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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抗日氣氛高漲的1932年，劉崇武在上海被捕了。公共租界捕房指控他殺死了販賣日貨的店主。劉崇武的被捕，迅速在全國引發一輪援助和營救的熱潮，他被輿論稱為“愛國志士”。
1932年11月30日，上海大公社在一篇報道中透露了劉崇武被捕的消息：近有愛國志士劉崇武，因在滬西康腦脫路擲彈警告德源昌洋貨店，昨日被戈登路捕房探員在膠州路捕獲，昨晨捕快又前往各處續捕八人。上海市為此成立了“各界援助愛國志士委員會”，昨日下午二時特召集緊急會議，討論營救辦法。
委員會的核心人員包括蔣君毅、王肇成、王劍鍔、餘耀球、餘仰聖等二十餘人。在主席蔣君毅做了報告之後，他們討論通過了以下決議：推蔣君毅為代表與上海灘大亨虞洽卿及各領袖接洽，請求主持公道，設法營救；函請律師公會迅即召集緊急會議，推派律師出庭辯護。他們在致律師公會的公開函中稱：事關救國運動，務請貴會迅賜援助，至深盼禱。
該會致上海各團體的通告透露出，劉崇武是“抗日鋤奸團”成員。劉崇武獲得輿論聲援的力度之大超乎想象，與“愛國志士”相對應，被炸彈傷害的販賣日貨店主則被稱為“奸商”。
“抗日鋤奸團”是當時反日團體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個。這一年的11月29日，劉崇武被捕當天，駐滬日總領事還前去拜訪法國總領事，稱上海抗日團體及各種除奸團多集在法租界，中日紛爭愈益嚴重，懇請法領事加緊防範，保護日僑的生命財產安全。法國總領事答覆說，將命令捕房嚴加警戒。
當時的上海灘，不僅有反日團體，還有挺日團體，譬如“紅衣保障團”。據當時的外論社報道，在反日團體不斷拋擲炸彈的時候，紅衣保障團出而對抗，對反日者施加警告。劉崇武被捕前的11月26日晚七時，紅衣保障團曾投炸彈於西靡路120號榮宗敬私宅，榮宗敬是當地麵粉界的商業領袖，據稱在背後鼓動抵制日貨，因此遭到報復。除了炸彈外，榮宗敬還收到一封紅衣保障團的警告書，內稱“凡妨害販賣日貨而壓迫商業者，概取最後之手段對付之……”
這兩種激進團體，都熱衷於暴力活動。劉崇武在被捕之前，其鋤奸團內同志惲蕙芳也因多次用炸彈警告“奸商”而被捕。劉崇武則繼續向販賣日貨的茂泰等洋貨號及鐘錶店拋擲炸彈、開槍，以致傷斃數命，而被公共租界警務機關拘獲。警方搜出手槍子彈，將其押解到第一特區地方法院審判。
初審結果是，劉崇武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這個判決結果遭到租界工部局的抗議，他們認為判刑太輕，難以服眾，乃聘請甘鏡先律師向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進行上訴，要求撤銷原判，將劉崇武等依據預謀殺人罪懲治，以從源頭上保證租界的安寧。
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傳喚人證，提審劉崇武等人後，召開合議庭，重新做了判決，認為劉崇武與同夥潘洪生、曹松壽連續共同預謀殺人成立，將他們的刑期均提升為有期徒刑十二年，田水陽幫助預謀殺人，判處有期徒刑六年。
要求特赦劉崇武的呼聲絡繹不絕，整個1934年，都不斷有為劉崇武等人申請特赦的請願活動，影響頗為壯觀。譬如上虞的旅滬同鄉會，召開執監聯席會議，表示將加入營救愛國志士劉崇武等案的行動中去。而上海各界援助愛國志士委員會則召集各團體代表，開執行委員會，表示對愛國志士劉崇武等人的聲援，鑑於劉崇武等人家屬因經濟不能週轉、困苦萬分，他們決定設法統籌救濟，並請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司法院、司法行政部對愛國志士特赦。他們表示，如到不得已時，將聯絡各團體、向中央黨機關分頭請願。
當年底，國民政府的確曾表態考慮特赦，但後來並無下文。在今天具有觀照意義的是，暴力警告乃至殺害販賣日貨的所謂愛國行動，在中日即將爆發戰爭的時刻仍然受到抵制與制裁，從理性與動亂的纏鬥中，可以窺見當時社會亂中有治的複雜性。
I 排版：袁嘉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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