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間的推移，原先的一些所謂的絕密史料，慢慢地公開，呈現在人們的視野，特別是抗日戰爭期間一些史料的逐步公開，後人就進一步瞭解當時的事實真象，今天，我們收集一些當年作為敵國的日本，公開的一些史料，來看看到底誰才是真正領導全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誰又是牆頭草，風吹兩邊倒？
一、日偽媒體的報道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堅強抗日事實
日本《朝日新聞》於昭和十八年(1943年)發表，華北軍(指日本軍隊——摘者注)發表度綜合戰果總結稱：“敵大半為中共軍……交戰回數一萬五千次，與中共黨軍的作戰佔七成五，交戰的二百萬敵兵力中，半數以上都是中共黨軍，我方收容的十萬九千具敵遺屍中，中共黨軍約佔半數。而七萬四千的俘虜中，中共黨軍所佔的比率，則只有三成五。這一方面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黨軍交戰意識的昂揚……“
北平日偽政府《新民報》於1943年12月4日訊：中共軍……潛行於地下，發動正規軍二十萬，配之以六十萬之農民游擊隊，與組織突破二百萬之農民自衛團。……吾人對解決大東亞戰爭之關鍵之中國事蹟之終局，乃在解決中共軍，此當再加確認者也。
二、日本對蔣介石部分和談及投降言論的披露
1931年10月日本新聞，刊登國民政府密使許世英赴日本談判轉述蔣的口信稱：如果日本能擔保中國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則國民政府可同意與日本談和，或可在不損我國尊嚴之前提下讓出東北！
1934年12月日本新聞刊蔣介石文《敵乎?友乎?中日關係之檢討》文中稱：日本終究不能作我們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有須與日本攜手之必要。
1935年蔣介石在中日簽定《何梅協定》後的講話：奢言抗日者，殺無赦。
三、日本對蔣介石所謂“抗戰”的底線的記載
蔣介石在1937年8月7日的國防聯席會議上講話：“許多人說冀察問題、華北問題，如果能予解決，中國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說將滿洲、冀察明白的劃個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賂。劃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長城為界，長城以內的資源，日本不得有絲毫侵佔之行為，這我敢做。可以以長城為疆界。”他把以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作為對日談和的交涉條件。
1938年1月，當時蔣介石企圖通德國大使陶德曼與日本談和;近衛首相於1938年1月16日發表“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
1939年3月，蔣介石親自指揮復興社的杜石山、柳雲龍與日本宣野長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舉行講和談判。3月17日，柳雲龍向宣野提出和平條件：必須“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關於滿洲，另行協定”。小川、宣野對蔣中正的條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於1939年9月13日發表聲明，決定扶植汪精衛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蔣談和告吹。(以上出自《小川平吉關係文書》卷2，東京1973年版，614頁)
四、日本政要回憶蔣介石抗戰期間賣國反共的《和平意見》
根據(1940年3月日本檔案《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今井武夫回憶錄》載蔣介石提出書面的《和平意見》記載，蔣介石對日本讓步的相關條款：
1、“滿洲國的獨立是既成事實”，蔣委員長“對此表示承認毫無異議”。目前，中國方面主張中日“締結特別協定，兩國共同將其作為保護國”。
2、原則上同意“締結防共協定及使內蒙地區特殊化”;萬一“在國防上有必要時，可推遲一部分撤兵”。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的表述是：“中國方面提出，當撤兵之際，在具體方法上，日本軍可在必要地點，相當長期地延緩撤兵。”
3、重慶代表、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任章友三強調：“自然停止抗日”;“中國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問題可交給中國好了。”
4、可以把華北、長江下游地區作為“經濟合作”地帶。“絕對同意”給日本臣民以在中國內地的居住、營業自由。
5、中國招聘日本的軍事、經濟顧問。
五、蔣介石賣國投敵檔案其牆頭草態度
1938—1940年秋，中日方有過三次議和，檔案材料顯示，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一方，以苟安性質的“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作為“底線”，對日謀求妥協。
蔣介石一味地單方面讓步，答應諸如對“滿洲國加派公使或大使”;締結特別協定，認可偽滿作為日本、中國的“保護國”，同意“討共”，“用密約辦理”;重慶放棄“抗日容共”政策，劃內蒙為“特殊地區”;可以華北和長江下游作為“經濟合作”地帶;承認共同開發中國資源、接受日本顧問等等。
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對中國駐日大使提出的所謂“對華三原則”，其內容是：
一、中國取締一切抗日運動，放棄依賴英美的政策;
二、中國承認偽“滿洲國”，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
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間，中日雙方就“廣田三原則”多次進行談判。1936年1月，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發表聲明，說“國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認三原則，亦非全然不承認”。1936年11月間，蔣介石派代表張群曾和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進行秘密談判(出自：“高宗武參與其事”)，談判達成的條件之一就是承認“滿洲國”。
六、日本政要記錄蔣介石用人民血汗錢養偽軍
據《岡村寧次回憶錄》一書第327頁記載，國民黨投降將領們親口告訴日軍首領岡村寧次的：“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起消滅他們的。我們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解。”
這些投敵的偽軍，並沒有消耗日本人物資，而是享受著重慶的軍餉，用非淪陷區人民的血汗錢幫日本人養偽軍殺中國人。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下冊第一章第一節中，記載41師團在1942年2月掃蕩沁河地區決死一縱隊時提到了這樣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此次作戰中，山西軍第六十一軍(軍長梁培黃)以其主力，作為我方友軍參加戰鬥，此點值得注意。”
由以上資料可以看出，蔣介石所謂的抗日是徹頭徹尾的牆頭草，堅決地反共才是其真實面目，而中國共產黨才是一以貫之，堅強抗日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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