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失蹤
這個休養所坐落於榕城東郊、閩江北岸著名的“全閩二絕”之一的鼓山腳下。遠遠望去，並無房舍磚牆，唯見修剪得整整齊齊的兩排冬青樹夾著的一條白石便道。順著這條便道向上拐過兩個彎，再走一箭之地，便是一道爬滿了常青藤、爬山虎、牽牛花的竹籬笆，同樣由竹子搭建的高高的門洞上，懸掛著一塊長方形匾額，紅底黑字：軍干休養所。站在門口向裡望去，但見樹影之中分佈著一棟棟紅頂粉牆的小平房，在啁啾鳥語的襯托下，顯得分外幽靜。
一男一女順著便道來到大門前，正駐足欣賞著眼前的景物時，從大門內隱在叢叢灌木中的崗亭裡閃出一個腰佩手槍的年輕警衛，用稍帶警惕的語氣詢問：“什麼人？有什麼事？”穿藍卡其中山裝的中年男子掏出證件讓對方過目，說是應正在該所休養的施九德同志之約前來拜訪。警衛拿了證件返回崗亭往裡打電話聯繫，片刻後出來，傳達了警衛辦公室的話：事先約定只有牛永健一人來訪，故另一女子不能入內。
這個結果頗使牛永健感到意外，自要爭辯一番。但警衛是軍人，素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任憑你怎麼說，都是充耳不聞油鹽不進。那女子眼見無望，便說老牛那就算了，你自管進去，我自個兒回去就得了。牛永健尋思也只好如此了，恰好有一輛小吉普從裡面開出來，見是空車，就上前說明情由跟司機商量捎那女同伴去市區。這個司機倒是容易說話，當下就點頭同意了。牛永健無奈地說：“小桂，抱歉得很！”小桂——桂美玲正要說話，車子已經起步，只來得及扔下一句“老牛你有胃病，要少喝酒哦”，吉普車就絕塵而去。
牛永健和桂美玲都是北京市商業局的幹部。最近，北京商業系統根據上級的統一部署，正在進行內查活動。所謂內查，是指各政府編制系統單位在公安機關的指導下，對本單位的工作人員進行歷史審查。據當時的公開報道，內查活動揪出了一些混進政府機構和國有企事業單位的歷史反革命分子、特務、地主、惡霸、反動會道門骨幹等敵對分子，其中有的甚至佔據著重要崗位。各單位搞內查活動時，都抽調政治可靠的同志組建了專門班子。牛永健、桂美玲就是被組織上看中，從業務崗位上暫時借調到內查活動領導小組的。這次，兩人奉命前來福州，外調一名審查對象的歷史問題。
牛永健時年三十六歲，河北省樂亭縣人。若說參加革命的時間，他算是比較長的了，1939年他在鄉村小學教書時就已經參加了地下黨，次年由於身份暴露撤往根據地。屈指算來，老牛算是一位老八路。他雖然穿著八路軍制服，也有短槍佩著，不過一直在邊區政府工作，並未上過戰場。但不管怎麼說，老資格他是有的。可是，不知什麼原因，他始終沒有得到晉升，屬於一般工作人員。直到上月，單位按照中央規定將幹部供給制改為薪水制，給他定了一個行政十六級，每月可以領一百出頭的工資。牛永健是個樂天派，天生知足常樂，從來沒有為此發過牢騷、說過怪話。第一次拿到工資後大喜，要不是正搞運動，他還準備請一次客哩。
那時的出差，要擠火車、長途汽車，買不到臥鋪就得坐幾十個小時，如果座位票也買不到，那就只有練站功了；住宿條件也很艱苦，伙食補貼更是少得可憐。可是，人們還是熱衷於出差，因為平時不可能有外出轉悠的機會，沒錢是一個原因，即使有錢，沒有全國糧票照樣寸步難行。因此，凡是有出差的機會，幾乎人人都要爭取。只有牛永健一向淡定，總是把出差機會讓給別人。不過這次赴福州外調，老牛卻一反常態主動提出他很想出這趟差。何故？因為老牛有個叫施九德的表弟在福州，兄弟倆十來年沒見面了，這次他想借出差機會去會會表弟。
牛永健與施九德的關係非同一般，他當初從縣城小學撤往根據地時就是賣豆腐的小販施九德一路護送的。施九德到了根據地後，首長知道他會做豆腐，就動員他留下來，沒幾天就讓他穿上了八路軍的軍裝，當了一名炊事兵。沒想到這位兄弟對打仗的靈性遠勝於做豆腐，不但身手靈活功夫了得，槍法也準，且能操多種方言，於是，部隊首長就將其調去當了一名偵察兵。施九德在之後那些年頭，出力不少，負傷不少，立功也不少，解放後已經是一名團級軍官了。施九德所在部隊駐紮在福州，每次往北京表兄那裡寫信時，總是熱情邀請牛永健來福州會面。年前施九德曾因公出差到過北京，本來這是一次久別重逢的機會，可是那次牛永健正好回樂亭老家探親去了，沒能碰上，頗為遺憾。因此，這次牛永健聽說有一個出差福州的機會，就直接去找了領導，自然一說就準。
牛永健於是向施九德所在的部隊發電報告知消息，很快就收到了回電。施九德在回電裡說，最近他在福州這邊的軍隊幹部休養所休養，表兄這會兒來福州那自然是再好不過了。三天前，牛永健、桂美玲乘火車抵達福州，在一家旅館投宿後往鼓山軍干休養所打了電話。施九德大喜，請表兄當天就去休養所見面，但牛永健說工作為重，等他辦完了公事再見面也不遲。他和桂美玲的外調工作比較順利，兩天就按照組織上交代的要求把需要了解的情況一五一十都調查停當了，於是昨晚跟施九德通電話，約定今天上午去軍干休養所見面。
鼓山軍干休養所是一個專門供軍隊團級以上軍官休養的地方，對於休養軍官在所內接待來訪客人控制得極為嚴格，制定了一系列規定，休養對象不管是什麼級別的軍官，只要在裡面住下，就得嚴格遵守這套規定。施九德進所休養已半月有餘，自然知曉規定，因此，他昨晚跟牛永健通電話後，就辦理了相關手續。牛永健卻根本沒想到休養所竟然有這種規定，也就沒有說這次出差是兩人同行，過去時他得帶上同事小桂。而施九德想當然地認為表哥是一個人過去，辦理手續時就在接待單子上寫了牛永健一個人的姓名。
現在，警衛方面核實下來，施九德填寫的單子上只有牛永健一個人，就說什麼也不放桂美玲進去，而且按照規定也不能臨時補單子。這樣，桂美玲就只好返回市區。這個二十三歲的姑娘當時自然沒有意識到，接下來牛永健竟會遭遇不測！
桂美玲搭車回到市區後，自己在熱鬧地段轉了轉，買了一些準備帶回北京贈送親友的當地土特產，就回到下榻的旅館去了。午後，她看了會兒書，看看已是兩點，尋思老牛也該回來了，就結著毛線坐等。可是，一直等到傍晚六點，牛永健還沒返回。桂美玲以為牛永健被表弟留住了吃晚飯，於是就自己去旅館食堂吃了晚飯。飯後，又等了兩個小時，牛永健竟然還沒回來。當時人們幾乎沒有什麼夜生活，晚上八九點鐘差不多就是就寢時間了。桂美玲於是就吃不準了。須知老牛今晚是必須趕回旅館的，因為他們已經買了次日上午七點返回北京的火車票，大清早就得離開旅館前往火車站。桂美玲想來想去，覺得牛永健沒有在其表弟那邊逗留這麼長時間的必要，因為之前老牛請她一起去軍干休養所時曾經說過：“吃過午飯咱就回，不耽擱你逛街買東西；再說人家休養人員也要午休不是？”
於是，桂美玲就決定去服務檯往軍干休養所打個電話詢問一下。可她不知道軍干休養所的電話號碼。想了想，尋思電話局總機總是知曉的吧。那時候還沒有程控電話，都是人工臺轉接的，打電話先得搖一陣電話機右側的那個彎把，待接線員有聲音了才報出要打的電話號碼，然後接得通接不通就是接線員的事兒了。桂美玲對接線員說要接鼓山下的那個軍干休養所，對方馬上回答：“沒有號碼！”桂美玲還在發怔，旅館值班服務員說這是軍隊電話，電話局是不能查號碼的。
這下，桂美玲該沒轍了吧？不，這姑娘的腦子好使，馬上又有了主意：直接往公安局打電話。電話接通後，桂美玲向市公安局的值班人員說了情況，請求公安同志幫助聯繫軍干休養所，查問一下牛永健的行蹤。十多分鐘後，市局值班警員回電說，軍干休養所那邊稱，施九德確實接待過其表兄牛永健，可是客人早在下午二點二十分就離開休養所了。這下，桂美玲真的是吃驚加上擔心了，站在電話機前正思忖著該怎麼辦時，施九德打來電話詢問了。待問明情況，施九德頓時著急了，說了聲“請你等著”，立馬就掛斷了電話。
軍干休養所距牛、桂下榻的旅館大約六公里，步行也不過個把小時。施九德是開著軍干休養所的一輛小吉普來的，自然只是抽支菸的工夫。施九德抵達後，向小桂問了問情況，已經產生了一種不祥之感，想了想對桂美玲說：“這事得馬上報警！”
那年頭，汽車比較稀罕，別說福州這樣的城市了，就是首都，深更半夜有一輛掛軍用牌照的吉普車開到公安局門口，下來一位氣度不凡的軍官口稱“有急事找你們領導”，公安局的門衛也是會另眼看待的。當下，施九德帶著桂美玲順利地見到了福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1956年1月4日改稱福州市公安局）的值班領導、政治處副處長賈長山。賈長山甚是重視，當下立刻叫來治安科值班警員，一番商量後，決定由治安科跟鼓山派出所聯繫，請他們出動警員負責尋找牛永健。
施九德、桂美玲於是立刻驅車趕到鼓山派出所。那時候的派出所，上上下下加起來一共也就十多個人，施、桂兩個過去時，全所警員竟然已經集中了十一名。施九德跟所長說話時，又來了兩個小民警。所長跟施九德商量，說會不會是走迷了路？鼓山雖說不是什麼深山老林，也不算高，不過樹木茂密，陌生人走著稍不留神就容易迷路的，我們現在立刻上山去找吧？施九德想了想，說看來也只有這個法子了。所長於是讓準備手電，不夠的就打火把。所裡留下兩人值守，這位北京來的女同志也不必上山了，就在所裡等消息吧，其餘同志一律上山。看看人數還嫌少，又讓民警去召集了十幾個治安積極分子。
這時已近午夜時分，一干人分頭上山，以軍干休養所為中心，分八個方向分頭尋找。一直到天色微明，各路均無收穫，筋疲力盡地返回派出所。施九德憂心忡忡，正和桂美玲商量著要不要往北京的單位打電話報告時，一個農民打扮的中年漢子急匆匆奔進派出所，在院子裡大叫：“有人沒有？那邊溪裡浮起了一個死人啊！”
眾人聞言一擁而出。報信人是附近的一個農民，家境貧窮，平時就捕魚捉蝦賣點兒零錢貼補家用。昨天傍晚，他在距軍干休養所三百多米開外的那條無名小河裡下了網子，今天一大早起來去查看收穫，不想扯拉繩子時卻沉甸甸的拉不上來。他以為是有大魚上鉤了，隨著手裡用勁，繩子忽地一鬆，從水底下浮起一具男屍！
當下，上山尋找的原班人馬全體出動，還增加了一個桂美玲。一干人將屍體打撈起來一看，不是牛永健是誰？使人感到奇怪的是，牛永健竟然穿了一身未佩軍銜的馬褲呢——陸軍軍官制服。於是立刻報市局，施九德也報告了軍干休養所。市局當即報告省公安廳——這倒不是有什麼先見之明已經預見到這個案子日後肯定要驚動省廳，而是因為市局組建的技偵科（當時的全稱是“技術偵察科”）已於1955年元月轉由省公安廳直接領導，而法醫就是屬於該科的，所以要請法醫出現場，就必須報告省廳。
