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英、法、美三國駐上海領事利用小刀會在上海起義之機，強迫清政府在上海割讓租界。上海開始了近百年的半殖民地統治，洋貨、洋商也相繼湧入上海。至清末民國初年間，上海已是萬商雲集、進出口貿易頻繁的國際大商埠。
當時，上海以其經濟高度發達而聞名於世，有“一上二香”之說，即是說上海的繁榮程度遠遠超過了香港，一首經典名曲《夜上海》道盡了彼時的紙迷金醉、燈紅酒綠。
而在這個各方勢力匯聚之地，自然少不了潮汕人的身影。這一時期，永康、寶成、寶泰、仁記等家族作為名揚潮邑的沙隴旅滬殷商，在上海的商貿界、房地產界、金融界自成體系，佔有一席地位。沙隴人也就把這些旅滬殷商稱為“上海客”。
沙隴鄉民，素來有開拓進取，奮力拼搏精神。“日出沙隴鄭,日落錢家寨”，說的正是沙隴鄭氏作為地方一霸的驍勇。十九世紀末，沙隴鄉民在農村經濟破產、社會不景氣的情勢下，為了謀生，有的南涉暹羅、新、馬，有的北走江、浙、京、滬。這期間，鄭石仁（寶成）、鄭石部（寶泰）、鄭建明（仁記）、鄭友松、鄭堯臣（永康）等先後進入上海。他們在上海紮根發展，創建商行，開辦錢莊，設立典當，經營房地產業。至民國初年，沙隴“上海客”已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
民國初期，上海幫會林立，江蘇幫、浙江幫、廣東幫，還有潮州幫、紹興幫、寧波幫等，比比皆是。上海財界的經濟實力，除洋人外，江、浙二幫因天時地利，得天獨厚，實力最強。其中最為世人熟知的當屬被稱為上海三大亨的黃金榮、張嘯林和杜月笙。
名震一時的上海三大亨黃金榮、杜月笙與張嘯林
廣東財界在上海也有一定的地位，他們能在上海與江浙幫爭雄，其中潮州幫起著重要的作用。民國初期，潮州幫的財力已超出廣東財界的一半。而潮陽人的財力相當於整個潮州八邑的七成。潮陽人在上海貿易、金融、房產、典當、企業等商貿活動，尤以銅盂郭（郭子彬、郭樂軒為代表）、沙隴鄭、成田溪東陳（陳青峰、陳玉亭）為代表形成了上海潮州幫的三大經濟體系。
郭子彬
陳玉亭
而沙隴的上海客又以永康家族、寶成家族、寶泰家族、仁記家族著稱，他們在上海、九江、鎮江、蘇州、南通、漢口、武昌等地擁有很多的房產、當鋪、錢莊，成為以上海為中心的跨區域的財團大戶。沙隴“上海客”在萬商雲集的上海大商埠能夠生存、立足已屬不易，更能在上海財界自成體系，也可說明沙隴人確為經商之才，實非等閒之輩。
鄭石仁於清光緒初到上海謀生，後與其子植卿在英租界“沙遜洋行”當掮客、買辦而發財並自創辦“寶成”號商行。寶成家族在上海主要經營典當、錢莊、房地產業。解放後，其裔孫多居於上海、香港、美國等地。鄭志睿（南京航空學院教授）、鄭定立（中國農業工程大學校長）為石仁裔孫。
英租界“沙遜洋行”
鄭石部（寶泰）為鄭石仁胞弟，清光緒年間隨兄赴上海經商。主要經營當鋪、錢莊。當年寶泰家族分為八房，擁有錢莊、當鋪20餘家，房地產業數十處。寶泰家族在上海的資產按八房各自經營。在家鄉的房產、田產由當時在家的鄭惠之（八爺）管理。上海各家族派款供應家鄉的生活及礪青中學經費。寶泰家族以二房鄭淇亭善於經營，最為富有。他創辦的合記行，有雄厚的經濟實力。還有鄭國凱之父（亞六）創辦的益記號，五爺創辦的寶昌號等，寶泰家族現裔孫多居上海、九江、香港及家鄉，有的移居國外。
