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书柜里，有一只白色的茶缸，缸沿和缸底的瓷片已经有些剥落。缸身上印有毛泽东题写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几十年过去了，那几个大字仍然保持着当年的鲜红艳丽。每当看到这只茶缸，就会打开一段尘封的记忆。
那是一九八一年的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厨房里多了一个女人正帮母亲做饭，她看上去有三十几岁的年龄，身材高挑，略黑的瓜子脸上长着一对会说话的大眼睛，薄薄的嘴唇总是带着笑。齐耳的短发，又黑又亮。花格子上衣，兰色的裤子，一双黑色的平底布鞋，搭配的既朴素又合理。见我傻傻的看着她，母亲就说：赶紧叫苗姨！“苗姨”，我害羞的叫了一声，就飞快的跑到院子里玩耍去了，身后传来苗姨爽朗的笑声。
后来，才知道，苗姨是县农业局的的干部，她是来我们村扶持蚕桑生产的，由于我家房子多，村里就把她安排在了我家吃住。
记忆中的苗姨敬业、勤奋、热情、无私，她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亲如一家。每顿饭，她都要交四两粮票和一角五分钱。养蚕的第一步就是先种植桑树，她从县里申请来桑树苗，分到各家各户，村民们第一次栽桑树，不懂技术，她就挨家挨户手把手的教给村民嫁接栽培，双手磨出了血泡。有一天，村里的的蚕宝宝得了病，开始死亡，她骑车来回四十余里，买回蚕药，挨家挨户喷洒，然后一整夜守在蚕框前。母亲劝她休息，她说：“这些蚕千万不能出事，一旦出事，一年的心血就白搭了，在情况没有好转之前，我不能离开”。半年过去了，各家各户养蚕都增加了收入，可苗姨变得又黑又瘦，与刚来到时，已经判若两人了。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姐姐发烧到40多度，已经昏迷不醒，父亲在外地上班没有回来，母亲又多病。苗姨二话没说，用雨衣裹住姐姐，深一脚浅一脚的跑到村卫生所，村医说：孩子烧得这么厉害，还是抓紧送乡卫生院吧。她又抱起姐姐跑向二十里外的乡卫生院，乡卫生院的医生告诉她，姐姐得的是急性脑炎，幸亏来得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姐姐的命保住了，可回来后苗姨就病倒了。
村里的发财叔是一个赌博鬼，他把家里所有的钱都输净，还卖了媳妇的嫁妆，后来连他父亲准备的棺材也卖了。家里闹得不可开交，眼看家庭就要破裂。苗姨知道后，苦口婆心的做发财叔的工作，发财叔不仅改掉了赌博的坏习惯，还做起了买卖，几年后，发财叔真的发了大财，现在是一个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他常说，没有苗姐，也就没有我发财的今天。
苗姨除了教给村民种桑养蚕，还顶着受处分的压力，从浙江请来了技术员向村民传授旗穗编织技术。农闲时间，家家户户养蚕织旗穗，村民们逐渐富裕起来。至今，我们村还是旗穗专业村，全国20%的旗穗都来自我们村。
苗姨就要回县城工作了。头一天夜里，苗姨拿出这个茶缸，对我说：我也没有啥送给你，这个茶缸就给你做个纪念吧，你要好好上学，只有多学本领，将来工作了，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第二天，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来给苗姨送行，村民们拉着苗姨的手，久久不愿意松开。
如今，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官员越来越多了，像苗姨那样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却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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