法醫檢驗的結果是：牛永健是被繩索勒死的。
這天，是1955年9月20日。
二、兇殺
此案依牛永健失蹤時間定名為“9·19”案件。福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長謝白秋聽取情況彙報後，下令組建專案偵查組對此案進行偵查。專案組由五名偵查員組成，市局刑偵科副科長雷辰陽擔任組長，不設副組長，四名組員中其中兩名是市局刑警郭樹旗、裴殊，另外兩名是鼓山派出所警員王佩聰、曹求耿。專案組分設兩處駐地：市局與鼓山派出所。雷辰陽受命後，當即打電話通知鼓山派出所的王佩聰、曹求耿趕到市局會合。那時派出所條件差，別說汽車了，摩托車也沒有一輛，兩人是合騎一輛自行車趕到市局的。一路上，兩人嘀咕，覺得雷辰陽的這個命令不可思議：這種案子，主持偵查工作的專案組長肯定要看看發現屍體的現場，難道這位雷組長別出心裁，僅僅打算讓看過現場的他們二位彙報一下就得了？
兩人踏進市局專案組辦公室，一眼看見已經見過面的那位仇法醫，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先要聽聽法醫的說法啊！
仇法醫向專案組介紹了以下情況：死者是先遭受暴力襲擊——用鈍器擊昏後，四肢被麻繩捆綁，然後用繩子勒死的。從死者胃內的殘留物分析，應是在午餐後兩小時左右被害的。兇手殺害牛永健後，把幾塊石頭裝入一箇舊皮箱，再把皮箱拴到屍體上沉入河中。屍體經過十幾個小時的浸泡，由於內臟腐爛產生了大量氣體，其浮力超過石頭的重量，經那個捕魚的農民一拉扯就浮上了水面。
之後，專案組就前往軍干休養所會見施九德並查閱了警衛室的會客登記，獲得以下情況——
牛永健是昨天上午九點二十分在軍干休養所進行會客登記的，登記之後，按照警衛指點的路徑，自行人內找到了施九德。表兄弟倆久別重逢，自有一番親熱。兩人談了一陣，已是午餐時分。施九德事先已有安排，遂往餐廳打電話讓將安排好的酒菜送到他住的房舍內。兩人喝了些酒，但並未過量。飯後，施九德引領表哥到休養所景區散步消食，約半小時後返回房舍，重新沏了壺茶繼續聊天，至下午二時許牛永健告辭。施九德把事先準備好的禮物——一套八成新的馬褲呢軍官制服、兩塊衣料、兩罐上海產的光明牌奶粉、兩斤廣州產的盒裝火炬牌牛肉乾以及福建特產海鮮對蝦乾、乾貝、紫菜等送給表哥。這些東西林林總總加起來體積不小，施九德考慮得周到，特地準備了一口舊皮箱裝在裡面，正好滿滿一箱子。那年代特別崇拜革命軍人，都愛穿軍裝。牛永健以前雖然穿過八路軍制服，但抗戰勝利後就到地方上工作了，從此就跟軍服告別了。這次見表弟送給自己一套馬褲呢校級軍官制服，真是大喜過望，當即脫下身上原先穿著的中山裝，一穿軍官服，合身，於是就不想脫下來了，把中山裝往箱子裡一放就告辭了。施九德把表哥送到軍干休養所大門口，警衛看了時間予以登記，他又按照規定簽了自己的姓名，這才跟牛永健握手道別。施九德是站在大門口，目送著牛永健的身影消失後才返回的。
專案組偵查員對上述情況都一一作了記錄，然後就向施九德提問：“您沒給表哥聯繫一輛汽車？”
施九德說在這個休養所裡，像他這樣的團級軍官乃是最低級別的休養對象，所以一般情況下是不便向所方要車的。他曾考慮過讓表哥搭便車回城，為此還在午餐結束前特地跟警衛室聯繫，詢問下午是否有便車進城，警衛室說沒有。這樣，就只好讓表哥去休養所前面的公路上攔便車了。牛永健再三說沒事，即使步行回城，也不過十多里路，走個把小時就到了。
那麼，牛永健是否搭到了便車呢？這個問題，施九德回答不上來，大門口的警衛也回答不了。他們不清楚，有人應該清楚的。誰呢？軍干休養所前面公路邊上擺攤賣水果、海鮮乾貨的小販！在去向小販調查之前，雷辰陽決定以市局名義向全市各分局、派出所下達“9·19”案件贓物協查通知。
軍干休養所大門外的那條便道與公路的連接處，有一塊三角形的空地，以前有座土地廟，故當地人將該處稱為“土地廟”。早在休養所還沒有建造前，土地廟前就有當地村民設攤賣茶水、水果、海鮮、乾貨等。這個時節，正是龍眼、木瓜成熟的當兒，新曬的蝦乾、魚乾等海產品也正當令，便有小販在此設攤出售。牛永健如果想搭便車，在土地廟等候乃是一個最好的選擇。於是，偵查員就想到了那裡的小販。可是，打聽下來，小販們一致說昨天下午兩點前後沒有看到過一個手提皮箱、身穿未佩軍銜的軍官制服的人經過。那麼，會不會牛永健出現的當兒他們生意正忙，沒空去留心呢？這從邏輯上是說不通的。因為這些攤頭設在這裡，出售的對象就是過往汽車上的司機、乘客，如果有生意做，那汽車就得停下來，汽車停下，牛永健就得出現在這些小販的視線裡——他要搭車嘛。
專案組沒有理由懷疑小販的說法有什麼問題，這樣，牛永健離開休養所後的情況就可以得到推斷：他是在從休養所大門到公路這五百來米的便道上出了變故。便道從公路到休養所是一貫到底的，雖然有兩個轉彎，但沒有岔道。如果一定要說有其他路線，那就是三條通往樹林的山間小道，那真正是“羊腸小道”，而且跟公路並不相通，因此，穿著心愛的軍官制服、手裡提著一口箱子的牛永健，即使給他一千條理由，他也不會主動改變既定路線走上羊腸小道。將仇法醫的驗屍結果跟此刻專案組查摸到的情況結合起來分析，就有了一個可能：牛永健在離開軍干休養所走向公路的途中，遭到了不明身份兇手的突然襲擊，先是被鈍器擊昏，然後用繩索捆綁四肢，最後就被勒死了。
專案組偵查員對三條羊腸小道與便道連接的位置進行了仔細勘查，卻未發現任何疑似牛永健遭到襲擊時留下的痕跡。由此看來，兇手的襲擊突然而隱蔽，具有一擊得手的特點，所以，估計兇手是有些身手的。再順著羊腸小道繼續往深處勘查，沒有發現植物被踩踏的現象。偵查員於是斷定兇手並非一人，牛永健被擊昏後，並非雙腳著地被拖上羊腸小道，而是被抬離地面後轉移走的。後來的發現證明這種推斷與當時的事實相符，但在此刻，光靠這種推斷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專案組必須找到跟案件相關的蛛絲馬跡。
偵查員於是前往鼓山派出所，坐下來開了一個案情分析會。這個會議的會場有點兒特別，地點是在派出所院子裡獨立修建的那個會議室兼活動室裡，那裡有一張一個會點兒三腳貓木工活兒的民警製作的木頭乒乓球檯。現在，專案組五人就圍著這張乒乓球檯，盯著放在臺上的那口已經被水泡得松耷的皮箱。皮箱的蓋子打開，露出箱內的幾塊石頭，箱子沿口上，搭著一根打撈起牛永健的屍體後被割斷的麻繩。箱蓋上的那個貼袋裡，放著牛永健的工作證，早已被泡得溼透，派出所所長交給炊事員去烘乾抹平，此刻還沒送過來。
專案組諸君的分析就是根據眼前這口箱子進行的。這口皮箱是施九德送給牛永健用來裝禮物的，兇手在掠取裡面的全部禮物和牛永健原先穿的那套中山裝後，把中山裝口袋裡的牛永健的工作證放進了皮箱蓋子上的貼袋。按說，連一套舊中山裝都不放過的兇手，對這口雖然舊但畢竟還值幾個零錢的皮箱是捨不得放棄的。可是，他們卻不得不忍痛割愛，因為他們要拋屍，又擔心屍體浮起來被發現，所以得拴上重物。現成的重物沒有，只好就地取材，但石頭太小，無法拴住屍體，最後只好動用皮箱。
兇手決定對牛永健下手時，應當是並未打算取其性命的，否則，是要準備好沉屍用的重物的。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既然兇手不打算謀取牛永健的性命，而只是將其擊昏後捆綁四肢抬進樹林，那麼，在得手之後又為什麼要改變初衷殺害牛永健呢？
雷辰陽說這個問題看來一時還沒法獲得答案，就先往旁邊放一放，我們看看其他還有什麼值得注意的。於是就有了第二個發現，那是派出所民警曹求耿的貢獻。他是漁民出身，也種過田，性格內向，喜歡獨自琢磨，沒有把握從不開口。當別人都盯著皮箱的時候，他卻對搭在沿口上的那根已被割斷了的溼漉漉的麻繩產生了興趣，便伸手取過來看。這一看，第二個發現就誕生了：繩子上打的結是隻有漁民才習慣於打的那種繩結。
這樣，專案組對於兇手（至少是其中之一）所從事或者曾經從事過的職業有了一個大致上的認定。緊接著，曹求耿又有了驚人的發現。他放下繩子後，又從皮箱內取出一塊石頭捧在手裡，也是略略一看，馬上就有結論了：這是從河邊菜地裡取來的！
包括組長雷辰陽在內，對於曹求耿的這句話並不十分明白，四個人都怔怔地望著他。於是，曹求耿就緩緩開腔說出一番道道來——鼓山腳下的這條無名小河，寬十來米，深二三米，當地人稱作“溪”，一頭通閔江。這條小河隨著鼓山的坐地形狀彎彎曲曲緩緩流來，靠公路方向那一側寬狹不等的河岸就被當地農民開墾出來栽種蔬菜。為了防止降雨時泥土流失，他們就在岸邊挨近河水的位置放上了石頭。皮箱裡的石頭，應該就是取自於某處河岸。
如果這個推測屬實，那麼對於專案組瞭解具體拋屍甚至兇殺現場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在場的其餘四位偵查員深知這一點，因此曹求耿話音甫落，大家就頻頻點頭。雷辰陽說，老曹說得有道理，讓我們一起去小河那裡看看吧。
專案組全體出動，五名偵查員先去了打撈屍體的位置，這裡早已勘查過了，沒有任何發現。於是就逆水而上，兇手拋尸位置應該就在上游不很遠的地方，因為屍體拴著那口裝著石頭的皮箱，被拋入河裡後只能隨水流緩緩移動。果然，沒走多遠，拐了個彎就發現一處堤岸已被破壞，有一段一米多的位置是空的。偵查員把皮箱裡的石頭放上去試了試，正好填補了這段空隙！偵查員裴殊連連自責——勘查現場時他曾往上游走出一段距離，看到了這處堤岸，只是沒有留意而已。
這個位置就是兇手拋屍的地方了，那是一塊兩米左右寬、八九米長的小菜地，上面栽種著茄子、土豆。偵查員站在地邊的小路上仔細觀察，菜地裡竟然沒有腳印。雷辰陽便推斷兇手是劃小船從河面上靠近堤岸取的石頭。走進菜地來到河邊，果然發現堤岸外兩尺來寬的斜灘上有幾個清晰的腳印。腳印是同一個人的，量了量，相當於三十七碼的布鞋留下的痕跡。最外面的那個踩在泥灘上的腳印明顯比往裡的那幾個顯得大，腳印也深，偵查員判斷這是兇手從小船往泥灘上一躍而下時造成的。
這樣，專案組對於兇手作案的情形就有了—個大致上的判斷：他們在軍干休養所通向公路的那條便道上遇到了牛永健，佯裝與其說話，出其不意用鈍器襲擊，將其擊昏後抬上通向小河邊的那條羊腸小道，捆綁四肢（可能還堵住了嘴巴），抬到了預先停在小河裡的小船上。小船順流而下往閔江方向行駛時，兇手對牛永健下了毒手，將其勒死後取了岸邊菜地邊上的石頭沉屍河中。
