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發於總第865期《中國新聞週刊》
印度裔英國作家維·蘇·奈保爾（VS Naipaul）8月11日在倫敦家中去世，六天之後就是他86歲的生日。
奈保爾的一生淋漓盡致地體現了人的兩面性。他既是傑出而勤奮的寫作者、天賦異稟的小說家、廣受推崇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和戰後英語文學史上不可忽視的人物，又是冷淡的丈夫、孜孜不倦的嫖客、下手狠毒的性虐成癮者、斤斤計較的文化人、目空一切的自大狂、半公開的種族主義分子、根深蒂固的種姓主義者和公開歧視婦女的人。
不要怕當藝術家
新孀的納迪拉·奈保爾夫人說，“因他取得的一切成就而成為巨匠”，又說他“去世時身邊圍聚著他愛過的人，活過了充滿非凡創造力、付出了巨大努力的一生”。
他的確如此。維迪亞達·蘇拉傑普拉薩德·維迪亞·奈保爾1932年8月17日生於英國殖民地特立尼達，祖父是來島上砍甘蔗的印度勞工，父親西婆薩德沒有受過完整的教育，憑著勤奮好學，當上了《特立尼達衛報》的記者，還用英文出版過一本短篇集（1975年該書擴編再版時，奈保爾寫了序言）。1950年，奈保爾獲得政府獎學金，走出小島，赴英留學，入讀牛津。熬過最初幾年的孤獨和抑鬱，以及至少一次的自殺（他開了煤氣，但管道中途斷氣）之後，他開始考慮以文學為業。父親和他保持頻密的書信往來，一直鼓勵他從文。“不要怕當藝術家。”西婆薩德寫道，可惜他1953年就因心臟病去世，未能活到兒子封爵和領取諾貝爾獎章的日子。
奈保爾畢業後留居倫敦，繼續為英國廣播公司的“加勒比之聲”節目服務，工作之餘開始嘗試認真地寫作，但又不知道寫什麼。終於，“在我們經歷了特立尼達島內的多次遷徙之後，在我的英國之行和牛津生活之後，那是我——在兩次嘗試寫小說都失敗之後——坐在蘭厄姆酒店那間自由作家房間裡的打字機前，試圖再次成為一個作家時，腦海中出現的故事。那天下午，幸運眷顧了我。”於是他寫出了處女作《米格爾街》的開篇：“每天早上，海特起床後，便騎在他家陽臺的欄杆上，朝對面喊道：‘有什麼新鮮事嗎，博加特？’”
《米格爾街》僅用五個星期寫成，內含十七個各自獨立卻又相互聯繫的短篇，藉以回憶家鄉人民的樸素或愚昧，充滿諷刺和喜劇色彩，又不失辛酸和柔情。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欣賞奈保爾的才華，但又擔心一個特立尼達無名新人的短篇集沒有銷路，於是壓下書稿，轉而鼓勵奈保爾寫長篇。後者接受了這個條件，儘管並不領情——2002年，他告訴自己的傳記作者帕特里克·弗倫奇，“多伊奇是個愚蠢的人，真的沒文化，他給我造成很多痛苦。”
社會喜劇
1957年和1958年，奈保爾最早的兩部長篇《通靈按摩師》和《埃爾維拉的選舉權》（中文版易名《全民選舉》）先後問世，以印度裔特立尼達人的生活故事和獨樹一幟的喜劇色彩引起注意。《米格爾街》隨即於1959年付梓，兩年後獲毛姆獎，第三部長篇《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也在同年出版，大獲好評。這四部社會喜劇作品一舉奠定了奈保爾一線作家和所謂“英聯邦文學”（日後更被接受的名稱是“後殖民文學”）代言人的地位。
長達六百頁的《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是奈保爾最出色的小說作品（如果非要加上一個“之一”的話，我們可以參照耶魯大學教授哈羅德·布盧姆的意見，把1979年的《河灣》也算進來），主人公比斯瓦斯在社會和家庭的各個層面受到壓制和忽視，終其一生都想擁有自己的房子，以此尋回獨立和身份認同，未料積勞而死，只給從英國留學歸來的兒子留下三千元的債務。藉著這個令人辛酸的小人物故事，奈保爾再現了亡父西婆薩德的人生，也講述了一部特立尼達印度人的家族史和帝國殖民地的社會史。
英國文學評論家詹姆斯·伍德是《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的擁躉。8月12日傍晚，他為《紐約客》雜誌撰文，再度力贊此書：“這本書充滿了喜劇和悲愴、異乎尋常的智慧和令人心痛的憐憫，包含了對人類動機和社會動態的雙重理解，這種理解也許會讓大多數作家耗費畢生心血才能實現，卻出自一個二十七八歲的青年筆下。（本人記憶中唯一可以相提並論的成就是托馬斯·曼26歲時發表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堂·吉訶德》第一部問世時，塞萬提斯可能已在55歲上下）。”
1990年，奈保爾獲得女王封爵，成為維迪亞爵士。2001年，因為“在作品中將富有洞見的敘述與正直的觀察結合在一起，驅使我們去了解那被壓抑的歷史存在”，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奈保爾本人的多重身份——西印度出生的印度裔英國人，落魄的婆羅門，娶了白人妻子的有色人，成為宗主國貴族的移民，無一不是矛盾的結合體，由此產生出作品中的異化、疏離、無根和流散，一如《河灣》著名的開篇：“世界如其所是。那些無足輕重的人，那些聽任自己變得無足輕重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位置。”
