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年來，稅務行政複議和訴訟案件數量增長較快，企業敗訴的案例不在少數。資深稅務律師劉兵分析，企業敗訴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很普遍的原因，就是企業自身稅務處理合規性不足，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稅收法規理解不準確，二是面對行政處罰不理性，三是證據支撐材料不完備。
A.稅收法規理解不準確
涉稅訴訟案件不僅涉及行政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更與稅收實體法、程序法以及其他稅收規章、規範性文件密切相關。對稅收規定的理解和適用不準確，是企業在涉稅訴訟中敗訴的首要原因。資深稅務律師劉兵告訴記者，一起企業因提供不當納稅擔保而敗訴的案例，就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H省稅務局稽查局對H國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H國託公司）以前年度的涉稅情況進行專案檢查。稽查局向H國託公司送達《稅務處理決定書》，要求其補繳稅款，並加收滯納金。此後，H國託公司向稽查局遞交《納稅擔保申請》，稱在目前情況下，無法以現金方式繳納所欠稅款，擬用其現開發建設的“八里銀海”項目的六號樓提供納稅擔保。稽查局於同月向H國託公司作出覆函，稱“八里銀海”項目已被查封，其提供的納稅擔保抵押物不符合條件，不予受理其提出的納稅擔保申請。
後來，H國託公司向稽查局提交了第二份《納稅擔保申請》，並附有一份H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H市發改委）向H美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美源公司）作出的《項目結算告知函》，請求以美源公司墊資建設的某景觀工程結算款為其提供稅務擔保，以便其對上述處理決定提出行政複議。H國託公司申請行政複議後，複議決定是維持稽查局作出的決定。H國託公司又提起行政訴訟，也以敗訴告終。
這起案件中，稅企爭議的焦點之一，是已被依法查封的財產，能否再抵押進行納稅擔保。劉兵分析，H國託公司以其開發建設的“八里銀海”項目中的第六號樓作為抵押擔保物，向稽查局提出納稅擔保申請，而“八里銀海”項目此前已被稽查局全部查封，至該公司提出納稅擔保申請時，整體項目仍處於被查封狀態。根據《納稅擔保試行辦法》第十七條第五項的規定，依法被查封的財產，不得抵押進行納稅擔保。據此，H國託公司擬提供擔保的第六號樓不得用於抵押進行納稅擔保。
稅企爭議的另外一個焦點，是《項目結算告知函》是否能作為納稅質押的權利憑證。劉兵分析，H市發改委出具給美源公司的《項目結算告知函》雖然明確了工程結算造價，但已支付的工程款和尚欠的工程款數額不明，是否已具備付款條件、應付款時間亦不明確。因此，不能將其認定為美源公司確定的到期債權或應收賬款，《項目結算告知函》所載結算款，不屬於《納稅擔保試行辦法》規定的可以作為納稅擔保的財產。
翻開劉兵主編的《企業涉稅敗訴案例解析》一書，記者看到，從大量企業涉稅敗訴案件中篩選出的15個典型案例中，近半數案例的企業敗訴癥結都在於對稅收規定的理解出現偏差，包括白條收據能否稅前扣除、所得稅徵收方式能否調整、未取得當期發票如何稅前扣除、當期收入如何確認以及稅款追徵期如何理解等。
北京明稅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施志群表示，納稅人對稅法理解不準確從而導致多繳或少繳稅款，多繳稅款可以依法申請退稅，而少繳稅款則會面臨補稅的風險，嚴重者將被稅務機關認定為故意少繳稅款，從而產生納稅爭議。為避免上述爭議的產生，施志群建議企業，要注意政策法規的效力位階問題和合法性問題，同時掌握稅務機關的解釋口徑，從而建立起自身對於主要政策法規的認知體系，必要時可以尋求專業機構的支持。
B.面對行政處罰不理性
在實踐中，一些企業在面對納稅檢查的時候，總是表現出不理性的一面。而不理性的根本原因，在於企業對自身稅務處理的合規程度不自信。“企業稅務處理的合規性越高，自信程度就越高。”劉兵說。
D縣稅務局稽查局根據群眾舉報，以D縣勞服建安有限公司（以下簡稱D建安公司）涉嫌稅收違法為由立案檢查。此後，稽查局3次送達相關稅務文書，要求D建安公司提供資料，並告知拒不提供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D建安公司以賬簿、憑證等資料被盜搶丟失為由一直未提供，也沒有提供上述資料被盜搶的證據。
稽查局認為，D建安公司以此阻撓稅務機關對其進行稅務檢查，屬於情節嚴重的逃避、拒絕或阻撓稅務機關檢查的情形，除了要求其補稅並交納罰款外，對D建安公司拒絕稅務機關檢查的行為，給予5萬元罰款的行政處罰。D建安公司提起訴訟，要求撤銷該行政處罰，一審法院維持了稽查局的處罰決定，二審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企業敗訴。