雷辰陽留下—個偵查員看守這處現場，等待技偵人員前來提取腳印。其餘偵查員往回走時，大家的思路就集中到一點上：兇手作案的目的如果純是為了劫財，那麼將牛永健擊昏後就達到了，實在沒有必要殺人啊。是什麼原因導致他們改變初衷，將一起搶劫案上升為兇殺案呢？偵查員郭樹旗提出，會不會是牛永健當時很快就甦醒過來了，因為掙扎而導致被殺？這個觀點馬上遭到另外二位偵查員的反駁：既然之前可以用鈍器將牛永健擊昏，那麼他甦醒過來後再砸一下不就成了？
這個問題，在一干人返回派出所後竟然馬上得到了解決！
三、一對身手不凡的夫婦
專案組返回派出所時，死者牛永健的那個被河水泡溼了的工作證已經晾乾了。雷辰陽從派出所那個胖胖的炊事員手裡接過工作證，隨手翻開工作證的封面，只一看，心裡“咯噔”一下：牛永健的容貌與其表弟施九德酷似！
牛永健、施九德這對錶兄弟是民間俗稱的“頭表”，兩人的母親是一對雙胞胎姐妹，牛永健、施九德哥兒倆，都充分受到了母親的遺傳基因影響，無論是身材、相貌還是舉手投足、說話腔調，從小就很是相似。長大成人後，由於各自的經歷、遭遇有所不同，因此這種差別稍有改變，但在外人看來一不留神還是會搞混了。這一點在一開始時，由於牛永健那張臉已經被河水泡得腫脹變形，雷辰陽並沒有意識到。現在，雷辰陽看到工作證上牛永健的照片，馬上產生了一個念頭：這對錶兄弟的相貌如此相似，會不會兇手是衝著施九德來的？他們錯將穿著校級軍便服的牛永健當成施九德了，對其實施了綁架，但在得手後卻發現認錯了人，綁錯了對象，於是不得不殺人滅口。
先前雷辰陽會見施九德進行調查時，得知對方是一個情報軍官。如果關於“綁錯對象”的推測是準確的，那別說在1955年兩岸嚴重軍事對峙的形勢下了，就是往後推移幾十年，這也是一樁了不得的案件。雷辰陽對此自是特別重視。重視到什麼程度？他竟然沒敢隨隨便便向組員說出這個推測，也沒把牛永健的工作證給其他偵查員看，收起來就進了所長辦公室，請所長迴避後給謝白秋局長打電話彙報了這一情況。謝白秋自是重視，當下直接向福建省公安廳報告。
後來知道，就在一天前，福建省公安廳政治保衛處剛剛接到來自北京國家公安部的一份機要通報：臺灣“國防部二廳”最近策劃了一個名喚“行者計劃”的陰謀，其內容是由該特務機構組織在福州秘密綁架解放軍官兵，至閔江口送交接應船隻。省廳領導已下令次日組織省廳、市局政保條線的領導舉行會議專門研究如何粉碎敵特的陰謀。因此，謝白秋的消息一報告上去，省廳方面就覺得專案組的這個推測十有八九是有根據的。省廳對此案的偵查工作非常重視，由政治保衛處指派一位資深偵查員、股長老明擔任專案組副組長，同時又出面跟軍方取得聯繫，通報了有關情祝，軍方當即決定由施九德所在部隊保衛部指派一位同志擔任聯絡員，負責協調警方跟軍方之間一應事宜。
當天晚上，專案組六人加上軍方聯絡員辛子煦在市局專案組駐地舉行案情分析會。雷辰陽在向謝白秋局長彙報情況後，已經將牛永健的工作證引出的推測向郭樹旗等人說過了，因此，老明向大家傳達了關於臺灣“國防部二廳”策劃的“行者計劃”情況後，大家都認為從本案的情況看來，是很符合雷辰陽的推測的。這樣，案情分析會討論的中心自然就圍繞這個推測進行了。為時兩個半小時的會議，分析了以下情況——
作案過程：兇手預先埋伏于軍干休養所通往公路的那條便道旁的樹林中，待牛永健路過時現身，估計是先與其搭訕，趁其不注意時突然將其擊昏，捆綁後經羊腸小道入樹林抬至小河邊上了小船。在船上進行搜身，因牛永健那身軍官服口袋裡沒放任何東西而一無所獲。於是打開那口皮箱，從換下來的中山裝口袋裡發現了工作證，意識到搞錯了對象，於是就用繩索勒死了牛永健。
兇手人數：現場作案的人數至少是兩人。理由是牛永健被擊昏後，是被抬著通過羊腸小道前往小河邊上了小船的。
兇手身份：兇手採取突襲方式擊昏牛永健，此舉聽起來似乎容易，但對於牛永健那樣有著一副精壯體魄且確有些力氣的漢子來說，兇手如果沒有一些本領是難以成功的。由此可見，兇手可能接受過擒拿格鬥訓練，或者練過武術。因為本案傾向於敵特分子所為，結合最新情報“行者計劃”來看，兇手應系臺灣派遣特務或潛伏特務，以潛伏特務的可能性為大，但也不排除是受敵特分子指使的歹徒。
兇手特徵：根據技偵人員對小河邊發現的那幾個應屬於同一人的腳印的分析，兇手之一應是一個身高不超過一米六五的矮個子，體重較輕，左腳曾受過傷。兇手中有人會駕馭船隻，具有隻有漁民才會的打繩結的技能，因此，應是漁民或者曾經從事過捕魚職業。
作案條件：兇手除了格鬥本領、漁民經歷之外，還必須具備以下條件——擁有或者能夠獲得小船；事先曾對施九德進行過了解並跟蹤，已經初步掌握了施九德在軍干休養所的日常生活規律，知道他有每天下午必定會出門前往公路邊轉一轉的習慣。
根據以上情況，專案組形成了偵查思路——兇手在之前企圖掌握施九德的日常生活規律的過程中，必須在軍干休養所周圍窺探，這樣，軍干休養所通往公路的便道與公路的交界處那塊被稱為“土地廟”的空地無疑是他們要涉足的區域，因此，可以從公路旁設攤賣水果、海產品等土特產的小販那裡查摸線索，尋找破案的突破口。
那段時間，在軍干休養所便道與公路交界處設攤的村民一共有七人，七人中竟然有四個是癩痢頭。癩痢頭的學名叫“黃癬”，俗稱“癩痢頭”，也叫“禿瘡”，由黃癬菌引發。癩痢頭如今已經鮮見，人們都是隻聞其名，不見其狀，沒有親眼見過的還真想象不出那副滿頭瘡口、膿血流淌、蒼蠅繚繞的情狀，也不知這等骯髒的小販怎麼招攬顧客。派出所警員小王與另一偵查員裴殊受命前去向包括四個癩痢頭在內的七個小販查摸情況，其心情之不爽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再不爽也得耐心，跟他們一個個分別聊，無非是詢問最近一段時間裡是否見到可疑角色在他們的視野裡轉來轉去，或者有人時不時在通向軍干休養所的那條便道上轉悠。那幾個癩痢頭小販一概搖頭。對另外三個小販的詢問也是如此結果。
與此同時，專案組對擺攤頭的那七個小販逐個進行外圍調查，看其中是否有人歷史上曾有政治問題，當時稱之為“政治歷史不清白”，以及是否有人有刑事犯罪、家庭出身、本人階級成分方面的問題等等。調查下來的結果是：這七個小販在舊社會個個都是苦出身，不是僱農就是貧農，下中農都沒有。當時農村已經成立了合作社，階級鬥爭抓得也有點兒緊了，如果某人有政治問題，合作社是不准他們出來擺攤頭的。
裴殊和王佩聰兩人出師不利，在返回派出所的路上就有些垂頭喪氣，說沒有查到線索，這個案子往下可怎麼查呢？越說越沒勁，就坐在路邊抽菸。這時，有人叫著“小王”過來說話。來人騎著一輛用鐵管子自制的老坦克自行車，是鼓山鎮上的一個治安積極分子，姓唐，有兩條比例嚴重失調的長腿，所以人稱“唐長腳”。唐長腳是碾米廠工人，輪到碾米廠休息日，他就參加治安巡邏隊的巡查。那時也沒有嚴格的法律規定，治安隊儘管不是民警，但他們巡邏時如果發現什麼違反治安規定的事兒，是可以代表派出所作出處理的。當然，夠得上拘留標準的事兒，那就要把人帶回派出所交民警處置了。
唐長腳跟王佩聰比較談得來，平時街頭相遇，再忙也要駐足聊幾句。當下，他將老坦克停在王、裴兩人面前，笑吟吟地問道：“小王，你們剛才去土地廟了？”
王佩聰聽唐長腳這麼問，就知道對方是從土地廟那邊過來的了，於是點頭。當時他還沒反應過來，不曾想到唐長腳這一問的後面竟然另有內容。唐長腳接著說：“聽說你們是在打聽最近那裡是否有異常情況？呵呵，他們都說沒有，我剛才一聽說就提醒他們了：不是沒有，而是你們沒有想到！”
王佩聰一聽就坐不住了，起身詢問那裡發生過什麼異樣情況。唐長腳於是說出了一樁鬥毆的事兒來——
四天前，就在土地廟前，幾個小販與一對前來搶地盤擺攤頭的夫婦發生了爭執，小販方面仗著人多勢眾資格老可能有些兇過頭，對方不買賬，雙方最後發生了鬥毆。這場僅僅進行了數分鐘的武打戲的結果頗出人意料：敗北的竟然是之前自以為絕對能夠穩操勝券的小販這邊！據說，那對夫婦拳腳頗為了得，可能是習練過詠春拳的。看上去貌不驚人的一男一女動起手來絕對迅疾兇猛，農民出身的七個小販根本不是兩人的對手，基本上都是挨一下就倒。不過一個也沒有受傷，估計對方並不想傷害他們，手下留情了。那對夫婦講究點到為止，把七個小販打倒在地後，一個哈哈大笑，一個嘿嘿冷笑，然後挑起擔子揚長而去，此後再也沒有出現過。
那些小販平時都是能說會道的角色，聚在土地廟這邊做生意，抱成一團，自我感覺特好。平時偶爾跟哪個顧客發生矛盾，只要一人開口，其餘六人哪怕正做著生意也會撇開顧客圍攏上來助威，那股氣勢立馬能把人嚇退。他們七位可能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今生還有這樣丟人的敗北記錄，為保住臉面，於是就約定對這段不光彩的經歷保密。
七人中有一個姓戴人稱“戴癩痢”的小販跟唐長腳搭著點兒親戚關係，兩人時有往來。前天，戴癩痢到唐長腳家去送龍眼，閒談中說到了此事，不勝感嘆：“栽了！栽了！栽在女人手下，簡直是奇恥大辱啊！”唐長腳當時聽了還問為什麼沒報告派出所，戴癩痢說人又沒受傷，幹嗎報告？敗在女人手下，這事好張揚嗎？並再三叮囑唐長腳務必守口如瓶。唐長腳倒確實沒向別人說起過此事，這並非他的保密意識強，而是覺得這種小事根本不足掛齒。
不過，十分鐘前，唐長腳的觀點改變了，因為他剛才路過土地廟時，戴癩痢叫住他，說他夠朋友。什麼意思呢？戴癩痢說剛才派出所來人問這幾天這邊是否發生過什麼情況，他們七個小販一致搖頭，人家也沒追問下去就走了。這說明派出所不是衝著那天打架的事兒來的。唐長腳雖然時不時出入派出所，但是沒有多嘴多舌地透露那事兒，是個君子！
唐長腳是一個喜歡聽好話受表揚的人，但他此刻寧可不要這份好話表揚了，他知道公安人員平白無故不會去向這幫小販打聽什麼的，一旦打聽了，那就說明他們遇到什麼疑難案子需要收集線索了。作為一個治安積極分子，唐長腳覺得自己有義務有責任向警察反映小販打架這件事，這樣，他就往派出所而來，正好看見王佩聰和一個不認識的民警坐在路邊滿臉愁容地抽菸，於是就向王佩聰提供了上述情況。
王佩聰、裴殊一聽，頓感興趣：兩個從來沒在這邊露過面的陌生人到土地廟去擺攤頭，這不就是異常跡象嗎？於是謝過唐長腳，立馬轉身奔土地廟而去。