親愛的大哥或殖民主義者的幫兇
《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完稿之後，奈保爾開始遊歷世界，陸續將目光轉向印度本土、非洲和伊斯蘭世界。到去世前，他總共出版了30多本書，虛構和非虛構作品大致各佔一半。小說作品中，包括為他贏得1971年布克獎的中短篇集《自由國度》、描寫加勒比黑人革命者的《游擊隊員》（1975）、描寫東非印度移民生活與後殖民時代非洲國家混亂狀態的《河灣》、自傳色彩強烈的《抵達之謎》（1987）和《半生》（2001），以及2004年的封筆之作《魔種》。在中後期的許多小說中，他對政治暴力的興趣出現了明顯的增長。
2014年8月14日，在浙江省杭州是，奈保爾（左二）對話茅盾文學獎獲得者麥家。一名粉絲在現場膜拜奈保爾。圖/視覺中國
除小說外，奈保爾還出版了至少15本遊記和隨筆集，在解剖殖民主義餘毒的同時，也帶有對第三世界強烈的批判色彩，因而引發了許多爭議。
1964年，《幽暗國度：記憶與現實交錯的印度之旅》剛一出版，就因為“對印度和印度人民的負面描述”而成了該國的禁書。1980年的《埃娃·庇隆的迴歸》將特立尼達和扎伊爾等國稱為充斥著貧困、腐敗、殺戮和強人政治的“半成品社會”，表明他對第三世界的批評依舊苛刻。1981年的《在信眾中間》 （中譯《信徒的國度》）和1998年的《超越信仰》（中譯《不止信仰》）也因為批判宗教極端主義的不寬容、強迫和奴役，令伊斯蘭文化界耿耿於懷。直到2010年，歐洲作家議會在伊斯坦布爾召開大會時，土耳其作家還在為這兩本書發起抵制行動，最終迫使奈保爾取消了與會計劃。
“我們終其一生意見相左，關於政治，也關於文學，而我現在感到悲傷，一如失去了親愛的大哥。”在他去世的當天，另一位印度裔英國大作家、71歲的薩爾曼·魯什迪在推特上寫道。這番話的背後，是作家同行們幾十來年來對他抱有的疑慮：殖民主義者切開第三世界的皮肉，奈保爾又回來往傷口上撒鹽。很多人批評他對非洲的負面描寫在客觀上起到了為歐洲殖民主義辯護的作用，即使聲譽極高的《河灣》也不例外。特立尼達作家CLR·詹姆斯干脆指責他擁護的是“白人想說卻不敢說的東西”。就連詹姆斯·伍德也告訴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他有很多的憤怒，憤怒又表現為各種各樣的形式。你知道有時他寫印度或加勒比的時候，就像很多評論者已經指出的那樣，他是帶著一種野蠻和偏見在寫——我認為有時甚至是某種程度的種族主義。”
誠實的惡漢
奈保爾對批評者總是嗤之以鼻。高傲還有另一個原因。祖母堅稱奈保爾家是婆羅門出身，只是後來沒落了。他於是終生以高種姓自居，既瞧不起自己的印度族人，也多次將膚色更深的特立尼達本地群眾稱作“猴子”和“黑鬼”。他屢次宣稱自己是最偉大的英語作家，睥睨眾生，因而在文壇大量樹敵，不僅與加勒比地區的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聖盧西亞大詩人沃爾科特和著名的美國遊記作家保羅·泰魯反目成仇，還屢次出言不遜，攻擊作為個體和整體的女作家，聲稱女人“多愁善感，眼界狹隘”，身為女人是絕對沒辦法真正當家做主的，所以她們寫出來的東西也是一樣。
“奈保爾最喜歡的作家是他爸爸西婆薩德，康拉德有些東西還湊合，福樓拜只有一本書令人眼前一亮，別的作家全得給他靠邊站，要不就受他的貶損——喬伊斯、狄更斯、EM·福斯特、毛姆、凱恩斯、簡·奧斯丁、安東尼·鮑威爾、德里克·沃爾科特，還有好多別的人，也包括我。”泰魯在2008年說，“我是個‘相當一般的傢伙’，‘給低俗人等寫些個旅遊書而已’。我還是個無聊、‘在非洲給黑鬼們上課’的教員。”
1952年，奈保爾開始和牛津同學帕特里西婭·黑爾約會，初次行房時，兩人都是童身，但在1955年結婚後，這個每次看見銀幕上有人接吻便要低頭的青年作家，便開始頻繁光顧妓院。他告訴弗倫奇：“我不知道怎樣引誘一個女人，怎樣讓她興奮並考慮她的快樂。我的教養沒給我這個。”嫖妓因此成了當然的選擇。
1972年，他結識了阿根廷來的古丁太太，名義上納為情婦，實際上只將她視作發洩野蠻性慾的工具，在長達二十四年的時間裡，不斷加以毆打、貶損和奴役，同時冷淡髮妻，直到她1996年因為癌症悲慘地死在醫院，此後僅僅兩個月，奈保爾就中止了與情婦的關係，娶肯尼亞出生的巴基斯坦記者納迪拉·阿爾維為妻。
到了晚年，他選定作家帕特里克·弗倫奇，將上述惡行和盤托出，放手讓弗倫奇寫入他的官方傳記《世事如斯》，2008年出版後震驚世界。“他認為一本不那麼坦率的傳記沒有意義，”弗倫奇說，“而他願意讓一本坦率的傳記在他有生之年出版，這既是一個自戀之舉，也是一個謙遜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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