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重慶、大理、睦南、馬場……
在天津的中心市區，有五條街道，東西向並列。
300多座風格各異的歐式建築，散落其間，這裡有迄今為止中國保留最為完整的洋樓建築群。
——天津人把它稱作“五大道”。
天津“五大道”夜景
“蘇易士西餐廳”，就坐落在天津“五大道”之一的成都道40號。
這一棟四層樓高的英式洋房，看似不太起眼，卻是如今袁氏家族在中國大陸唯一的房產。
“蘇易士西餐廳”外景
它的經營者則是袁世凱的親孫女——
現已94歲高齡的袁家倜女士。
袁家倜女士在“蘇易士西餐廳”（張健偉 攝）
出門有保鏢的千金大小姐
袁世凱生前正式娶進門的，共有一妻九妾，為他生了17個兒子、15個女兒、22個孫子和25個孫女。
袁家三代兒孫共計79人，是出了名的妻妾成群、子孫滿堂。
袁世凱去世後，他的那些金銀細軟、瑪瑙玉器、綢緞裘皮財被分割成17股，平均分給每個兒子。
每個兒子分得一股，有12萬銀元之多。每個女兒，也都分到8000銀元，算是嫁妝錢。
袁家倜是袁世凱的親孫女，是袁世凱四子袁克端之女。
1924年，袁家倜出生在天津勝利路大營門。
大營門原有一個大院，六座大樓。解放前，袁世凱的大部分姨太太和子孫們，都擠在這個大院裡。
袁世凱
作為大總統的兒子，袁家倜的父親袁克瑞，從小便養成了吃喝揮霍的惡習。袁家倜的母親，則是當時天津最有名的大鹽商何仲瑾的女兒。夫妻二人都是煙鬼，有很重的煙癮。
全家人靠著典當袁世凱的遺產和出售股票為生，家境十分窘迫。
袁家倜4歲那年，家裡實在窮得揭不開鍋。於是，她被暫時寄養到無錫的二姑媽家中，到江南生活。
“二姑媽家是一個新式家庭，二姑父曾留學美國，是中國較早接受實業救國思潮的民族工業家。他在無錫辦有絲綢廠，是當地的首富。”
在新式家庭氛圍的薰陶下，袁家倜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並考取上海中西女子高中，開始學習外文和商科。
當時，在教會學校裡，袁家倜最害怕的就是歷史課。學校老師總是在全班同學的面前提到祖父袁世凱的名字，讓她感覺無地自容。
“那時我進學校，汽車的窗簾都拉著。8點上課，我7點50分進校，汽車要一直開到學校裡面。他們怕我被綁架，給我帶一個保姆，一個男保鏢，一個司機，3個人送我上學。我上課的時候，保鏢要在外面守著，司機回去，到點再來接我們。”
——後來回憶起這段日子時，袁家倜說：“你說這樣的生活叫什麼？叫幸福？我覺得不是。就好像是沒有自由的行屍走肉，你和社會根本沒有聯繫。”
儘管如此，在無錫姑媽家的這段時光，依然是袁家倜曲折童年中最美好的一段記憶。
17歲那年，由於二姑媽出國定居，袁家倜被送回了天津的父母身邊。
1904年袁世凱和部分子女合影
舊家庭的死氣沉沉，與二姑媽家開明的新式家庭氛圍，形成了異常鮮明的對比。
接受過西式教育的袁家倜，內心感到無比壓抑。在家裡，她被要求必須“早晚請安”，遵循封建禮數。因為念的大學是男女同校，她還被家裡人勒令不許上學。
“袁家封建殘餘到了後期，青年人有點正義感的，都接受不了。”
千金小姐淪為鄉間村婦
成年後不久，袁家倜嫁給了“元豐五金行”的老闆丁竹波，在當時天津的民族工商界頗有名望。
原以為能開始過上好日子，結果1956年，國家開始“公私合營”。丁竹波不再是民營老闆，一家人的生活水平直線下滑。
“我還記得第一次數錢的時候，非常困難，覺得那麼髒，總不想數。我從坐四輪汽車改坐三輪人力車，又從三輪車變為擠公共汽車……”
命運也絲毫不給她喘息的機會。六十年代末，“文革”接踵而至。
袁家倜接到最後通牒，全家被髮配到農村，到天津西郊大寺王莊村落戶，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當時，袁家倜已育有三兒一女，大女兒已經下鄉插隊。她和丈夫只好帶著三個兒子，告別生活了幾十年的小洋樓，到農村去生活。
走的時候，全家人風塵僕僕。袁家倜一手卷著枕頭鋪蓋，一手抱著孩子，不復昔日千金大小姐的風光。
在農村，這一呆，就是八年。
袁家倜女士
艱苦的農村生活，讓袁家倜體會到什麼是“真正的末路”。
“沒有吃的，只能把捏不攏的散窩窩頭和著野菜吃。經過鍛鍊，40斤的土豆我背起來就走。”
村裡的生活十分窘迫，村民們一天勞動下來，只能算一個工分，一個公分只值1毛5分錢。
時間一長，袁家倜發現，單純的勞動無法改善在農村的生活。於是，早年受過的商科教育的她開始動起經商的念頭，提出要在村裡開辦一個五金小工廠，幫助村民們富起來。
很快，袁家倜辦起了當地第一個鍍鋅廠。在廠裡，丈夫當廠長，她做會計。