小販見王佩聰兩人去而復返，不知為何原因，正不解時，王佩聰已經指著戴癩痢招手讓他過去說話。一開口，戴癩痢就知道唐長腳沒有做到守口如瓶，把他們栽在女人手下的醜聞透露給民警了。因見王佩聰一臉嚴肅，也就不敢繼續隱瞞，老老實實把情況一五一十說了一遍——
那對夫婦，男的瘦高個子，一雙手的手背上青筋畢露；女的臉上有若干麻子，個子在女人中也算是高的，說話是福州當地口音。兩人是一週前出現的。當時，那個男的挑著一對由上下兩層竹篾編織的籮筐，內裝著幾樣海產乾貨，女的跟在後面，一手拿著一杆秤，另一條胳膊的肘彎裡掛著一隻空竹籃子。兩人在戴癩痢等人的旁邊選了一個位置，把籮筐擺開來，就成了一個地攤。
這邊幾個地頭蛇自然要發話了：“這裡不是你們擺攤做買賣的地方，到別處去吧！”
對方作何反應呢？那個男子滿臉堆笑，掏出香菸——請注意，不是一包，而是一條！不是尋常的廉價煙，而是“大前門”——拆開，給七個小販每人扔了一包！這等出手，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戴癩痢一干人別說親身經歷了，簡直是聞所未聞。然後，男子拱手作揖，自我介紹：“兄弟不是專門做買賣的，是打魚的，這次家裡遭了點兒事兒，手頭有點兒緊，就把這些海產乾貨拿出來賣點兒錢貼補貼補。我知道這是佔了諸位老大的地盤，請高抬貴手，容我在這裡待上兩三天，行嗎？”
人家已經把話說清楚了，而且，已經接受了對方的好煙，戴癩痢等人尋思就允許對方在這裡做三天生意吧。這樣，這對夫婦就待了下來。那怎麼後來又打架了呢？那是因為對方說話不算數，三天過去了，第四天兩人竟然又來了，也不打招呼，照樣擺出了攤頭。其間，由於對方的乾貨質量好，價格稍稍便宜些，儘管不吆喝，可是前來光顧的買家基本上都要貨比三家的，比下來就都買他的了。這使戴癩痢等人很是不爽，紛紛後悔收下了那包“大前門”。但既然話已出口允許人家擺攤了，那就只好等三天到期了。現在，第四天這二位又來了，而且看樣子還添了貨，這就顯得不地道了！那就拿出地頭蛇的威風來，趕走他們呀！
七個小販都有這個念頭，可就是沒有一個人肯站出來做出頭鳥。這天就這樣過去了。不過每個小販心裡都明白，如果不把這二位趕走，自己的生意很快就沒的做了。這樣，次日就有了一起因制止不成而導致的鬥毆事件，不曾料想到的是對方身手竟然這等了得！更不曾料到的是那個女人竟然也會拳腳功夫，戴癩痢等七個還對付不了人家一男一女。最後，又是一個意外：小販們敗北之後，正擔心對方要把他們統統趕走自己佔領這塊地盤時，那對夫婦竟然收起擔子，一聲不吭地離開了！
偵查員聽著，覺得那對夫婦確實有些反常，那麼，另外還有什麼反常的表現嗎？小販們這回倒是真正認真地作了一番回憶，然後搖頭稱沒有了。王佩聰提出了一個問題：“如你們所說，那二位這個攤頭只要一人就對付得下來了，你們不也是每人一個攤頭嗎？他們為什麼要兩個人呢？”這一說，戴癩痢等人也覺得不可思議了，有人忽然想起那個女人好像不是一直在攤頭上的。那麼她幹什麼去了呢？
一個小販回答：“她不是帶著一個空籃子嗎，她去採蘑菇啦。”他指著通往軍干休養所的那條便道，“朝那邊去的。”
王佩聰、裴殊交換了一個眼色：難道那個女人是去窺探綁架目標施九德的？
四、排除嫌疑
當下，專案組連同軍方聯絡員辛子煦在內全體出動直奔土地廟，留下偵查員裴殊、曹求耿替他們看攤頭，把戴癩痢等一干小販都請到公路旁樹林子裡開了一個座談會。不說別的，單單盯著那對打架鬥毆身手了得以二敵七的夫婦。可是，戴癩痢等人眾口一詞都說之前誰也沒有見過那對夫婦。這樣，就只好對他們進行啟發式詢問了，一共提出了四個問題請小販們回憶：一、長相模樣、年齡以及口音；二、從接待顧客的言語架勢來看，對於路邊設攤這一行營生是否熟練；三、是否跟他們聊過天，聊了些什麼內容；四、他們兩人之間說過些什麼話。
戴癩痢等人一邊回想著，一邊七嘴八舌對於上述問題作了回答——那對夫婦並沒有向眾小販作過自我介紹姓什麼叫什麼，聽兩人互相之間的稱謂則是，男的叫“根福”，女的叫“阿彩”。根福的年齡大約在三十五六歲，阿彩年輕些，三十來歲的樣子。根福身高大約一米七，國字臉，絡腮鬍子，一雙牛眼透著兇光，一看便知非良善之輩，說話是福州當地閔江入海口那一帶的口音，語速較慢，偶爾出現結巴現象；阿彩比根福矮些，但在當地女性裡並非矮個頭，大約在一米六左右，鵝蛋臉，眼睛有個小小的特點，眼梢角較一般人長，膚色較黑，身材結實，說話口音與根福相同，聲音有點兒尖。這對夫婦一看就知道是做過此類小生意的，挑擔、攬客、討價還價、抓貨、用秤等都顯得熟稔自然。上午七八點鐘戴癩痢他們過來出攤時，他們已經在路邊擺出攤頭了，下午總是要等其他小販收攤後才離開，所以不知他們來去是往哪個方向的。兩人跟戴癩痢等人幾無接觸，更別說聊天了。不過，有一個姓張的小販因為攤位離他們最近，所以聽兩人偶爾交談時說到過一個地方——楊仙觀，好像在議論該觀一個道士行為不端，勾引一個被稱為“阿七嫂”的寡婦，阿彩還說：“瑞興爺說了，如果放在解放前，那就得把阿七嫂沉潭。”
專案組根據上述零碎情況進行了分析，軍方聯絡員辛子煦出乎眾人意料最先開腔發言，他一說話，奉命替小販看攤的那兩個偵查員裴殊、曹求耿竟然連連點頭，對其說法表示贊同。怎麼呢？原來那個小販所反映的楊仙觀所在地黃斛，恰恰就是死者牛永健的表弟、情報軍官施九德所在部隊的駐地。裴殊、曹求耿是郊區人，對黃斛那裡很熟，裴殊的外婆家就在黃斛，所以辛子煦一說，兩人就連連點頭。專案組其他成員自是重視，於是，大家就討論怎樣查摸到根福、阿彩這對夫婦的下落。
繼續往下分析，從那個阿彩關於瑞興爺說怎麼怎麼的那番話來判斷，被稱為“爺”的那個叫“瑞興”的老頭兒，很有可能是那個出軌的阿七嫂所在家族的長輩，甚至是族長，至少是在族裡有發言權的角色。從“沉潭”一語看來，那個族還不是一般的小族，至少一直到解放時為止，該族還是人多勢眾、族規嚴厲的名門望族。而阿彩能夠知曉瑞興爺對阿七嫂出軌之事作的評論這樣的細節，說明很有可能她就住在黃斛，甚至就是瑞興爺那個族裡的。
於是，專案組就決定派員前往黃斛調查。出動了五名偵查員，連同軍方聯絡員辛子煦共六人。之所以讓辛子煦一起前往，是因為雷辰陽和老明商量，既然去黃斛，何不順便和因為發生該案而提前結束療養返回部隊的施九德接觸一下，請其回憶在療養期間是否注意到有像阿彩那樣的採蘑菇女子出現過。跟部隊方面打交道，那就必須請辛子煦出面了。
一行六人到了黃斛，兵分兩路，一路去向施九德調查，一路查摸阿彩的情況。先說辛子煦和專案組副組長老明去向施九德調查的情況。施九德聽兩人說明來意後，想了想，說他記得是有一個三十來歲、膚色黑黑的鄉村女子在軍干休養所附近出現過，還跟他搭過話，他甚至還向對方買過海產乾貨——就是送給表兄牛永健的對蝦乾、紫菜等。老明對此自然大感興趣，拿出本子請施九德詳盡道明，於是獲得以下情況——
施九德可能因為是從事情報工作的原因，有一個職業習慣，每到一個新的地方總是喜歡把周邊一應情況摸清楚。他到了軍干休養所也是這樣，每天抽段時間轉悠，開頭是在休養所裡面轉，然後就轉到了所外，前面通往公路的那條便道以及岔道口土地廟小販擺攤頭的地方自不待言，就是四周的山坡、樹林他也有興趣時不時地去走一走，跟那個女子就是在轉悠時相遇的。當時，施九德在便道旁的樹林裡看中了一隻五彩繽紛非常漂亮的小鳥，正想設法逮住時，聽見樹林深處似有輕輕的腳步聲，轉臉一看，就是那個黑皮膚女人，手裡提著一個籃子。那女人也發現了施九德，聲音很響地打了個招呼：“同志，你好！”
這一嗓子，自然把那隻漂亮小鳥嚇飛了。施九德有點兒遺憾。那女人從林子裡鑽出來，頭髮上沾著幾片樹葉，卻是一臉的喜色，興沖沖地把半籃子蘑菇給施九德看，說這裡的蘑菇真多。施九德敷衍了一句正要離開，對方的一句話卻使他駐步了——“同志，我見過你的！”作為一個情報軍官，最敏感的就是自己的存在受到了外界的留意，所以，施九德不得不弄清這是怎麼回事，但他卻不吭聲，只是微笑著看著對方。那女人於是往下說了，原來她來擺攤的頭天，也就是昨天下午來摘蘑菇的時候，在樹林子裡遠遠地看見施九德從便道上走過。施九德聽說她是在外面公路上擺地攤賣海鮮乾貨的，就想起了他要給將要來訪的表哥買些禮品，海鮮乾貨原就在考慮之中，福州這邊的地方特產嘛。於是，他就問了對方賣的海鮮乾貨的品種和價格，覺得可以接受，就對那女人說明天你再來採蘑菇時，請帶些過來，我看看如果質量好的話，就買了。這樣，到了第二天下午施九德照例出來散步的時候，那個女人已經等候在軍干休養所門前路邊了。施九德看了她帶來的海鮮乾貨，覺得質量不錯，掂了掂重量也似是足秤的，於是當場就付錢買下了。之後，他就再沒見到過那個女子。
老明仔細詢問了那個黑臉女人的外形特徵，覺得跟之前戴癩痢他們所說的完全相符，於是基本認定那個女人就是會武術打架很厲害的阿彩。這樣想著，腦子裡又冒出了兇殺現場小河邊泥地上的那枚尺碼較小的腳印，尋思難道就是這個阿彩留下的？
另外四個偵查員郭樹旗、裴殊、王佩聰、曹求耿此刻也有了收穫。黃斛鄉的鄉政府所在地是一個萬餘人口的小鎮，稱為黃斛，鄉就是以小鎮命名的。那時的鄉小，通常是不設派出所的，只有一個常駐鄉政府的公安特派員。但是，由於這裡還有一個小小的黃斛鎮，所以就設了一個只有四名警察的全市最小的派出所。所長姓林，是個三十多歲的轉業排長。他很熱情地接待了從市裡下來的幾名偵查員，聽他們說明來意後，告訴說你們所說的根福、阿彩我沒有聽說過，不過瑞興爺我們這裡倒是有的，楊仙觀道士與阿七嫂通姦之事也是有的，就是上週發生的。
幾個偵查員自是大喜，要求林所長詳細介紹。林所長說，黃斛這邊有個大族，據說還是明朝時打倭寇的傷兵留下養傷後娶妻生育一代代繁衍下來的，所以應該算是黃斛最早的居民了。這個族姓苗，瑞興爺的大名叫苗守愚，瑞興是其字，今年已經八十五歲，原系苗家大族的族長。解放後，苗氏家族祠堂被政府徵下後交給軍方使用，這等於是取消了苗家氏族這樣一個無形的組織，他這個族長也就當到頭了，據說老爺子對此頗有意見。後來推選“福州市各界人士赴朝慰問團”慰問志願軍將士時，因其歷史一貫清白，一生教書育人，具有愛國熱情，所以被選為該團年齡最大的一位團員，他因此而大為高興，也就不再發牢騷了。苗姓家族在當地各行各業都有人，連這個小小的派出所也有一個警察是瑞興爺的嫡系後代。
