，據說紅軍都曾對馮仲雲說過：“你們抗聯要比我們紅軍長征還要苦啊！”抗聯的部隊很多架子大而兵力比番號小，一個重要原因便是沒有足夠的糧食，影響了擴軍。據李敏老回憶，當時部隊的紅五星帽徽都是用紅木皮製作的，在這樣的條件下，部隊怎麼可能有留聲機呢？那應該是飛虎隊的裝備才合理些。
但這件事不問還真是心裡不踏實。此前，我在日本獲得一冊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出版的日軍戰史文獻——《獨立守備第八大隊戰史》（獨立守備歩兵第八大隊戦史 : 創立より終焉まで），裡面提到了抗聯的留聲機。
所謂獨立守備第八大隊，是日本關東軍在攻佔我國東北後設立的“南滿洲鐵道獨立警備隊”屬下的一支，成立於1933年，駐防吉林敦化、額穆並負責新京（即長春）至圖門之間六百公里鐵道線的警戒，下轄四個中隊及附屬部隊，總兵力一千餘人。
▲ 《獨立守備第八大隊戰史》插圖
獨立守備第八大隊是楊靖宇所部抗聯第一路軍的老對手，雙方曾在長白山、威虎嶺山麓反覆爭奪惡鬥。這本戰史是戰後該大隊原副官手島丈男大尉主持收集資料，於1978年編成的。從它的記錄來看，這支日軍給抗聯帶來了重大損失，自身也傷亡慘重。根據該部在愛知縣幡豆郡三根山的鎮魂碑碑銘記載，該大隊共有三百四十名官兵死於戰鬥之中，如果按照正常三比一的傷亡比例，這個大隊的日軍全部輪一遍也補不起這個數兒。
這其中，抗聯第一路軍第三方面總指揮（相當於師長）陳翰章是獨立守備第八大隊日軍談虎色變的一名中國將領——這並不是誇張的說法，日軍在三省大討伐作戰中給陳翰章起的代號便是“虎”。
▲ 位於愛知縣的獨立守備第八大隊第三中隊青溝子戰鬥慰靈碑
根據碑文，1939年11月8日，陳翰章率部在額穆縣青溝子圍攻該中隊石井隊長所率日偽軍一百三十一名，激戰中偽軍首先崩潰，導致該敵遭到全殲，指揮官石井茂不甘被俘，自殺身亡。此碑便是為此戰中部分被擊斃日軍所建的。
不過，這個戰績恐怕陳翰章自己倒不會怎麼在乎，連日本關東軍敦化警備司令助川啟爾大佐都死在他手裡，打個第三中隊，恐怕還真算不得什麼。
▲ 陳翰章，出身教師，還做過記者，這位英俊的中國將軍陣亡的時候，年僅27歲
1940年12月8日，在日寇重圍中英勇轉戰的陳翰章遭敵軍圍困於鏡泊湖畔的南湖頭小灣，不幸壯烈戰死。在陳翰章將軍犧牲的時候，日軍繳獲了他的日記。或許出於對這名對手的重視，《獨立守備第八大隊戰史》中，多處引用了陳翰章將軍的日記，甚至有一些和戰鬥無關的內容，也被作為了解抗聯生活的資料保留下來。
其中在1938年的一篇日記中，陳翰章記錄了自己一天的生活。
這一天他很早就起來，因為按照計劃，當天部隊各連要舉行授旗式，為此已經籌備多日。陳翰章召集在宿營地的部隊集合，以連為單位頒發預先準備好的國旗，並帶領官兵們宣誓，要讓中國的國旗“飄揚在國家的每一寸土地上”。
儀式結束後，他率隊出發，返回在山中的密營，中午與匆忙趕來的侯副師長（推測為另一名抗聯將領侯國忠）等開會，討論怎樣策應附近友軍的戰鬥。
下午，密營中進行政治學習，學習討論的題目是“日人為何稱吾人為‘匪’”。
討論結束後，作為總指揮陳翰章安排下一階段作戰，並作工作總結，直到將近十一點鐘。此時，他拿起日記本，按照習慣開始寫日記。在把一天的工作記述完畢後，他在日記的末尾加了這樣一段話，大意是——經過一天的工作和輾轉，他已經十分疲勞，但依然不能入睡，因為在陳翰章的住屋外面，“她們在聽留聲機跳舞”。
▲ 東北抗日聯軍一路軍的女戰士
在陳翰章的部隊中，有一些朝鮮族的女戰士，不但堅韌勇敢，而且能歌善舞。在南湖頭的最後一戰中，陳翰章便是為了掩護她們撤退而犧牲的。日記中所說的“她們”，多半指的便是這些女戰士，不過，她們怎麼會有留聲機呢？
▲ 日軍第三師團1936年討伐抗聯作戰中拍攝的照片，可見一座被敵攻佔的密營（日軍稱為“匪賊山塞”），1949年前紅色政權和武裝尚未開始使用五星紅旗，因此當時抗聯使用的國旗與關內是統一的