夫妻倆的苦心經營，讓小工廠的生意越來越紅火。開張的第一年，村裡的工分就提高到8毛5分錢。
袁家倜（右二）與家人合照
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1973年，她的堂哥袁家騮，受周恩來總理邀請回國。
袁家騮是袁世凱二子袁克文的兒子，可謂是袁世凱孫輩中最傑出的一個。
袁家騮當時已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學家，參與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臺高能質子加速器，曾獲全美華人協會傑出成就獎。1973年回國時，周總理親自接見了他。
他的妻子吳健雄博士，則是世界一流的實驗物理學家，是世界上首顆原子彈研製團隊中唯一的女性，素有“東方居里夫人”之稱。
1973年，袁家騮夫婦回國訪問，受到周總理的親切接待。
袁家騮與吳健雄的研究方向對中國當時的國家戰略意義不言自明。堂哥袁家騮的回國，可謂是撐起了整個家族的門楣，也再次改寫了袁家後人的命運。
隨著文革逐漸進入尾聲，在周總理的批示下，袁世凱的第三代後人逐漸掙脫了枷鎖，開始了新生活。
1978年，袁家倜離開農村，回到天津，住進了闊別已久的天津成都道40號。
“8年的改造，我認識到什麼？並不是錢的重要，而是一個人生存的本領，你要在什麼狀態下都能活，這是一種能力。”
袁家倜（右）與袁家騮（左）
古稀之年回津再創業
1987年初，袁家倜來到深圳，參與了當時國內最大的度假村建設項目，成為深圳第一批“拓荒者”。
這一年，她已經63歲。
在深圳的六年間，袁家倜再次展現了她的商業智慧，買了一些原始股，最終賺得70多萬元。
當時的銀行業匯兌系統尚不發達，所以1992年返回天津時，她就把這70萬現金裝在行李箱裡，親手提回了家。
一個老人，懷揣著70萬元的養老金，本可以安心地頤養天年。此時已年近古稀的袁家倜，卻決心要在天津再幹一番事業。
袁家騮建議她：
“你歲數也不小了，還是別幹房地產公司了，那個行業太辛苦了。照我看，天津人做西餐、吃西餐的歷史很長，但西餐廳太少了，我建議你開一家西餐廳，生意肯定好。”
袁家倜一聽，覺得這個主意不錯，於是決定在天津開一間西餐廳。
她直接改建了自己家在成都道上的小洋樓，裝修了一層和二層，作為餐廳的營業區域，還請袁家騮給餐廳題寫牌匾。
本來餐廳的名字想叫“蘇伊士”，取蘇伊士運河連通歐亞之意。但是袁家騮覺得，這個“伊”字書法上寫出來不好看，就給改成了“容易”的“易”，所以就成了“蘇易士”餐廳。
開辦之初，袁家騮給餐廳定了三條規矩。
一是保持高度衛生，二是價格一定要公道，三是對顧客要熱情，誠實守信，不以次充好。
開業後，袁家倜給餐廳請了當時天津能找到的最好的廚師，自己則親自擔任餐廳經理。她的後代也一直嚴格遵守著這三條店規。
“蘇易士”營業至今，長盛不衰。
“蘇易士西餐廳”外景
“人家都說大餐廳火5年，小餐廳火3年，我的餐廳一下開了15年。”袁家倜心裡明白，如何才能經營好一家餐廳。
“特殊之處是沒有外債。房產是我的，資金是我和兒子湊的，就我一個獨號，不開分號。有多少大企業想和我合作，我都不。為什麼，一變味就完了，開分店多是好，但只要一家出事了，說倒全部倒……”
袁家倜坐在自家的餐廳裡
如今，袁家倜已是袁世凱在世的孫輩中年齡最大的一個。
談起過往，她並不埋怨自己的出身，反而感激命運對她的錘鍊：
“這對我是極大地改造和歷練。半個世紀的鉅變反而救了我，刺激了我的求生欲，讓我學會自力更生。否則我早像袁家大多數子孫一樣，養尊處優，靠遺產寄生，然後抽大煙，找樂子，窮困潦倒而亡。”
袁家倜女士（左）在“蘇易士西餐廳”
她本是舊時的大家閨秀，卻活成了當代女性獨立的楷模：
“我現在很獨立，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這在以前老袁家的女人裡，是沒有的。現在的生活讓我很快樂。”
“蘇易士西餐廳”牆上的照片（右為袁家倜）
“女同志越老越要爭取經濟獨立，越老越要爭取政治地位。
我現在體會很深，女人老了，要是沒有地位，那就是被人遺忘的角落；
要是沒有經濟基礎，問兒女要錢，不是很可憐？
女人半邊天，我既有政治上的榮譽又有經濟上的獨立，我是雙贏戶了。”
——這是“袁大總統”孫女，袁家倜九十四年的人生信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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