於是，二十三歲的民警小苗被召來見偵查員。偵查員問他是否聽說過本家族有一個叫阿彩的三十來歲的女子。小苗搖頭，不過他說他可以去打聽。那麼，派出所的戶籍資料裡沒有記載嗎？小苗說：“戶籍資料記載的是現在用的姓名，這個我清楚，黃斛鎮上肯定沒有叫苗阿彩的女人。她既然說到瑞興爺，那就應該是苗家人，估計是嫁到其他地方去的，根據風俗，女子出嫁後，是要改夫家姓的。像她這個年齡，如果是三十歲的話，那出嫁已有十數年了，所以我得去問問鎮上的苗姓老人。”
小苗辦事麻利，偵查員在派出所裡也就只喝了一杯茶的工夫，他就帶回了消息：有這麼一個女子，名字就叫苗阿彩，是鎮上補鍋匠苗老三的女兒，抗戰勝利前兩年出嫁，夫家是鎮西頭張家莊上的張根福。
張根福！這就對得上號了。張家莊屬於黃斛鄉，但由於鄉鎮合著一個派出所，所以該莊的戶籍資料也歸黃斛派出所管。偵查員於是就先查閱戶籍資料，管戶籍的民警老白被林所長喚來，聽說讓找張家莊村民張根福的戶籍材料，他馬上說：“不必找了，這個人就在我腦子裡裝著呢！”
老白說：“這倒不是我精通業務，過目不忘。你們如果要問張家莊的其他人，哪怕是農會主席、民兵隊長，只怕我也得想想才能說得上來，之所以說到張根福我就知道，因為他是去年元宵節後第三天回來的，過了兩天，也就是2月22日，到所裡來找我報上了戶口，記得那天是星期一。”
偵查員問：“回來？他從哪裡回來？”
“他是蹲完牢釋放回家了。”
“張根福蹲過牢？為啥事蹲牢的？”
“啥事？解放前幹過特務，解放福州時，他還在特務機關裡守著值班呢，當場給解放軍抓了，判了五年刑。後來聽說在農場勞改時下河救了一個幹部，立了功，減去餘刑放回來了。”
當下，幾個偵查員要不激動也難：歷史上幹過特務的，為此還吃了官司，現在這樁案子極有可能又跟臺灣特務機關有關係，這個張根福肯定是重大嫌疑人了。正在這時，老明和辛子煦從施九德那裡調查完來派出所了，聽了彙報，說施九德同志所說的情況也可以表明張根福的妻子阿彩似有刺探施九德行蹤的嫌疑。於是，偵查員立刻拘捕張根福、張阿彩。
這對夫婦被拘後，偵查員隨即將他們押至福州市局，連夜訊問，弄清了以下情況——
張根福與張阿彩是一對錶兄妹。舊社會既沒有婚姻法，也沒有專家站出來告誡近親結婚的危害性，因此表兄妹結婚乃是司空見慣之事。有點兒稀奇的是，這對錶兄妹還是師兄妹——張阿彩的老爸、那個黃斛鎮上的補鍋匠苗老三是當地小有名氣的詠春拳師，據說發起威來十數條漢子近不了身。苗老三收了一些徒弟，其妻的外甥張根福就是其中一個。幾年拳學下來，張根福和阿彩竟然產生了感情，雙方長輩看著也覺得兩人倒是匹配，於是就玉成了這場姻緣。
張根福雖然出身於農家，卻不會幹農活，因為他從小就被送到黃斛鎮上跟著其乾爹、殺豬屠戶彭六幹活。到他1943年結婚時，已經是一個技藝熟練的宰豬好手了。當時彭六年歲已大，不能殺豬了，就把店鋪交給乾兒子打理。如果不是四年後的那場火災，可能也就沒有張根福解放後吃官司的事兒了。那年秋天的一個夜晚，張根福回張家莊家裡去了，彭六喝醉了酒，不知怎麼引燃了廚房裡的柴堆，不但把前店後家格局的店鋪燒成了一片白地，老兩口也去了閻王殿，順帶也燒掉了張根福的飯碗。張根福無以為生，就請一位師兄幫忙在福州城裡找份工作。那個師兄是開茶館的幫會人士，交際很廣，很快就把張根福介紹到由國民黨“軍統局”改組的“國防部保密局”下轄的福州站當了一名伙伕。
1949年7月底，人民解放軍第十兵團兵臨城下，“國防部保密局”福州站的頭頭腦腦匆匆滑腳，臨走時對奉命留守的大小特務作了訓話，每人發了三十枚銀洋，軍銜各升一級。張根福其實不是特務編制，但這時是多一個算一個，也被叫去接受訓話，當場被吸收為“國防部保密局”正式人員，還給了個少尉軍銜，也拿到了三十枚大洋。張根福還沒把這筆錢送回家裡，福州就解放了。他成為俘虜時，懷裡還揣著那紙少尉軍官的委任狀。這就是鐵證如山了，於是就蹲了大牢。
1954年2月22日，張根福釋放回到張家莊。他服刑這幾年，家裡全靠老婆支撐著，現在他回家了，阿彩就問他今後作何打算。張根福說我不會種田，只會殺豬，要麼去找份殺豬的活兒做做。可是，殺豬的活兒找不著。張根福只好考慮改行，盤算了一陣，決定做小販挑著擔子穿街走巷賣海鮮乾貨。黃斛靠海，海鮮便宜，捕撈季節買些進來，製作曬乾後出售，是能賺到錢鈔的。阿彩覺得這個主意不錯，表示贊同。這樣，張根福就備了副擔子，配了盤秤、幹荷葉、細繩子等必要的物件，幹起了小販營生。
本來，像張根福這樣的特務角色刑釋後是要管制起來、不得自由活動的。但是，張根福的家族在張家莊是大姓，佔了全莊五分之四的成員，而張根福有兄弟七人，在莊裡勢力甚強，而且其餘六人都是貧下中農，根子正，有的還擔任著業餘職務。那時，階級鬥爭的弦還沒有繃得如1962年後那麼緊，當地自然沒人會跟他過不去，所以他要做小販自食其力也就隨他去了。不過，黃斛派出所倒是給張根福掛上了號的，分管民警老白找他談過話，規定每半月必須去所裡一趟，當面彙報這半月的活動情況，還給他做了記錄。不過，這樣做了幾個月後，老白還有其他活兒壓在肩上，可能感到力不從心，漸漸張根福不去了老白也不找，於是這事兒就沒了。這樣，張根福就處於失控狀態。
那麼，這個失控的主兒跟“9·19”案是否有關係呢？張根福搖頭，另一間屋裡的張阿彩也矢口否認。主持訊問的老明喝道：“廢話少說，你說沒做什麼，沒來由的忽然把擔子挑到七八里之外的土地廟那邊去做買賣，還跟戴癩痢他們打架爭搶地盤，這話怎麼說？”
張根福倒很從容，語氣淡淡地回答說原是他一人挑著擔子在外面叫賣的，最近生意不咋樣，他有點兒著急，家裡兩個孩子上學的學費還欠著哩。那天，正犯愁時，忽然想到了軍干休養所這邊的土地廟，尋思那裡既然集中著六七個小販賣水果、海鮮乾貨，那說明肯定是有商機的，我何不到那裡去擺上幾天試試看。他當然知道這是搶地盤，可是要把生意做得好些，看來也只有這樣做了。但擔心自己一個人過去萬一發生爭吵動起手來吃虧，尋思這當兒農田活兒有空閒，就把老婆也叫上吧。這樣，就有了夫妻兩人一起出攤的一幕。張根福不想跟人家爭吵，更別說動手了，於是就買了一條大前門香菸，過去先向戴癩痢幾個散了煙，讓對方不好意思趕他，就這樣擺了攤頭。
“那麼，為什麼說好擺三天，第四天還要去呢？第五天去了為什麼就離開了呢？”
張根福苦笑道：“說三天那是一個藉口，我想只要開了個頭，他們收了我的煙就不好意思趕我離開了。我賣的乾貨一部分是自家下海撈的，一部分是向鄉親們買的，曬乾過程都是我們夫婦自己動手，成本既低，也新鮮乾淨，不像其他小販是向人家批的，經過了幾道週轉，進貨價就高了，他們的賣價就高了些，而且質量也沒有我的貨好，所以，顧客都來買我的貨，這就得罪了他們。那天，他們想動手把我趕走，我們也就只好跟人家打架了，而且是我們夫妻倆佔了上風。人家是地頭蛇，派個人回村裡叫一聲，立馬就會有一幫人抄傢伙衝出來，到那時只怕要逃也沒機會了，我能不離開嗎？”
關於阿彩採摘蘑菇，張根福也有解釋：就那麼一副擔子，平時都是他一個人賣的，阿彩說她閒著也是閒著，倒不如去採蘑菇，曬乾了也可以賣錢，所以她就去了。張根福說到這裡，沒等老明發問，就主動說起了她在採蘑菇時還遇到了軍干休養所的人做成了一筆買賣。偵查員又追問張根福打架離開後那幾天的行蹤，他一一作了說明，聽下來倒是沒有破綻。
那邊屋裡，對阿彩的訊問所獲的結果跟這邊相同。
訊問結束時，已是次日凌晨兩點多了。專案組決定先把這對夫婦關押起來，對他們所說的情況得一一查摸，還要請痕跡鑑定人員對兩人的鞋印與現場河邊泥地上拓下的石膏印模進行比對。這時，黃斛派出所林所長打來電話，說經對張根福和阿彩的孃家補鍋匠苗老三家進行搜查，未發現贓物及其他值得懷疑的物品。
當天和次日，專案組全體出動，分頭對張根福、阿彩夫婦所交代的活動情況進行縝密的調查，沒有發現疑點。而經痕跡技術員鑑定，現場所留腳印與兩人腳印不同。這樣，張根福、阿彩的涉案疑點就初步排除了。這對夫婦被釋放，但規定暫時不準離開居住地張家莊，責成黃斛派出所負責監控。民警老白於是就搬了鋪蓋行李住到了張家莊，物色了兩個治安積極分子當助手，三人對張根福夫婦進行監控，這裡按下不提。
五、觸角伸向油漆匠
9月23日晚上，專案組舉行案情分析會議，對基本排除張根福涉案後應該如何進行下一步偵查工作進行分析研究：既然敵特分子把作案目標定在施九德身上，那麼他們是怎麼知道施九德的身份，以及他到軍干休養所來短期休養的？
副組長老明對軍方聯絡員辛子煦說：“這種事情不適宜在電話裡說來說去的，是否請你辛苦一趟，即刻去休養所瞭解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辛子煦說：“當然沒問題，部隊派我來協助專案組就是為了隨時跟部隊方面溝通嘛。”於是，就由偵查員郭樹旗、曹求耿兩人陪同辛子煦驅車前往軍干休養所。
三人快去快回，很快就返回市局，帶來的情況是：據瞭解，案子發生時，軍干休養所里正在休養的陸海空軍官中，除了施九德之外，還有另外兩名情報軍官，是與施九德同一天進所的。那兩人也是團級軍官，不過不像施九德那樣僅有級別而無實職，都是有實際職務的軍官。他們具有與施九德相似的特徵，喜歡獨自待著，喜歡去外面轉悠，其中一個有幾天還曾去小河邊垂釣，釣到一些魚蝦拿回來送給了休養所的司機。
這就清楚了，施九德的情報軍官身份並非從軍干休養所內部洩露出去的。因為如果是休養所內部洩露出去的話，另外兩名情報軍官的情況肯定同時也會被洩露出去。對敵特分子來說，一樣要綁架一個對象，那當然會選擇有級別也有職務的。那麼，敵特分子是通過什麼方式瞭解到施九德的情況的？這個問題，坐在辦公室裡分析是無法獲得結果的，只有去找施九德本人當面瞭解。於是，專案組決定前往部隊向施九德當面進行調查。
次日，雷辰陽、老明帶著偵查員裴殊，由辛子煦陪同著前往黃斛鎮外的施九德所在部隊機關所在地，先和保衛處趙處長見面，介紹了情況後，徵詢對方的意見。趙處長是山西人，當年紅軍東渡黃河時以放羊娃的身份參加了隊伍，在部隊幹過多年偵察工作，抗戰勝利後改做保衛工作，外形一看就是個機靈人物。當下，他只稍稍眨了眨眼睛，就談出了自己的觀點：這邊部隊機關駐地也有像施九德同志那樣身份的情報軍官，有的還是分管外勤的，經常在外面跑來跑去，比施九德更容易跟蹤和下手，可是並沒有出現險情。所以，敵特分子對施九德情況的獲取渠道並非部隊內部，而是外部。也就是說，對方只知道施九德是一個情報軍官，所以，就一直盯著這個目標。可是，由於施九德在部隊從事的是內部工作，平時極少外出，所以只好等到他去軍干休養所休養時下手。