仁記家族以鄭建明為代表，鄭建明於清光緒年間赴上海謀生、經商，他在商界以信譽聞名。1903年，鄭建明54歲的時候才發“期貨”大財。後創辦“仁記”、“新仁記”號商行（當時以英租界內的仁記路命名），並開設信裕、信孚、信豐等錢莊。鄭建明有五子，名佐卿、雲卿、史卿、晉卿、卓卿。裔孫多居於上海、南京、南通及家鄉。
上海仁記路
永康家族的鄭堯臣，其父鄭寶（號韞山，原仙家人），昔年為翰林鄭邦任掌管廚膳，生二子，長良初（堯臣），次良慶。鄭堯臣生於光緒初葉，幼年聰慧過人。後赴上海求學，通英文。清末年間，在英租界“哈同洋行”當過翻譯，並逐漸成為洋行買辦。後又自營寧波商人轉讓的永康商行致富。永康商行主要經營房地產、錢莊。1910年至1922年，是永康家族最旺盛的時期，擁有上海、蘇州、九江、鎮江等地房地產500餘處，家族總資產達到100萬銀元，為沙隴“上海客”首富。
據說當時永康購入的房產，交接多憑契據。至於房產在哪一條路，哪一條街，只有管家知道，主人無從實地查看。可見當年永康家族的房產既多且繁令人驚歎了。鄭堯臣於1916年在溪西村建造“吉六里”巨宅。建國前，“吉六里”曾託仙家宗親代管。鄭堯臣生三子，長際鏞，次際宣，季際科，鄭堯臣於1922年英年早逝，其上海等地房產、錢莊由父鄭寶、弟良慶經營。鄭際鏞曾留學美國，民國後期其家族多以英語對話。現裔孫居上海、美國等地。八十年代，裔孫曾來過沙隴溪西，察看故居“吉六里”。
沙隴溪西
民國初年，潮幫商人已開始從貿易轉入經營錢莊、典當、房產等行業。從1912年至1926年，上海錢莊業新增了115家，其中潮陽人開設的錢莊達33家。民國年間，沙隴"上海客"投資於錢莊總額達白銀70萬兩。
1926年３月22日，上海潮州會館召開董事會議，討論潮州會館八仙橋山莊地產的投標出售。當時參加投標的為上海潮籍三個大商號，即“兩合”、“潮記”、“新仁記”（鄭建明）。“兩合”投標銀為每畝22100兩，潮記投標銀為每畝20000兩，而“新仁記”以每畝銀22350兩的價格標得八仙橋山莊七畝地的地產權（共計銀156450兩），並當堂收妥銀兩和辦理一切法律手續，可見當時沙隴人在上海的經濟實力。
據老“上海客”估計，民國初年，沙隴“上海客”的總資產已超過400萬銀元，按當時的市價每建一座四點金厝約3000銀元，做工每天工錢3毫計算，“上海客”的財富，也可想而知。
上海潮州會館所在地
沙隴的“上海客”與上海潮州會館、潮州旅滬同鄉會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而事實上，上海潮州會館的發起人之一，十九世紀後期上海的煙土業大亨鄭介臣，同樣是來自潮陽的鄭氏族人。鄭介臣靠做當時合法的鴉片成為上海潮汕人商會領袖，在上海鴉片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他的孫子正是被譽為“中國電影事業之父”的鄭正秋。
鄭正秋
民國期間，上海潮州會館董事會、潮州旅滬同鄉會作為旅滬潮商的同鄉民眾團體，凡各租界、各國公署、各省官廳往來文牘的交接事務，概由董事會擔任接洽。董事會董事擔負著各項慈善公益事業的捐款義務，因此，上海潮州會館、潮州旅滬同鄉會董事多為旅滬殷商擔任。鄭建明、鄭淇亭、鄭友松、鄭芹初、鄭晉卿、鄭俊亭、鄭際鏞等先後任董事會董事、常務董事。還有鄭寶（溪西），鄭禹堂（上厝），鄭奮生（益和）、鄭雲卿（仁記），鄭雲階（浩溪）等都曾在上海潮州會館、旅滬同鄉會任職。
