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新華日報》刊發了《提高生育率：新時代中國人口發展的新任務》一文，建議“建立生育基金制度。可規定40歲以下公民不論男女，每年必須以工資的一定比例繳納生育基金，並進入個人賬戶。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時，可申請取出生育基金並領取生育補貼；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賬戶餘額則待退休時再行取出。”
16日，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胡繼曄在接受國富智庫專訪時就將“生育”與民族延續、備戰聯繫起來。他指出，“應該向丁克家庭徵收未來的社會撫養費”。
從計劃生育到全面開放二胎，再到今日學者建議通過稅收來促進政策的有效實施，政策轉變了風向，但官方的說辭和手段仍然是同一思維模式的產物。個人的生育選擇權在公共政策面前顯得無足輕重——而它恰恰是基本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
1968年聯合國國際人權會議通過的《德黑蘭宣言》提出，“父母享有自由負責決定子女人數及其出生時距之基本人權。”這也意味著，國家無權侵犯公民的生育選擇；與此同時，它需要為選擇生育的個體創造適合生育的社會環境而努力。
在
《重估價值》一書的《歷史與歐洲之間的羅馬尼亞》章節中，託尼·朱特論述了羅馬尼亞在齊奧塞斯庫統治的共產主義時期所推行的外交、經濟和人口政策，以及極權主義的城市化規劃。其中最為恐怖和荒誕當屬刺激人口增長的法令和措施——齊奧塞斯庫下令禁止40歲以下並且少於4個孩子的婦女墮胎；不能受孕的女性要繳納稅金；婦女月經還要受到國家嚴格地檢查。這項政策帶來的後果是，人口並未增長，相反，由非法墮胎引起的死亡率還大大上升了。值得一提的是，在當時，齊奧塞斯庫就宣稱“胎兒是社會的財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國家的人”。我們已經見證了太多諸如此類的民族悲劇，但歷史仍在重複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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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冷戰時期羅馬尼亞的人口政策中，我們可以看到些什麼？
譯/林驤華
節選自《重估價值——反思被遺忘的20世紀》
標題為編者所取
使羅馬尼亞問題加重了複雜化的共產主義經歷並沒有改變羅馬尼亞問題的性質。就像羅馬尼亞的政客們和知識分子們一樣，缺乏安全感，有偏執狂性格，對他們的國家在新格局中的地位忿忿不平——始終認為猶太人或匈牙利人或俄國人是羅馬尼亞的死敵，竭力想消滅它——
所以即便是從整個東歐的各國共產黨的標準來看，羅馬尼亞共產黨也一樣缺乏安全感和有偏執狂性格。在這個案例中，羅馬尼亞共產黨員中絕大多數是匈牙利族、俄羅斯族、猶太族人。直到1944年，羅馬尼亞共產黨才有了一位羅馬尼亞族的領袖——喬治•喬治烏－德治——而一旦掌權，羅馬尼亞共產黨人的補救性策略之一就是用民族主義思想將自己包裝起來。喬治烏-德治在50年代後期採取這種措施，以保護羅馬尼亞利益的名義同蘇聯人保持距離，而1965年接班的齊奧塞斯庫則走得更遠。
由此導致的結果是西方必然承擔某種責任。羅馬尼亞共產黨在喬治烏－德治手裡比在齊奧塞斯庫手裡厲害，在皮特什蒂和錫格特的監獄，在多瑙河三角洲的流放地，在多瑙河－黑海運河的勞改營，都比在波蘭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所見到的情況更糟。然而西方各國政府不僅沒有譴責羅馬尼亞獨裁者們，反而給予各種支持，它們從布加勒斯特的獨裁者們身上看到了滋生一個新鐵托的希望。
理查德•尼克松於1969年8月訪問布加勒斯特，成為第一位訪問一個共產黨國家的美國總統。參議員喬治•麥戈文在1978年訪問羅馬尼亞時，為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的魅力所傾倒，稱讚他是“全世界軍備控制的主要倡導者之一”；同年，英國政府邀請齊奧塞斯庫夫婦作國事訪問；遲至1983年9月，其時關於齊奧塞斯庫政權的可怕事實已經廣為人知了，副總統喬治•布什仍然形容他是“歐洲的好共產黨人之一”。
民族主義的共產主義（“他可以是個‘老共’，但他是我們的‘老共’”）使齊奧塞斯庫得到了回報，這不光是因為他與理查德•尼克松和英國女王過從甚密。羅馬尼亞是華沙條約國組織裡第一個進入關貿總協定（1971年）、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72年）、歐洲共同體貿易優惠國（1973年）、美國優惠國待遇（1975年）的國家。西方的讚許阻礙了羅馬尼亞國內的反對派，儘管這一點幫助不大。沒有哪一個美國總統會要求“讓羅馬尼亞成為羅馬尼亞”。
即使羅馬尼亞掀起一場類似“團結工會”的運動，也不見得會得到西方的任何支持。因為羅馬尼亞領導人樂於批評俄國人，並且將自己的體操運動員送到洛杉磯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去，美國人和其他人都不會對他在國內的行為說三道四（至少直到米哈依爾•戈爾巴喬夫崛起，在此之後，西方認為一個反蘇的不同政見獨裁者已經無用）。事實上，當齊奧塞斯庫在80年代初決定用縮減國內消費的辦法來清償羅馬尼亞的鉅額外債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他是讚賞有加的。
