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書者說
早在三國時代，我國就誕生了一部《水經》，它是一本地理書，記載了我國137條河流，每條河流雖然已經簡單地記載了它的發源、流程和歸宿，但非常簡短。
200餘年後的公元6世紀初年北魏延昌、正光年間的酈道元，又在“博及群書，識周天壤”的基礎上為《水經》作注、寫成《水經注》，註文大於《水經》40多倍，涉及我國及周邊的河流1252條，而河流所經地區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也都加以了詳盡的記載，成為中國第一部比較全面的、獨立的，以水道為綱的古今“宇宙未有之奇書”。
1400多年以後，出生於20世紀20年代初年的陳橋驛先生，自少年時代接觸《水經注》以後，便對書中的神秘異聞既崇拜又尊敬。此後他又為《水經注》記載的山川風景名勝所吸引，對祖國河山的熱愛漸濃，並立下宏願，要繼酈道元之後寫出一部《水經新注》。
此後70多年，陳橋驛辛勤耕耘，探究我國古今江河之變化，呼籲“水德含和，變通在我”，為《水經注》研究貢獻了畢生的心血，寫下了數千萬字的研究文字，終於集古今中外之大成，使《水經注》這部記載中國1250多條江河的源流、區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名著重新閃爍智慧和科學的光芒。所有的這些心血，匯聚成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4卷《陳橋驛全集》。這也是繼2013年出版的7卷《史念海全集》和2016年出版的2卷《譚其驤全集》後，我國曆史地理領域的又一重大成果。
淮河流域圖 選自《陳橋驛全集》
歷史地理立足於地必須建立教學和科研的基地
陳橋驛先生是我國當代學術界的大師，是繼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先生之後，又一位權威的歷史地理學家。他以淵博的學識、廣闊的視野、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非凡的學術貢獻。如果說譚其驤、侯仁之和史念海三位學術大師為中國歷史地理學作出奠基性和開創性貢獻，那麼陳橋驛則是作出重要開拓性貢獻的又一位學術泰斗。
早在20世紀中期，陳橋驛就寫出歷史時期寧紹地區森林變遷的論文，是我國開展歷史時期植被變化研究的第一人。此後，他又開展了歷史時期寧紹地區鑑湖興廢的研究。植被和水體的變遷，是歷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重要內容，陳先生這兩方面的研究，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因此，在20世紀70年代，竺可楨在主持編寫第一版《中國自然地理》系列叢書時，其中的《歷史自然地理》一書就特邀請陳先生參加。陳先生除了對全書的編寫提出寶貴建議，還承擔該書序言的撰寫。
在該序言中，陳先生為歷史自然地理學作為一門學科的性質、任務、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等諸多重大問題作出回答，為我國曆史自然地理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這是一篇在我國曆史自然地理學科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文獻。
此後，因承擔該書主編的譚其驤先生患腦溢血，該書主編的重擔就落在陳先生的肩上。陳先生在當時存在諸多困難和干擾的情況下，堅持將此書完稿。該書是我國曆史自然地理學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
陳先生對我國曆史地理學的另一項重要貢獻，是對寧紹地區歷史地理的研究。陳先生很早就意識到，歷史地理學立足於地，必須建立一塊教學和科研的基地，經過仔細的研究和考察，他決定把基地建在離杭州不遠的寧紹地區。紹興是陳先生的故鄉，也是他長期學術研究的對象，他的研究從紹興走向寧紹平原，並以寧紹平原為基地走向全國。