劉兵告訴記者，對於稅務檢查，是有明確法律規定的。《稅收徵收管理法》第五十六條規定，納稅人、扣繳義務人必須接受稅務機關依法進行的稅務檢查，如實反映情況，提供有關資料，不得拒絕、隱瞞。第七十條規定，納稅人、扣繳義務人逃避、拒絕或者以其他方式阻撓稅務機關檢查的，由稅務機關責令改正，可以處1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處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的罰款。
在上述案例中，稽查局前後3次下達文書要求D建安公司提交賬簿、記賬憑證等相關資料，D建安公司逾期仍未提交，也未提交任何資料被盜搶丟失的證據。稽查局由此認定，D建安公司的行為屬於拒絕提供有關資料並且情節嚴重，並對D建安公司進行罰款並無不當。在此情況下，D建安公司仍然選擇對簿公堂，就不是一種理性的選擇。
劉兵分析，我國各地關於納稅人、扣繳義務人逃避、拒絕或阻撓稅務機關檢查行為進行罰款的標準不一，能否限期改正、一定期限內多次違法、違法行為性質或方式的惡劣程度等，都可能成為認定是否應當處罰及處罰幅度的依據。因此，企業在面對稅務機關的處罰時，應該首先審視自身稅務處理的合規性，而不是“意氣用事”。
對於上述案例，北京華稅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王強認為，D建安公司之所以不理性地作出逃避、拒絕稅務機關檢查的違法行為，根源在於企業稅法遵從意識弱、對自身應負擔的法定稅收合規義務不知曉。在此類案件中，企業作為納稅人，不僅負有接受稅務機關稅務檢查、如實反映情況、提供有關資料的法定義務，而且在出現無法提供涉稅資料的情況下，應當說明正當理由並承擔舉證責任。
王強認為，預防稅務處罰的核心是實現稅務合規。因此，企業要學稅法、懂稅法、知義務，秉持敬畏稅法態度，增強稅法遵從意識，依法履行各項義務，提高企業經營的稅收合規程度。
C.證據支撐材料不完備
提起訴訟的當事人應當提交必要的訴訟材料，材料越詳細、越完備，法院的審查工作就會越全面、高效，當事人就越能夠得到及時、公正的保障。實踐中，不少企業往往因為訴訟基本證據支撐材料不夠完備、相關證明材料不夠充分而敗訴。“根本原因，還是這些企業稅務處理本身不合規。”劉兵說。
股權轉讓交易中，股權轉讓收入是否公允、低價轉讓是否具有正當理由，在實踐操作中容易導致企業的稅務風險，並可能進一步引發訴訟風險。
Z市稅務局稽查局對遠大海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海運公司）以前年度涉稅情況立案檢查，認定海運公司通過虛列支出等手段套取公司3500萬元款項，通過賬外賬匯入公司股東個人賬戶，後以股東增資形式轉入公司賬戶。
海運公司認為，對該筆款項股東個人並沒有取得實際收益，該公司當時也沒有分紅和盈利的基礎，如此操作是為了取得貸款。稽查局認為，這3500萬元是公司資金，轉至股東個人賬戶後又轉入公司賬戶作為股東增資款，且沒有列入公司應收賬款，則股東個人權益增加，認定海運公司沒有按規定代扣代繳“利息、股息、紅利所得”項目個人所得稅，存在違法行為。對於稽查局作出的“按規定補釦個人所得稅”的處理決定，後續的一審、二審程序均予以支持。
劉兵分析，海運公司敗訴的主要原因在於——在行政處理程序中及行政訴訟期間，都不能提供這3500萬元是股東有償取得或者將該筆款項列入公司應收款賬目的證據，沒有報送證明股權轉讓具有合理性的有效證據。
稅務行政訴訟涉及行政法律法規、稅法、會計、審計等多方面的政策法規，其專業性強、涉及面廣，使得稅務行政訴訟的司法審查較複雜。《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規定，對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涉及的專門性問題，當事人可以向法庭申請由專業人員出庭進行說明，法庭也可以通知專業人員出庭說明。
北京市中銀律師事務所的律師趙琳表示，不同於民事訴訟中的“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稅務機關對其作出的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但這並不意味著企業可以完全不提供證據。除行政機關不作為、行政賠償等案件中法定由企業舉證外，企業就自己的主張提供證據，有利於推翻稅務機關認定的事實。
“遺憾的是，很多企業更加重視交易是否可以順利完成，稅法意識不強。”趙琳告訴記者，比如，企業在設計交易結構時，沒有考慮稅收因素或者為了不繳或少繳稅款有意違反稅法，造成交易在稅法上不規範，發生稅務爭議時自然無法提供有利證據。也有企業認為交易完成就達成了目標，忽視稅法規定的後續資料保存義務，事後對真實發生的事實也無法提供證據佐證等。“避免因這類原因敗訴，企業首先要從主觀上增強稅法意識，重視稅務處理的合規性及相關的證據資料。”趙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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