雷辰陽等人贊同趙處長的分析，於是就去跟施九德見面，當面調查相關情況。施九德聽偵查員介紹了案情後說：“對於這個問題我也覺得很是納悶。這樣吧，你們是這方面的行家裡手，你們心裡對應該怎樣調查肯定已有主意，有什麼問題儘管提出來，我一一回答就是了。”
專案組要了解的是：最近一段時間施九德是否外出過，去了哪裡，是否遇到過異樣情況。施九德想了想說：“由於我的工作崗位，我沒有出差任務。我的家屬也在部隊，都住在部隊家屬院裡，所以我很少外出。即使是星期天，也經常由於工作忙而泡在辦公室裡。”他一邊說著，一邊拆開一盒香菸給眾人分發，見雷辰陽等人一臉的失望，便笑了笑道：“很少外出也不等於一步不出部隊機關，和家屬一起去鎮上走走，買點兒東西回來也是有的。另外，上個月——8月上旬，我去過一趟‘103工程’工地。不過，回憶下來，並沒有遇到過什麼異樣情況。”
偵查員一聽見用代號命名的工程，頓時注意，便請施九德說說情況。施九德說：“‘103工程’是一個由地方油庫改建的戰備油庫，日前剛投入使用。8月上旬，我奉命去那裡是工作需要，當時該工程還沒竣工，代號叫‘103工程’。我記得當時我們一共去了三個人，開了一輛小吉普，在那裡待了一個多小時就返回了，中間也沒去過其他地方。”
施九德是個認真謹慎的人，說著，也沒徵求雷辰陽等人的意見，隨手抄起內部電話，向接線員報出了一個號碼，接通後只說了一句：“小薛嗎？小殷在不在？你們兩個馬上到我辦公室來一趟！”
小薛、小殷就是施九德所說的那兩個和他一起去“103工程”工地的下屬軍官，兩人的辦公室在同一幢樓內，接到電話立刻趕來。施九德向他們介紹了雷辰陽等人後，說要打個電話就出去了，其實是故意迴避，以便偵查員可以在其不在場的情況下向薛、殷兩人瞭解情況。
當下，雷辰陽向小薛兩人瞭解了8月上旬與施九德一起去“103工程”工地的事情，開口先向兩人說明：你們敘述這事時不必言及你們那次前往該工程工地的使命內容，那是部隊的軍事秘密，這點請切記。這樣，兩人你一句他一語互相補充著說的內容就很是精簡，跟施九德所說的情形完全一致。偵查員追問當時從離開部隊到返回的過程中，是否發現過可疑情況或者可疑對象。那二位想了想，都搖頭說“沒有”。
這樣，對於施九德的調查也就到此為止了。專案組討論了這次調查所獲得的情況，反覆分析下來，認為敵特分子對於施九德的注意應該與他8月上旬前往“103工程”工地有關。那麼，往下調查的觸角就應該伸向“103工程”了。
偵查員郭樹旗、裴殊和軍方聯絡員辛子煦前往“103工程”工地調查。那是一個戰備油庫，日前剛投入使用。油庫指揮長就是當初進行改建工程時負責的部隊後勤軍官，少校軍銜，姓應，臉上有些許麻子，辛子煦與其熟識，稱其“應麻子”。這樣，雙方談話就方便多了。偵查員要嚮應麻子瞭解的是施九德、小薛、小殷三人那次前來油庫公幹時，當時在場的有些什麼人。應麻子說：“你們幸虧碰上我，心細，這個油庫驗收後，沒把施工時的資料銷燬掉，現在還有據可查。”說著，就讓人把已經封存了的那幾箱子資料搬來。
應麻子是個管理型人才，性格又謹慎，所以不管分管哪個攤子，都要求下屬做到每天把經手的事情記錄下來，月底整理成冊，交到他手裡。這是一種超前了幾十年的管理手段，如今對此有一個名稱叫“做臺賬”，是企業評級的一項重要考核指標。當下，偵查員找出了施九德三人去油庫公幹那天（應麻子自己做的記錄中顯示是8月6日，還有具體時間：上午九點十六分到十點五十三分）油庫工程施工範圍內在場人員的臺賬記錄。當時油庫的土木金工程已經完成，正在進行油漆施工。那天是星期天，油漆工休息，只留下兩人保養工具。除了這兩人，留在工地上的還有應麻子這個大管家（因接到通知說施九德他們要去，所以他就放棄了休息）、兩個檢驗質量的工程師、一個繪圖技術員和兩個炊事員，此外，還有在工地外擔任警衛的那兩個班的戰士。不過，警衛人員是不進工地的。
偵查員說在外圍警衛的部隊戰士不必調查，只要求應麻子逐個介紹除其本人之外的另外幾人的情況。應麻子說工程師、技術員都是穿軍裝的技術軍官，只有那兩個油漆工是老百姓。偵查員說那就說說那兩個油漆工的情況吧。應麻子的工作還真細緻。油漆工的情況眼前這些臺賬裡是沒有的，以當時部隊方面的保密要求，像這種由地方油庫改建戰備油庫的工程，雖然是以代號相稱的，但是保密等級是最低的，所以對從地方上來的施工人員也沒有政審要求，只要是建築單位派來的就是了。但是，應麻子心思甚細，他在地方施工人員進場後，就往自己頭上扣了頂安全帽，穿一身油膩膩的帆布工作服，儼然一個監理人員樣地在工地上晃盪，跟工人閒聊，不經意間就問出了對方的基本情況，然後記錄在一個專用本子上。現在，這個本子被他找了出來，翻了翻，報出了那兩個油漆工的基本情況——
一個名叫陳富大，福州市區人，四十二歲，家住倉山區倉后街觀風巷，解放前是福州“大達興傢俱店”的油漆匠，1952年福州市組建國營紅星建築公司時被招聘為該公司油漆工，工作至今。另一個名叫尤品仙，福州郊區黃斛鄉人，三十三歲，住黃斛鎮外巧姑橋畔，鄉村油漆匠，紅星建築公司臨時工。
偵查員對黃斛鄉的那個尤品仙產生了興趣，問：“這個姓尤的油漆匠是幾時進紅星公司幹活的？”
應麻子抱歉地搖頭，他不是人事幹部，瞭解和記錄上面那些基本情況已經很不錯了，不可能要求他提供更詳盡的內容。於是，偵查員就決定去一趟紅星建築公司，把那兩個油漆工人的情況都瞭解一下。
紅星建築公司的人事幹部提供的情況是：陳富大是福州市裡有點兒名氣的油漆匠，為人一向老實本分，他還是烈屬，抗美援朝伊始他就響應國家號召，送十八歲的兒子參加了志願軍。其子不久就戰死在朝鮮，被追認為革命烈士。另一個油漆工尤品仙的情況，人事幹部卻不甚了了，因為根據規定，人事部門不必掌握臨時工的政治面貌什麼的，只知道這人是一年前經本公司工程師史春暉的介紹進入公司當臨時工的。
專案組認為尤品仙似有疑點，於是決定對其進行外圍調查。先去找那個把尤品仙介紹進紅星公司的史春暉。可是，史春暉在日前奉派前往海南島出差了，過四五天才能返回。以當時的交通條件，如果專案組派人趕往海南島的話，一來一去也得四五天，這就沒有必要了。於是就決定繞開這個工程師，直接去黃斛查摸。
偵查員裴殊、曹求耿查下來的結果並未顯示出尤品仙有什麼值得懷疑的。尤品仙出身中農家庭，一直到現在全家還是農業戶口。他從小就學手藝，跟的師傅姓周，是一個走村串鄉的油漆匠。十七歲那年，尤品仙結婚後自立門戶，帶著漆匠傢什四處轉悠著攬活掙錢養家餬口。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去年，才進入紅星公司當臨時工。那個介紹人史春暉，是尤品仙師傅周某的女婿。偵查員向派出所和村幹部瞭解尤品仙的日常表現，都說沒有發現這人參加過什麼政黨團體、反動會道門，也從來不跟別人發生爭吵。一句話，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統治下，這人都是一個老實本分的小老百姓。
可是，專案組那幾個資深偵查員研究下來，可能是憑直覺總覺得這人身上似有情況，所以還是不能就這樣放過他。雷辰陽和老明兩人商量下來，派人向紅星公司方面瞭解牛永健被害的9月20日那天尤品仙是否出勤了。所獲結果是：9月20日正常出勤了，可是之前一個多月上班不正常，每週都要請兩三天病假。於是，專案組決定傳喚尤品仙。
這天，根據紅星公司提供的出勤、派工情況，尤品仙應該在郊外一處工地上班，可是當偵查員王佩聰、曹求耿趕到工地時，工人剛剛下班，尤品仙已經離開工地回家去了。這種事情當然不能隔夜，偵查員於是又趕到黃斛。可是，家裡人卻說尤品仙沒有回來。偵查員悄悄向尤品仙回家必經之地的小巷口那家煙紙雜貨小店的老闆打聽，也說沒有看到尤品仙回家。兩人商量後，留下一人就地守候，另一人去派出所借用電話機向雷辰陽彙報情況。雷辰陽讓他們原地守候，待目標出現後立刻拘捕。
可是，王佩聰、曹求耿兩人守了一夜，尤品仙卻始終沒有出現！
六、發現了贓物
次日清晨，王佩聰、曹求耿正商量著要去派出所給專案組打電話彙報情況請示下一步如何進行時，巧姑橋上忽然一陣騷動，有人指著河面大叫“死人”。兩人站立的位置離橋也就不過十來米距離，於是過去查看。只見河面上漂著一具屍體，臉部朝下，還纏著一些水草，一時難辨男女。正好有一條漁船過來，用繩子套住了屍體讓岸邊人們拉到橋畔灘塗上。剛翻了個身，立馬就有幾個人同時發出驚呼——他們認出死者竟是油漆匠尤品仙！
專案組接報即通知法醫一起出動趕到黃斛，尤品仙的屍體被放在門板上扛到派出所。這時，王佩聰、曹求耿兩人已經與派出所林所長跟死者家屬進行過談話了。尤品仙的父親、妹妹、妻子都認為死者是晚上回家時失足落水溺亡的。林所長聽了卻是搖頭，說尤品仙這個人我是知道的，他會游水啊，遊得還不錯，海里漂半天都沒問題，難道小小一條巧姑河就淹得死他？家屬說林所長您可能不知道，尤品仙他喝酒厲害啊，經常喝得不省人事，有年冬天醉倒在鎮西頭那座破廟前，給狗咬了腳還沒醒。狗以為是屍體，咬實了要把他拖到旁邊溝裡去啃食，這才把他痛醒了。他的左腳上至今還留著一個疤痕哩。
雷辰陽一行趕到後，聽林所長說了談話情況。雷辰陽說我們把法醫請過來了，尤品仙死於什麼原因，法醫解剖後就清楚了。於是，就由派出所林所長出面跟家屬說明警方需要查明尤品仙的死因，以判定是意外落水身亡還是他殺，要求家屬簽字。解放初期，老百姓受迷信思想影響，對於解剖屍體普遍心存畏懼。死者家屬初時不肯，後來經過做工作，並請紅星建築公司出面表示願意承擔喪葬費，這才勉強同意。
法醫驗屍的結果是：死者生前飲入過足以使他醉得迷糊的高度白酒，直接死因是溺水，生前未受到過外力傷害。因此，不排除在飲酒過量神志不清的情況下行走踉蹌失足落水而溺亡的可能。
法醫這個結論是在事先並不知曉尤品仙已被專案組列為懷疑對象正要對其實施傳訊的情況下作出的，而專案組方面對該結論自然不能爽快接受。一直在旁邊看著法醫進行解剖的雷辰陽、老明聽了法醫宣佈的結論後，沒有說什麼，可是，兩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因為他們不約而同對法醫檢驗到的另一個情況產生了興趣。這個情況是：死者生前最後一餐的下酒菜是清一色的素菜，從胃內尚未消化的食物殘渣可以分辨出這些素菜是兩樣蔬菜和兩三樣豆製品。