20世紀50年代，陳先生就對歷史時期寧紹地區的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進行多方位的研究，包括河道變遷、湖泊變遷、植被變遷、城市歷史地理、農業的歷史等，還從全新世海岸線變化、海進和海退對寧紹平原環境的影響以及聚落的空間佈局的變化等進行綜合研究，他對寧紹地區歷史地理的研究，是我國曆史區域歷史地理研究的典範。不僅對國內影響廣泛，還蜚聲國際，吸引了多位國外學者來到當時的杭州大學進行合作研究。
陳先生還重視吳越文化的研究，特別是史前時期吳越文化的研究。紹興是我國東南文化的主要發源地之一，作為早期越人重要部分的于越部族，在這一帶的歷史已達7000餘年。
陳先生關於早期越族的研究，通過先後發表的論文，如《古代于越研究》《于越歷史概論》《“越為禹後說”溯源》《越族的發展與流散》《吳越文化和中日兩國的史前交流》《論句踐與夫差》等，對越族的歷史作了比較全面的探討。根據他的研究，餘姚河姆渡的原始居民很可能是于越部族的祖先，此後在卷轉蟲海侵時期，在距今7000年到6000年前整個寧紹平原淪為淺海，于越人由平原退到南部山區，春秋末期才再一次從山區遷移到平原上。還有一部分于越人向今浙西和蘇南丘陵遷移，以後稱為句吳；還有一部分人甚至用簡單的獨木舟或木筏漂洋過海，到達臺灣、琉球等沿海島嶼甚至南部日本。
他還通過在日本的許多地名中存在的“越”字，敏感地認識到這是史前期吳越地區與日本文化交流的證據，他的這一認識得到日本學者的認同。陳先生在這一方面的探索，對於加強中日兩國人民之間情感聯繫和友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城市歷史地理研究，是陳先生歷史地理研究的又一重要領域。陳先生在對杭州城市歷史地理研究的基礎上，又主持編寫了《中國六大古都》和《中國七大古都》，把我國古都研究納入一個整體，為我國古都研究作出重要貢獻。他非常重視對外國收藏的有關寧紹地區的歷史文獻，方誌等史料的收集和研究，為地方史的研究作出重要貢獻。
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他在深入研究春秋戰國時代浙東運河的基礎上，科學地否認了當時“京杭大運河”的狹隘定義，據實論證了京杭運河和浙東運河在歷史上就是一條以寧波為南端和出海口的完整大運河並首次將此條迄今都在發揮巨大生命力作用的交通大動脈命名為“南北大運河”，精準地還原了這條運河承擔海上絲綢之路功能的真實歷史，從而為2014年的“中國大運河”的申遺成功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技術支撐，全面提升了中國運河的地位。
將《水經注》置於歷史地理的解剖臺上
酈學研究是陳先生學術生涯的最重要領域。《水經注》自北魏酈道元撰注以來，由於該書內容豐富、文筆精彩，歷代學者都給予極大關注，研究《水經注》成為一門專門學問，又被稱為酈學。
特別是明清以來，有不少研究《水經注》的名家，如清代的戴震、趙一清、全祖望，清末及民國時期的楊守敬、熊會貞、王國維，以及後來的胡適等人。
儘管歷史上研究《水經注》的學者如此之多，但他們的研究大多隻注重校勘和輯佚，即使是公認的研究大家楊守敬，也只是在註疏和編繪《水經注圖》方面成績卓著。大多數研究《水經注》的學者，其成果都有一定的時代侷限。
陳橋驛先生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集古今研究之大成，又開拓了若干新的研究方向，將“《水經注》置於歷史地理的解剖臺上”（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主任吳松弟語）是他之前所有酈學研究者所不能相比的。
如胡適以看過《水經注》版本最多自居，而陳橋驛先生去過全國及海外許多圖書館翻閱各種《水經注》版本，比胡適還要多。再如他通過對迄今保存下來的各種版本的研究，梳理了各個版本之間的傳承關係，闡明瞭各個版本之間的源流，在此基礎上，他闡明瞭迄今保存下來的諸多版本中最佳版本，從而為他進行的校勘和註釋工作選擇了最佳底本。