第一路軍活躍在長白山南部，是抗聯三個路軍中最靠南的一個，靠近日偽核心統治區，且卡在偽滿洲國與日佔朝鮮之間，讓日軍如鯁在喉，故此在整個存在期間幾乎無時無刻不遭到敵軍的圍追堵截，鬥爭十分殘酷。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長期依靠山中的密營與敵抗衡，而一路軍的密營較為低矮，強調隱蔽，與三路軍綿延于山水之間，酷似基地的密營相比條件更為艱苦。
陳翰章自然也是以密營為本和日軍作戰的，那麼，密營中有哪兒來的電源或者電池給留聲機使用呢？
帶著這個疑問，我向李敏老請教——結果老人笑著解答了我的疑慮。
▲ 老人笑言——傻孩子，我們抗聯當然有留聲機了，從鬼子那裡繳獲來的嘛！就那幾個唱片，翻來覆去的聽不夠
那麼，電從哪兒來呢？
要什麼電？我們那時候的留聲機是手搖的啊。
這下子輪到我感嘆自己鑽牛角尖了——愛迪生髮明留聲機的時候，連刻唱片的活兒都是手搖的呢。
有意思的是，後來瞭解到，抗聯有留聲機的部隊還挺多的。
比如，原東北烈士紀念館副館長溫野先生考證，五軍婦女團就有一臺留聲機，曾用它播放歌曲，大夥兒逗後來八女投江中最年輕的女戰士王惠民（犧牲時只有十四歲），說裡面藏著個小姑娘，王惠民就轉著圈地找，最終仍然是大惑不解。
而李敏所在的抗聯第六軍也有留聲機，她自己還用過。老人回憶，這臺留聲機是曾擔任六軍留守團團長的耿殿君繳來的。有一個以耿殿君為原型的電視連續劇《十三省》曾熱播一時，雖然故事與歷史相去甚遠，但抗聯中耿殿君的確是個很有特色的人物。歷史學者史義軍考證：“每次戰鬥下來，打掃戰場時，在他的眼裡什麼都是好東西。在別人的眼裡不值錢的東西，認為是破爛的東西，他都視為好東西，人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耿破爛’。就是這個耿破爛當年還給李敏他們搞到一個留聲機，豐富了抗聯戰士的業餘文化生活。”那時候，在艱苦卓絕的戰鬥和無時無刻不存在的飢寒中，不知道這臺留聲機給了密營中抗聯官兵們多少樂趣。
▲ 《十三省》中的耿殿君和他的兄弟們，很難想象這位抗聯英雄還有個“耿破爛”的雅號
李敏還記得這臺留聲機的最後歸宿。1939年冬，在日軍的重兵壓迫下，李敏所在的抗聯六軍四師殘軍被迫撤過黑龍江，退往蘇聯境內。在後撤途中，戰士們不得不輕裝，他們被迫將這臺留聲機與一挺沉重的重機槍埋在依蘭境內一棵大樹的下面。由於大家對它們感情很深，故此用雨布細細包裹，希望將來打回來時再去尋找。
“等到解放啦，我們說再去找找吧，哎呀事情可奇怪了。”我依然能回憶起李敏老人描述這段故事結局時酷似賣關子的表情，“到樹底下一挖啊，你猜怎麼地？重機槍還在，留聲機不見了。”
▲ 李敏的老戰友，出身抗聯六軍的吳玉清，面前放的，便是挖出來的那挺日製九二式重機槍，當時它的各個機件都能使用，槍機一拉就開——這可是重武器，害得公安部門費了好大力氣進行無害化處理
那臺繳獲的留聲機去哪兒了呢？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只能估計是某個上山的人把它挖走了，說不定還在哪裡使用著呢。
這段故事李敏老曾給很多朋友講過，比如史義軍先生、沈克尼大校。沒了留聲機，李敏過境後擔任抗聯教導旅廣播站的廣播員覺得就像少了個朋友，後來蘇聯方面給她找來了一臺蘇制留聲機，才算解決了問題——那個時代，錄音機還只是一種間諜工具，還沒奢侈到走進文化生活之中呢。
一時間，忽然醒悟當年那個曾經對我興致勃勃講留聲機的老奶奶，已經去了天國，不禁有一絲酸楚。
又一時間，想起楊靖宇將軍戰死的時刻，這位東北抗日聯軍的司令員在犧牲時，已經多日沒有吃過一點糧食，胃中只有野草和棉絮，但是，當日軍監視他身邊的物品時，除了槍和子彈，他竟然還攜帶著一支口琴。
在密營中的留聲機和在生命最後時刻的口琴，要何等對生命的大愛，才會有這樣的抗聯！
▲ 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這句話的含義——“抗聯從此過，子孫不斷頭”
我想，老兵雖然消逝，但這支部隊的英名，將永遠鐫刻在每一箇中國人的心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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