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來，如果一律以“閉關鎖國”“自大無知”這樣的眼光來看待當時的政府、知識分子，似乎過於小孩子氣了。
在世界大航海時代剛剛開啟不久，當時的朱元璋也已嗅到世界大勢的變化而對當時的外交策略有所調整。雖然仍要標榜天下正統的地位，但對於其他國家也開始用一種客觀承認的態度。比如對當時的朝鮮、日本、琉球等國便是以“不徵之國”的態度對待。
這種務實的天下觀念，也一直貫穿在明朝的外交策略之中。葡萄牙自1551年入侵中國屬國滿剌加，侵佔馬六甲海峽之後，在亞洲嚐到了甜頭。明朝的公主漢麗寶曾遠嫁馬六甲，中國控制馬六甲海峽的時代從此結束，南中國海門戶洞開。
而在中國屯門的嘗試性通商之後，將近30倍的商業利潤使得葡萄牙人將中國視為遍地財富的金礦。當時的明朝並不是絕對的海禁，由於連年用兵國庫空虛，兩廣財政匱乏，因此對外貿易的政策也進行了適當調整。
起初葡萄牙人將中國同樣視為可以肆意入侵的印度一樣。當時葡萄牙使者皮雷斯對中國的描述中稱道，中國“百姓非常軟弱，容易被征服”，“馬六甲政府不用多大的兵力就能把它置於我們的統治之下”，“印度政府用10艘攻佔馬六甲的船，能夠沿海岸攻佔全中國”。
這種傲慢的態度也體現在他們的行動中。初登中國時，葡萄牙人想要以藩屬國的名義，向中國提出通商的請求。雖為請求，但從當時的行徑來看，他們時刻做著武力爭奪的準備。不僅強佔土地，姦淫擄掠當地少女，還擅自處死我國子民，一度民生哀怨。而通過賄賂宦官，他們也一度在1517年左右得以面見正德皇帝。當時明朝還未對葡萄牙形成明確的外交態度，因此對其多有容忍。
可在當時就有這樣一個人，早在葡萄牙人剛剛登陸時，便早早呈上內閣，堅決反對承認葡萄牙人的藩屬地位——他就是御史丘道隆。在他呈奏的《請卻佛郎機貢獻疏》中，明確分辨了中國立國之根本——即對“義”與“不義”的區分肯定。
他從國際與國內兩方面論述堅決拒絕葡萄牙人的理由：其一，滿剌加為我國忠實藩屬國，受其侵犯而我國若以禮待之，則無異於“譬之人家僕御，一旦為外侮侵奪，為主者弗能往申曲直，乃從而禮貌，或啖之以嗜慾焉，其失義損威甚矣。”
自己的僕人受到欺侮，自己卻要對他十分客氣或滿足他的要求，這不是對“義”和自身威嚴的損害嗎？其二，葡萄牙對中國人的所作所為，明顯求和是假侵佔為真，其狼子野心不可不察。
當正德駕崩後，後繼的嘉靖皇帝便採取了以其觀點為首的要求，直接回絕了葡萄人的請求。遭到拒絕的葡萄牙人立馬暴露了真實意圖——強佔我國領土。而在認清葡萄牙的真面目之後，明政府組織反擊，並最終打勝了反殖民侵略的第一戰——屯門海戰。
之後中國拒絕了對葡萄牙的一切往來，並將以後妄圖侵略我國的葡萄牙人一律作為敵人對待。新加坡位於馬六甲海峽咽喉要道，憑藉此地迅速發展，冠絕亞洲，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地狹人稠的新加坡房價也高居世界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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