1913年至1927年間，鄭建明一直是潮州會館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協助會館主席黃少巖處理會館日常事務，主持召開董事會議。也由於當時潮商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在上海、汕頭等地區的福利、慈善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因此，上海潮州會館、旅滬同鄉會，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與聲譽。
陳炯明
1925年，時值軍閥陳炯明佔據汕頭期間，旅滬及蘇州、南京等地潮人匯款至家鄉，由於汕頭金融界在銀元與國幣之間不合理的比值匯兌上，致使潮人經濟損失。旅滬潮人、潮商紛紛提出抗議。上海潮州會館鄭建明、郭子彬即致電汕頭當局，要求整頓汕頭市匯兌公所，取消不合理匯兌，按銀元與國幣的合理匯率兌換，汕頭總商會馬上召開會議，並覆電上海潮州會館董事會，覆電告知“汕頭市國幣維持會於５月21日通過決議，從６月１日起廢除以前汕頭金融不合理的匯兌比值”。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上海潮州會館即召開董事會議，會議選派鄭淇亭等代表上海潮州會館參加孫中山先生追悼大會，並備辦銀元100元，輓聯一對。
1927年的上海灘租界
1934年，潮陽沙隴區區長鄭士元獲悉槍殺成田馬達軒案的兇犯在滬受逮（時成田隸屬沙隴區），鄭士元電請同鄉會轉函上海市警察局勿予輕釋，同鄉會照準函轉。從這些事例，可以看出上海潮州會館、旅滬同鄉會的聲譽和沙隴人在上海的地位。
沙隴的“上海客”經過多年的經營，積聚了雄厚的財富，從滬商的匯款，以至牽動一批沙隴人赴上海謀生，直接地、間接地對沙隴經濟繁榮起著一定的作用。
1927年第一，二，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北伐軍進攻上海，
蔣介石反革命政變期間，上海灘氣氛緊張
1913年４月，袁世凱政府與五國銀行團簽訂2500萬英鎊的“善後大借款”合同，作為對付民國政府用兵經費。民國政府也處於財政緊缺階段，是年10月，孫中山派人帶函前往上海潮州會館，商議借款銀424500兩，用於革命經費。上海潮州會館召開全體董事會議，郭子彬、黃少巖、鄭建明、鄭淇亭等參加會議，並各自發表意見。鄭建明、鄭淇亭均在會上發言。鄭建明說：“現值民國肇興，提倡民權、民生、此乃國民之共望，南方政府實有待興。然經費短缺，行為艱難，望董事會給予借款以助革命。”最後，到會董事通過借款決議。
1932年1月28日，淞滬抗戰爆發後，上海潮州會館、潮州旅滬同鄉會深感國難當頭，兩會通過決議動員潮商捐款、捐物，支援前線抗日軍隊。時沙隴“上海客”鄭淇亭、鄭寶、鄭晉卿、鄭月三、鄭奮生等捐款萬餘元，衣物一大批，大大地鼓舞了十九路軍戰士的抗敵士氣。
鏡頭下的淞滬抗戰
在對家鄉的教育方面，沙隴有不少由“上海客”捐資興辦的學校。1922年，鄭淇亭在興隴創辦礪青小學；1925年，鄭建明創辦啟迪學校；東仙鄭芹初創辦華川學校，鄭友松創辦思成學校，鄭國凱創辦礪青中學等等。1920年，鄭淇亭與郭子彬在汕頭還創辦了汕頭大中中學（現汕頭市第四中學前身）。
汕頭四中，前身為汕頭大中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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