又如對《水經注》的校勘、輯佚、考據等方面是歷代學者研究《水經注》的最主要著眼點，而且已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陳先生在這一方面又有新的輯佚發現和糾正了前人在校勘、註釋方面的不少錯誤，特別是陳先生還利用民族學研究成果以及他的梵文知識對《水經注》的相關記載進行註釋，陳先生的《水經注校證》，集中了陳先生在校勘、輯佚和註釋等方面研究的成就，為研究和利用《水經注》這部偉大著作提供了較好的版本。
在酈學史上，長期存在著爭論不休的“戴趙相襲”案。所謂“戴趙相襲案”，是因為戴震在入四庫館後校勘的《水經注》與趙一清的《水經注釋》“十同九九”，後人有的學者指出戴震有剽竊趙一清校勘成果的行為，而有的研究者則認為是趙一清剽竊了戴震的《水經注》校勘成果，這一爭論從清代中期就開始，一直到上世紀中期，胡適還為戴震辯護，在長達10卷的《胡適手稿》中，有關“戴趙相襲案”就佔了很大部分，在海內外具有很大影響。反戴派和擁戴派，都意氣用事。反戴派在指責戴震的剽竊行為同時，還完全否定了戴震在校勘《水經注》的貢獻，而擁戴派則把精力用在尋找證據以洗刷戴震的剽竊罪名，不去研究戴震在校勘《水經注》的貢獻。
陳先生不受這兩派偏激之見的影響，他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指出，戴震剽襲趙一清的成果是不容否認的，但陳先生又沒有像反戴派那樣，在批判戴震的剽襲行為的同時，把戴震在校勘《水經注》方面的貢獻也給予否定，而是把戴震在校勘《水經注》方面的貢獻予以充分肯定，認為戴震校勘的、後來由武英殿刊印的《水經注》，是清代諸校勘的版本中最好的版本。陳先生對酈學史上長達200多年的懸而未決的爭論，作出的這一了斷，得到大陸和港臺酈學研究者的認可，可以說為酈學史研究撥開了雲霧。
陳先生還對《水經注》中記載的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要素進行整理和研究，開闢了《水經注》研究的地理學方向。特別是對《水經注》中數以萬計的地名，按照分類進行研究和闡釋而撰寫的《水經注地名彙編》，全書收羅極為宏富，代表了迄今為止關於《水經注》的地名學研究方面的最高水平，僅上冊目錄，便列河川、伏流、水口、河曲、瀑布、湖澤、淵潭等65類。這些地名，無疑大大方便後人對中古時期的河流、山川、道路、聚落、政區、地名的研究。陳先生對《水經注》進行的這些分類研究，是《水經注》研究的最基礎性工作，為相關研究和利用提供了一部方便、實用價值很高的檢索工具書。
酈道元撰注的《水經注》是文字精練優美的文言文，該書歷來被認為是一部文學著作，更是歷代遊記中的上乘之作，將該書譯成現代文難度很大。為了使《水經注》能為今人賞析，弘揚經典的文化價值，陳先生曾三次將《水經注》譯成現代語言，而且一次比一次精準，獲得了中外學者的好評。
陳先生在方誌學和地名學領域也有重要貢獻。他闡明瞭方誌最早出現的時代，重視方誌在歷史地理研究中的價值，他又廣泛收集海外收藏的方誌，指導多部新方誌的編寫，主持和指導多部地名志和地名詞典的編纂。陳先生還很早就關注外國地理的研究，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撰寫了多部外國地理的著作。
陳橋驛先生的學術成就，是我國曆史地理學、酈學等學術領域成就的體現，也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1400多年前，酈道元認為：“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不潤。”他發現《水經》雖然“布廣”，但“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於海”，因此必須要“脈其支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
古人早已知道要探索人和天下之多者水的關係，故“水德含和，變通在我”，《陳橋驛全集》的出版是功在當代，澤被後世的大事，將會大大推動我國曆史地理學乃至許多學術領域和文化領域的研究，也必將為推動和促進中外文化交流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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