那個年代人們生活水平比較低，國家對於副食品供應雖未控制，但老百姓手裡沒有多少鈔票，所以購買能力有限。按說在這種形勢下喝酒以素菜作為下酒菜應該算是正常的，雷、明兩人為何對此現象反倒產生了興趣呢？這是因為：黃斛這邊是閔江入海口地區，海產品很多。不說街頭乾鮮貨到處都有出售，就是由於經濟拮据買不起，只要拿了網具、釣鉤甚至空著雙手到海邊走一趟，俯身而得的小海產品也足夠吃一頓老酒了。以油漆匠為業吃慣了百家飯的尤品仙怎麼會吃一頓全素的酒席呢？
對於專案組來說，既然昨天就已經盯上了尤品仙，就是沒有眼下這個“全素現象”，他們也要查清尤品仙的最後一頓晚餐是在哪裡吃的、和誰一起吃的，現在有了“全素”這個反常跡象，那就更要追查下去了。當下，專案組就在黃斛派出所舉行了一個案情分析會，專門討論了“全素”現象，決定立刻分頭向死者尤品仙的家屬、親友、單位調查他生前跟什麼人有密切交往，然後再從這部分密切交往的人裡篩出昨晚一起喝酒的人來。眾偵查員相信，查到昨晚與死者一起喝酒的人，大體上也就可以查摸到破案的線索了。
於是，專案組全體出動，分別訪查了尤品仙生前的親朋好友和同行、同事。當天晚上，眾人在黃斛派出所碰頭，彙總了各自調查到的情況。尤品仙是一個性格比較內向的人，因此他交往的人雖多，但真正談得來能夠作為朋友長期交往的對象卻很少，而這部分很少的朋友中值得他經常牽掛、提及的更是屬於鳳毛麟角了。因此，當大家發現有一個名字曾被尤品仙在家人、朋友、同事面前多次提起的現象時，不由得就對這個名字產生了興趣。
這個名字叫“靖然”，這是個法名，因為這人是個和尚。性格內向的尤品仙怎麼會與一個和尚交上朋友？僅此一點，就值得引起專案組的注意了。而專案組的好幾個偵查員注意到這個在尤品仙的交往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靖然和尚後，隨即又對尤品仙最後一頓晚餐的“全素現象”產生了聯想：只有和尚才吃全素啊，莫非尤品仙的最後一頓晚餐是在靖然和尚那裡吃的？於是，專案組就決定查摸一下，看這個靖然和尚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專案組開完會時已是午夜時分，因為明天還要接著瞭解那個靖然和尚是哪座寺廟的僧人，再說市局那輛送他們過來的汽車當時就已經返回去跑另外的任務了，所以就地住宿。當時的居民家有多餘的被子可供出租，每條一天收費一毛，於是就請林所長跑了幾戶居民家，花錢租來了被子，每人一條在派出所將就了一夜。
第二天，9月27日早上，眾偵查員剛剛起來，組長雷辰陽就接到市局打來的電話，告知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鼓樓分局鼓東派出所的夜間治安巡邏人員在今晨四時處理一起偷竊案件時，意外在一戶居民家中發現專案組向全市各派出所下達的布控通知中的涉案贓物奶粉和牛肉乾！
專案組諸君頓時大喜。屈指算來，案發已有八天，原以為通過贓物發現線索的指望已經落空了，哪知這會兒竟然意外冒出來了。雷辰陽和副組長老明交換意見後，決定暫時先把靖然和尚這條線索往旁邊放一放，全體返回市區，順著贓物這條線索往下追查。
市局派車把專案組成員直接送到了派出所。偵查員在所長辦公室的桌上看到了只聞其名未見其形的上海產光明牌奶粉和廣州產火炬牌牛肉乾。奶粉是裝在鐵罐裡的，一罐已經打開，吃了五分之四罐，另一罐還沒有打開過，罐身有兩處凹痕；牛肉乾是裝在外面貼著彩色裝飾臘光紙的長方形硬紙盒裡的，兩盒都還沒有拆開——與施九德所描述的細節完全相符！
派出所孫所長向專案組介紹了發現贓物的經過——今晨四時許，派出所的一名民警帶著三個從轄區工廠輪流借調來的民兵進行當晚的最後一次巡邏，在經過長壽巷時，看見巷內有條黑影一閃而過，頓起警惕，當下就分作兩路進行追捕。那是一個外地流竄來福州的小偷，由於路徑不熟，很快就被抓住了。這主兒偷了什麼東西呢？現在說起來是很寒磣的——三件尚未晾乾的半新衣服。這種衣服放在現在不必去偷，在城裡轉悠片刻就可以撿到。但在當時的生活條件下，誰家如若丟失幾件舊衣服也是一樁倒黴事，要去添置的話，不但得從有限的伙食費裡省出錢鈔，還得花去國家配給的布票哩！所以，這件事就當一個案子來辦理了，小偷即使沒偷竊過其他東西，也肯定是要折進局子的，至於是治安拘留還是勞教，那要看他的運氣。
既然是作為一個案子來處理的，那就得找到失主，還要做筆錄留著作為證據，順便把贓物發還給人家。於是，就押著小偷去失主家。小偷的記性不咋樣，地形又不熟，從這條巷子轉到那條巷子，轉悠了好一陣才總算認定了一座兩層小樓，指著二樓的陽臺說他就是爬到那上面去把這三件晾著的衣服偷下來的。後來知道，那是一戶寡婦家，主人名叫郝淑珠，丈夫是個營造業（舊時對建築業的稱謂）經紀人，已於三年前患病去世，給郝淑珠留下了這幢自己建造的簡易二層小樓和兩個孩子。郝淑珠沒有工作，丈夫死後，斷了生活來源，好在她有一手祖傳的燒製滷菜的廚藝，於是就以此為生，慘淡經營，勉強餬口。
對於這樣一個失主來說，如果一下子丟失了三件衣服要添置的話，那絕對算是家庭開支的一個大項目了。因此，當民警敲門一說此事，郝淑珠立刻急急穿上外衣下樓來開門。本來按照慣例，是要讓失主去派出所做筆錄的，可是民警知道郝淑珠的情況，一會兒就得準備好滷菜出去叫賣了，不想耽擱她的時間，說就在你家裡做筆錄吧。讓一個民兵做筆錄時，民警和另一民兵押著小偷上二樓陽臺去看現場。沒想到，從臥室穿過時，民警一眼就看到了放在玻璃櫃裡的奶粉和牛肉乾！
專案組以市局名義下達的“9·19”案件贓物協查通知是下發到全市每個派出所的，當下，民警一眼看到奶粉和牛肉乾，頓時一個激靈，立刻過去，打開玻璃櫃門，拿起奶粉罐和牛肉乾盒子仔細查看。上海的光明牌和廣州的火炬牌，沒錯，就是市局那份通知中所列明的幾樣贓物中的兩樣。民警抑制住內心的激動，也不看陽臺了，伸手從玻璃櫃裡拿出奶粉、牛肉乾，四下一看，見一邊的椅子上搭著一塊包袱布，抓過來就包上，遞給民兵：“拿著！”又衝其耳語了一句。一旁那個小偷看得直眨眼，目光裡明顯透著一份吃驚，他肯定以為民警私拿群眾物品了，這在當時是不敢想象的！
民警改了主意，筆錄也不做了，下樓說還是去所裡走一趟吧。那個民兵早已按照民警的吩咐一溜煙出門奔派出所去了，郝淑珠背門而坐，又被民警和小偷擋住了視線，根本沒有發現這一幕。一行人到了派出所後，接下來的事兒進行起來就磨磨蹭蹭了。直到專案組一行急急趕到時，小偷的口供才記錄完，失主郝淑珠待在另一間屋子裡焦急地等待著給她做筆錄，卻等來了專案組偵查員，一下子進來這麼多人，竟把這間不大的屋子擠得轉身也不大容易了。
專案組向那個民警瞭解情況後，立刻分作兩撥，一撥留下詢問郝淑珠，一撥由那個民警帶路前往郝家搜查。
偵查員一開口，郝淑珠這才知道原來把她帶派出所來其實是另有原因的。她告訴偵查員，奶粉和牛肉乾都是一個朋友送給她的。偵查員問及那個朋友的姓名以及跟她的關係時，她顯得有些遲疑，欲言又止。偵查員一看情形就知道是異性朋友，而且兩人有著曖昧關係，當下就說你別考慮其他因素，只管說出來就是，如果需要的話，我們會替你保密的。郝淑珠這才小聲說了句：“那人是個男的，叫尤品仙。”
偵查員暗吃一驚，臉上卻不動聲色，要求郝淑珠說說尤品仙是怎麼把那兩樣東西送給她的。郝淑珠說尤品仙五天前去她家，帶去了奶粉和牛肉乾，說是朋友送他的。至於她跟尤品仙的關係，那就是情人了。郝的丈夫生前乾的是營造業經紀人，經常替油漆匠尤品仙介紹活兒，兩人就成了朋友。尤品仙進城時經常去郝淑珠家，每次總是帶些海產品作為禮物。時間長了，跟郝淑珠也混得熟了。郝夫病亡後，兩人就成了一對情人。
偵查員問：“除了這兩樣，尤品仙是否還有其他東西拿來送給你，比如衣料什麼的？”
郝淑珠說沒有送過其他東西。另一路前往郝家搜查的偵查員確實沒有任何收穫。
七、一網打盡
郝淑珠這條線索到此為止再也查不下去了。於是，偵查員又想到了之前商議準備作的調查——那個靖然和尚。可是，問郝淑珠，她卻說從來沒聽尤品仙說起過靖然和尚。專案組討論一番後，決定按照之前的方案，對那個靖然和尚進行查摸。
專案組之前是從尤品仙的妻子尤鍾氏以及一個沾親帶故的紅星建築公司的同事汪某那裡聽說靖然和尚的，但無論是尤鍾氏還是汪某，都說不清楚靖然是哪座寺廟裡的和尚，甚至是不是和尚也難說，因為生活中確實有把曾經出過家後來還俗了的人仍舊稱為和尚的，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還俗的僧人多，所以這種現象也就特別多。專案組副組長老明說：“從靖然這個名字看來，倒確實像是出家人的法號，所以，我們還是先從和尚開始調查，派兩個同志去市佛教協會查閱在冊僧人的名單吧。”
查下來的結果是：確有一個法名靖然的僧人，是地仙廟的住持。那麼，地仙廟又是怎麼一所廟宇呢？據佛教協會提供的資料，地仙廟建於清朝咸豐年間，是當地一個名叫尹時真的退仕還鄉官員出資建造的。尹時真從來不信佛，可是忽然接連三天做了同一個夢：遇到一個道骨仙風的白鬍子老者，說他身後將被封為當地的地仙。尹時真這下不信也得信了，而且鐵定篤信。他很希望自己死後真的成為地仙，於是乾脆先出資建一座地仙廟再說。因此，這座地仙廟也相當於尹時真的生祠，廟裡供奉的地仙泥像就是按照他的形象塑造的。據說尹時真為官尚屬清廉，所以他拿不出很多的銀子來，那座廟就蓋得不大，裡面能夠容納的僧人也很少，最多時不過七個。這種小廟香火不怎麼旺盛，所以到解放時不過三個和尚——靖然、靖辰和靖然的弟子智復。
9月28日下午，專案組開始行動，先派一人化裝成當地農民前往地仙廟查看。偵查員中要數曹求耿外形舉止最像農民，這個使命就落到他頭上了。曹求耿出身當地農家，種過田，打過魚，他裝扮農民只需換上一身土布衣服就可以了。再往頭上扣一頂草帽，腰間拴上一個竹篾編織的魚簍，肩上扛一柄魚叉，赤腳，褲腳挽到膝蓋，出現在野外活脫一個農閒時外出捕魚的種田漢子。
這個種田漢子只往距黃斛鎮七八里外的地仙廟附近轉了轉，就匆匆返回了。後來案子偵查結束搞表彰時，大家開玩笑說，曹求耿就因這麼來回跑了一趟，一共也就花了兩個小時時間，就立了一個三等功！
