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黃茜
來源 | 南方都市報
“大學時代是往往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時光，甚至是在我們彌留之際依然能夠記得的。”繼童年回憶錄《小回憶》之後，浙江大學數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蔡天新再出隨筆集《我的大學》，追憶在山東大學的九年求學時光。
恢復高考的頭兩年，高等教育資源稀缺，據相關數據統計，高考錄取率低至4.9%和6.6%。作為78級的大學生，蔡天新真切地經歷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考驗。15歲，他被山東大學高分錄取。“為何考山大？因為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寫到的人物裡，陳景潤和王元都在科學院，只有潘承洞在山東大學，那裡可以招本科生。後來我果然跟他做了研究生。”蔡天新向南都記者表示。
蔡天新著《我的大學》
這個台州黃岩縣的少年，跋山涉水來到濟南，開啟了自己別樣的人生。《我的大學》按照時間順序分為本、碩、博三個階段，以32篇清暢文字追記在山大的“似水年華”。其中的一篇《潘師》先由《南方週末》整版刊登，隨後被《齊魯晚報》和《蘇州日報》轉載。
除了追隨潘承洞精研學業，蔡天新在山大寫作了第一首詩和第一篇隨筆，自費油印了最初的兩本小冊子《詩集·1986》和《坐車旅行》。他還秉承古人訓誡“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北方》、《揚州》、《滬上》、《京城》、《河套》等篇章，記錄了這位少年學子的遊學心得，那個年代的城市面貌、鄉土人情，在他的筆下歷歷如畫。
幾天前，蔡天新和84歲的物理學家陳佳洱等人一道亮相央視文化類節目《朗讀者》，分享了《我的大學》中的篇章。在通識教育闕如，高校專業劃分日益細密，“隔行如隔山”的當下，蔡天新表示，“這本書可以是一位少年大學生的成長史，同時，也可以自我追憶學理從文、文理兼修的心路歷程，這對分科已久的學子和家長或許有借鑑意義。”
1986年秋天，蔡天新在黃河邊遇見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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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入讀山大時才15歲，那時價值觀尚未形成，請問山東對您有哪些影響？
A：不僅價值觀未形成，身體也還沒有發育全呢，那時我們的營養比較差，發育普遍比較遲緩，我在濟南至少長了十公分。除了講述自己的經歷，學業、生活、情感方面的經歷以外，我還特意觀察了齊魯大地的歷史和地理。《泉城》和《古國》寫的是濟南和東郊，《郊遊》寫到黃河，《京城》的旅途則寫到德州。《膠東》篇主要寫青島，包括山大的青島時期，也寫了煙臺、威海和濰坊，寫到我認識的作家莫言、張煒等。《魯國》是孔孟的故鄉，《泰山》是山東的制高點，兩者皆不可迴避。可能是饅頭和窩窩頭吃得多的原因吧，回到江南以後，大家都認為我是南人北相，甚至山大練習的足球技藝也發揮了一定作用。
Q
您在山大讀數學研究生期間開始寫詩，讀博時又開始寫隨筆（散文），並且卓有成就。您的通才教育讓人感興趣，您是如何做到文理結合，如何處理“博”與“專”的關係？
A：雖然山大的數學現在全國高校名列前茅，但在歷史上山大是以文科見長的大學，我上大學的時候大家也是這麼認為的，這一點無形中讓我受到薰陶和啟蒙，所以我覺得念綜合性大學是一種幸運。不過，那時候山大沒有公選課或通識課，甚至沒有開設《大學語文》之類的課程，我想從自控專業改到數學專業也沒有成功。我認為大學是自我探索的過程，如果僅僅修完學校安排的課程那就浪費了大學時光。法國詩人波德萊爾說，“向未知的深處探索以尋求新的事物”。這句話是我的座右銘，一直激勵著我，無論是在數學還是人文方面。至於如何把握“博”與“專”，我想關鍵還在於興趣和願望，時間總是可以擠出來的，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做時間的主人。
大學畢業那年，蔡天新與同學在趵突泉留念
Q
您在《京城》一篇裡說，“回想起來，那年夏天我並沒有完全打開感官，呼吸京城多元文化的空氣，這是一樁令人遺憾的事情。”記憶和認識總是在變化之中，您對同樣的地點、同樣的人物是否有不同的感受和認識？
A：那應該是有所不同的。舉一個例子，有些大學時代沒有太多交往的同學，畢業多年以後突然發現很談得來，另外一些恰好相反，好朋友變成了路人。這可能是因為過去的三四十年裡，中國的變化實在太快了。人是這樣，城市也是如此，有些城市走在時代前列，有些則落後於時代。至於我對京城的最初印象，與那時候我的文化修養和知識面有關。後來我懂得了，就像法國哲學家丹納所言，“看過一個地方的植物，要看她的花了；如同看過一座城市的風景，要看她在歷史上出現過的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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