齊奧塞斯庫
但是羅馬尼亞人為齊奧塞斯庫的自由行動付出了可怕的代價。為了增加人口——這是傳統的羅馬尼亞主義（Romaniansist）的心結——在1966年，他下令禁止40歲以下並且少於4個孩子的婦女墮胎（1986年將年齡界限提高到45歲）。1984年，女性最低結婚年齡放低到15歲用建立全體育齡婦女的強制性每月健康檢查制度來阻止墮胎。假如允許墮胎的話，也必須有黨組織的代表在場。醫生管的地區若是出生率下降，醫生就會被降低工資。
人口並未增長，反倒是由墮胎引起的死亡率大大高於歐洲其他任何一個國家：作為唯一可行的控制生育的手段，非法墮胎大行其道，卻往往處於最駭人聽聞的、最危險的條件之下。在1966年法規下達之後的23年裡，死去的婦女至少有11萬人。確切的嬰兒死亡率非常高，所以在1985年以後，新生嬰兒在活到第4個星期之前不做官方出生登記——這是典型的控制知情權。到齊奧塞斯庫被推翻的時候，新生嬰兒的死亡率是2.5％，而被送進孤兒院的兒童達到10萬名以上——這個數字穩定到目前。到世紀末，在康斯坦薩市的東部，遭遺棄的、營養不良的、生病的兒童消耗了25％的財政預算。
中國的“計劃生育”宣傳標語。
這種民族悲劇的背景，是一種蓄意將落後變為赤貧的經濟。為了償還西方的債務，齊奧塞斯庫迫使國民出口每一種國內生產的商品。羅馬尼亞人在家裡只准使用40瓦以下的電燈泡，以使能源出口到意大利和德國。肉、糖、麵粉、黃油和雞蛋等許多東西都是配給的。建立固定名額制來實行星期日和節日的義務公共勞動（就像法國古代政權下的勞役制度一樣）。汽油的使用被削減到最低限度，1986年設立一項養馬計劃，用以代替機動車輛。
15年後，人們今天在摩爾達維亞或特蘭西瓦尼亞鄉村旅行，會看到這樣的結果：馬車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收割靠長柄大鐮刀和小鐮刀。所有的社會主義制度都依靠對體系引起的短缺實行中央控制。在羅馬尼亞，一種以過度投資於不需要的工業硬件為基礎的經濟，一夜之間轉為一種以工業時代以前的農業生存方式為基礎的經濟。迴歸的道路將會很長。
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的經濟政策有一種謬誤的邏輯——畢竟羅馬尼亞還清了它的國際債務——這在共產黨執政以前的各個時代並非沒有些許地方性的先例。然而他的城市化計劃卻簡直是犯罪。他提出將羅馬尼亞的13000個村莊的一半（不成比例地從少數民族群體中挑選）“系統化”為558個農業城鎮，這將會摧毀這個國家留存的社會結構。他實際上摧毀了布加勒斯特的一部分，其面積等同於威尼斯，使城市面目損壞。4萬幢房屋夷為平地，只為建造“人民之家”和一條5公里長、150米寬的“社會主義勝利大道”。前者像齊奧塞斯庫的私人宮殿，由25歲的建築師安卡•彼得雷斯庫設計，不矯揉造作。前面是一個無形的半圓形空間，可以容納50萬人，大樓龐大（大廳面積相當於一個足球場），非常難看，非常笨重，令人感到痛苦，毫無趣味，它唯一可能具有的價值是供人作比喻。
齊奧塞斯庫統治下的城市街景。
至少這裡面有點意思，這是羅馬尼亞對極權主義的城市化規劃的一種奇特貢獻——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特魯希略、金日成，現在的齊奧塞斯庫，都是這種突出的類型。這種風格既不是當地的，也不是外國的——這些都不過是外觀。在“社會主義勝利大道”閃閃發光的白色街面背後，通常都是骯髒灰色的預製水泥，就在幾百碼開外，都是可憐的住宅街區和路面佈滿 凹坑的街道。
但是大道正面顯示出雄心勃勃的、咄咄逼人的、堅定嚴厲的統一面貌，令人想起極權主義永遠是千篇一律的；或許這就是它為什麼讓千篇一律和“和諧一致”——以及與“外國的”不一致形成對比——作為一種長期的政治上先入之見，對狂熱的獨裁者有特殊的魅力。▼
《重估價值——反思被遺忘的20世紀》
[美] 託尼·朱特 著
林驤華 譯
三輝圖書/商務印書館
ISBN : 978-7-100-09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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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20世紀政治、外交、社會與文化歷史的最偉大著作
這是“遺忘的時代”：我們簡直不知道自己從何而來，剛剛過去的昨日總是迅速被擱置到了一邊；我們已經有三代人不接觸國際政策爭端、社會思想、具有公共精神的社會積極活動了；我們不再懂得如何討論這些概念，忘記了知識分子曾經為塑造他們時代的思想而成為爭辯者、傳遞者、捍衛者。
託尼•朱特以其標誌性的銳利和活力，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主題之間建立起發人深省的聯繫——從法國馬克思主義者到美國外交政策，從全球化的經濟到對大屠殺的記憶。他向我們揭示了在“製造神話”戰勝“理解”、“否認”戰勝“記憶”的過程中，真正的歷史在多大程度上被遺棄了，而那些被遺忘的問題是多麼重要——對於我們的今天，對於我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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