立功原因是由於曹求耿的機靈敏銳。地仙廟位於一個名喚“蝦寮”的村莊南側一里許的野地裡，背山面河。廟後面的那座山，其實是一座三十多米高的土丘，前面的河倒確是一條像模像樣的河，當地人喚作湧河，寬二十來米，最深處有三米多，一頭通閩江，另一頭在數里後分成三股支流，其中一股與鼓山那邊的軍干休養所前的那條小河相連。曹求耿走近地仙廟後，就沿著湧河緩緩前行。河水很清，在燦爛陽光的照射下，河底那些擺尾悠遊的鯉魚、鯽魚清晰可見。曹求耿還真不含糊，瞅準一條稍大的鯉魚倏地擲出手裡的魚叉，竟然就有收穫了。其實，他此刻的注意力已被廟前河邊停著的那條小船所吸引，暗忖這地仙廟倒還有一條小船，隨即就想到兇手殺害牛永健時可能使用過小船。如果這個靖然和尚跟本案有關的話，這條小船會不會就是作案工具？
這時，曹求耿已經走到小船前，眼光一掃，忽然就愣住了：船尾艙裡，一雙沾著泥巴的布鞋扔在角落裡，看尺寸，竟與勘查現場時在河邊泥灘上發現的那行腳印差不多尺寸！
按照原計劃，曹求耿是準備去地仙廟討開水喝，藉機觀察並通過跟和尚的搭話查摸情況的。現在，他看到小船和鞋子後，就自作主張決定改變專案組擬定的偵查計劃，尋思我何不悄然拿一隻鞋子回去跟石膏印模比對一下再說呢！想著，他在岸邊石階前蹲下，假裝觀察河底，眼角餘光掃視半掩的廟門，沒見門口有人，於是，迅速伸手從船艙裡抓起一隻鞋子塞進魚簍。
經比對，確認這隻鞋子與兇殺現場所發現的腳印完全相符。雷辰陽大喜過望，情不自禁一聲暴喝：“全體都有！立刻抄傢伙，奔地仙廟逮人去！”
專案組連同軍方聯絡員辛子煦在內，驅車直奔距蝦寮兩裡地遠的公路。這時已是暮色初降時分，一行人下車後藉著暮色分頭朝地仙廟摸去。到得廟前，雷辰陽對人員分工作了安排後，身先士卒衝上前去，也不敲門，乾脆攀牆而入。廟裡的三個和尚正在後院廚房吃晚飯，聽見外面有聲音，不禁大驚，一邊喝問一邊一齊出門來看，頓時被手槍逼住，一個個扭住了扣上手銬，又用繩子拴住手銬鏈子，把三人綁在一處，然後全廟搜查。
一干偵查員雖然已有心理準備，但對於搜出的東西還是感到出乎意料：除了施九德送給死者牛永健的衣料等物外，廟裡竟然還藏有收發報機、密碼本、電臺專用電池、手槍五支、子彈和手榴彈各一箱以及美鈔和黃金、銀洋。
靖然、靖辰、智復三人被押解市局後，謝白秋局長親自參加了對他們的訊問——
靖然，本名李子君，1911年8月出生於福建省詔安縣的一個地主家庭。十四歲那年家道敗落，寄寓親戚處。兩年後因不堪虐待出走，流浪江湖。後投奔海匪頭目“踏浪行”潘振宇，幹起了劫船掠財的勾當。1940年，“踏浪行”匪幫起內訌，潘振宇被殺，已經成為該匪幫頭目之一的李子君負傷，帶著心腹朱孝漢逃亡。兩人流竄了一段時間後，去地仙廟出家，當時的主持清聰和尚收李子君為徒，賜名靖然；朱孝漢則拜於清聰的師弟清康和尚座下，得了個法名叫靖辰。
1947年春，清聰和尚因病去世，臨終前指定靖然繼承其衣缽，成為地仙廟的新住持。不久，清康也病逝，地仙廟就剩下靖然、靖辰這兩個海匪出身的和尚了。
本來，歷史上有著殺人越貨嚴重罪行的靖然、靖辰或許也就混過去了。可是，福州解放前兩個月時，地仙廟來了一個身穿長衫頭扣禮帽看似文質彬彬的男子，自稱是福州城裡“福富祥當鋪”的賬房，奉老闆之命想請地仙廟的僧人進城替老闆已故之母做法事，先請靖然去洽談一下。靖然不知有詐，當下就跟著對方去了。進城後，那人帶他去的地方不是“福富祥當鋪”，而是福州市警察局！
靖然知道上當，卻已無法脫身。一個男子貌似客氣地接待了他，笑容滿面地遞煙沏茶，說出的話卻使靖然渾身冒汗。那人竟然叫出了他的本名，說你是“踏浪行”手下有名的惡棍，殺人越貨、縱火強姦之類的惡行簡直罄竹難書啊！靖然自然要抵賴，說你們認錯人了，我自幼出家，是個老實本分的佛門弟子。對方聽了哈哈大笑，讓人捧來厚厚一沓卷宗，說你李子君是略識文字的，這卷宗你可以自己看看。別動撕毀的腦筋，這是抄件，原件另外保存著的。說著，留下卷宗就出去了。
靖然一人待在室內翻閱卷宗，那裡面不但有文字記載，把他當海匪時的大半罪行一一記錄得清清楚楚，還有他的照片，以及包括國民黨當局、日軍佔領福州時的偽警察局歷任頭目所下達的緝拿他的飭令，看得靖然心驚肉跳。一會兒，那人重新進來了，仍舊笑吟吟地跟靖然說話，大意是：你想通過出家逃避制裁，這個主意在前清時還使得，但我民國法律可沒有對罪惡深重的出家之徒赦免刑責的條款，縱然你出家多年，確實已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政府還是要追究刑責的。實不相瞞，如你所犯的這些罪行，十條命也沒了！你說呢？
靖然在江湖上混了這麼長時間，自然知道對方這樣對待他肯定是另有原因的，於是就說你們想幹什麼，實說吧。只要能免去我以前那些事兒，叫我怎麼做都行！
對方哈哈大笑，說李先生真爽快，果然是條漢子！那我就跟你實話實說吧——這人先遞給靖然一張名片，上面印著的官銜竟然跟警察局沒有關係，而是“國防部保密局東南區少校特派員”，名叫褚先錄。後來查明，褚先錄系不久前由“保密局”安插進福州市警察局的特務，負責利用警察局的檔案材料安排福州解放後的潛伏特務，靖然就是這樣被他看中的。當下，褚先錄對靖然說，像你這樣的海匪，即使警察局此時放過你不予追究，只要這些檔案落到共產黨手裡，照樣一個死！我們可以把你的這份卷宗銷燬，這樣，你的歷史身份就永遠不為人知了。你還是回地仙廟當你的住持，作為交換條件，是你必須收一個弟子，這個弟子我們已經替你安排好了。
靖然至此方才明白，對方原來是要把一個特務安插到地仙廟潛伏下來，這種事情對於一個血債累累的海匪頭目來說，並非了不得的大事。於是，靖然就爽快地點了頭，還說就為這事，你們不必搞這樣的大動作，派人來打個招呼說清楚就行了。
這樣，一個名叫凌宓的“保密局”特務就以靖然弟子的名義攜帶電臺、武器、黃金住進了地仙廟，削髮為僧，靖然給他起了個法名叫智復。智復和尚從此就成了地仙廟內部說一不二的老大，靖然、靖辰都得聽他的號令，讓幹什麼就幹什麼，地仙廟變成了一個特工小組。
1955年7月23日，凌宓在進行每半月一次的電臺例行調試時，收到了上峰指令，命其執行“行者計劃”。密電中對該計劃之名稱作了解釋：“系孫行者鑽進妖魔肚中採取行動之意”。“行者計劃”的具體內容是：綁架解放軍情報人員，從水路秘密送往閩江口預先聯繫好前來接應的船隻，再轉運在海上游弋的臺灣軍艦。
凌宓，二十八歲，福建省蒲田人氏，出身國民黨軍官家庭，1946年在南京加入“保密局”，成為一名特務。曾在武漢、廣州兩地的特務機關供職，福州解放前夕被調至福州作為地下潛伏人員化裝安插進了地仙廟。當時他是少尉軍銜，接受潛伏使命後立刻晉升兩級當了上尉。此次臺灣下達指令時通知他已晉升為陸軍少校。靖然、靖辰雖然沒有填過表格辦理過加入“保密局”的正式手續，但也被授予軍銜，靖然是“陸軍上尉”、靖辰是“陸軍少尉”。三人的積極性因此被調動起來，於是就密商應該怎樣下手行動。這方面，凌宓算是半個行家了，說先得物色目標。不過我們三人都是僧人身份，不便出面偵察，最好是物色一名幫手。
這樣，靖然就想到了油漆匠尤品仙。尤品仙跟地仙廟僧人算得上是老相識了，早在靖然之師清聰在世時，廟裡的油漆活兒就都是他來乾的。他跟靖然比較談得來，時間長了，兩人就成了朋友。當下，靖然一說尤品仙，凌宓贊同，於是就由靖然去找了尤品仙，將其請到地仙廟來喝酒說話。尤品仙貪財，靖然只開出了二兩黃金的價格，他就答應參與“行者計劃”——當然，他並不知曉該計劃是這個名稱。
但是，尤品仙對特務活兒一竅不通，根本不知怎樣才能打探清楚經常在黃斛鎮上露面的那些解放軍官兵中誰是情報人員。凌宓於是教他：你看見哪個軍人在軍營裡穿軍服，而到社會上露面時卻穿便衣，那就是情報人員了。這一說，尤品仙馬上想起了前一天他在“103工程”工地見到的施九德！
尤品仙在進入紅星建築公司前，曾被黃斛駐軍僱去幹過十幾天油漆活兒，在其見到過的軍官中，就有施九德。本來，他對施九德幾無印象。可是，昨天他在“103工程”工地那裡加班幹活時，忽見施九德帶著兩個人身穿便衣驅車抵達。於是，就說了這一情況。凌宓聽了如獲至寶，說這就是一個目標了。從現在起你盯著點兒，有什麼情況隨時過來說一聲。
這樣，尤品仙就開始盯施九德。可是，施九德很少在外界露面。尤品仙利用星期天以及每週一兩天的病假時不時地在鎮上晃悠，或者進茶館佔一副臨窗座頭喝茶留意著，卻一直沒看見過施九德。直到9月10日那天，他在鎮上無意間遇見了施九德的妻子、部隊託兒所保育員小詹時才意外獲得了一條情報。當時，小詹正好遇到在鎮上稅務所工作的部隊軍官家屬小張，兩人在路邊駐足談話說到施九德時，小詹告知小張：他去鼓山那邊的休養所休養了。就這一句話，使施九德的信息洩露了。
於是，凌宓就把注意力轉向軍干休養所。他讓尤品仙請了病假，由靖然、靖辰輪流化裝農民跟著尤品仙幾次前往鼓山休養所附近窺探施九德的動靜，終於摸清了施九德的活動規律。之後，尤品仙的活兒就算結束了，凌宓讓他開始正常上班。
三人繼續輪流化裝觀察了兩天，決定在其外出散步時進行綁架。凌宓隨即向臺灣發報稱將執行“行者計劃”，要求接應船隻從9月18日起守候於閩江口。18日那天，凌宓與靖然兩人前往鼓山腳下準備行動。他們看見了外出散步的施九德，但施九德身邊卻有另外兩個穿便衣的估計也是軍官身份的休養人員，沒敢下手。次日，凌宓和靖辰再去，卻把外形酷似施九德的牛永健當做目標綁架了。直到將牛永健抬上小船後，方才發現綁錯了人。這時就沒有退路了，凌宓遂決定立即勒死牛永健，繫上石頭沉屍滅跡。專案組在河邊泥灘上發現的那個腳印，系小個子靖辰留下的。
牛永健那口皮箱裡的奶粉等全部物品被拿回地仙廟。次日，尤品仙來地仙廟時，凌宓把皮箱裡的奶粉、牛肉乾和海鮮乾貨送給了他，作為對其為此事出力的獎賞，但沒有說殺人之事。
9月25日傍晚，尤品仙慌慌張張來到地仙廟，說他下班後返回單位去取忘記拿的新發的工作服時，有人告訴他剛才公司保衛科的人曾找過他。他頓覺不妙，於是急急前來報告。凌宓以為是奶粉等贓物惹出了麻煩（前面說過，即使沒有贓物之事，專案組也已經懷疑到了靖然頭上），遂起殺心。跟靖然密議後，決定將尤品仙灌醉後溺斃，然後用小船移屍尤品仙住宅附近扔進河裡，造成酒醉後失足落水的假象，以矇蔽偵查人員。
案情至此真相大白。
“行者計劃”一案破獲後，根據北京指令，福建前線對敵廣播臺向金門播放了涉案三犯的口供錄音片斷，臺灣方面意識到“行者計劃”已被粉碎，遂偃旗息鼓再也不敢提起。
凌宓、靖然、靖辰於1956年4月下旬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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