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兩個地方不能亂去，一個叫“鐵板新村”，一個叫“提籃橋”，前者在上海話裡是“火葬場”的意思，而後者，雖然提籃橋地區又不是隻有一個監獄，但這三個字已經成為了上海人口中，“進廟”、“上山”（上海話“蹲監獄”的意思）的代名詞。
先來說說提籃橋的來歷。
（解放初期的提籃橋地區）
清朝嘉慶年間，本地居民在下海廟附近的下海浦上，興建了一座寬六尺、長三丈的橋，名為“提籃橋”，該地區也因此得名。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該處被劃入上海美租界，由於區內有香火鼎盛的下海廟和通往浦東的輪渡，逐漸成為蘇州河以北的主要集市之一。
1903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提籃橋地區的華德路（長陽路）、舟山路、昆明路、保定路之間的地塊，建造了規模宏大的工部局監獄。由於它位於“華德路”（現在的長陽路），也被稱為“華德路監獄”，俗稱為“提籃橋監獄”。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現代新式監獄，因地處租界，在報章亦被稱為“西牢”。在之後的110年裡，提籃橋監獄在不同的語境裡，被稱為“毀滅之城”、“遠東第一監獄”。
最初監獄的主要建築，包括兩幢4層的監樓，囚室480間，以及炊場、辦公樓、醫務所等。1916年起，先後向北、向東擴建，1930年代初又拆除部分初建時的建築，開展重建，到1935年基本定型。現存建築物均為1917年至1935年間建造。
監獄周圍設有5米多高的圍牆，監獄內除了普通監室外，還設有“橡皮監”（防暴監房）、“風波亭”（禁閉室）、“室內刑場”（絞刑房）、室外刑場等等特種設施。同時，監獄參考了美國監獄的佈局建造囚室，將傳統木門換成了鐵柵欄。
兩排囚室，每一個都是鴿子籠般大小，背靠背，三面是牆，一面是鏤空的鐵柵欄。逃是肯定逃不出去的。鎖具還是英國霍勃·哈脫公司製造的，鎖有三檔鎖舌，鑰匙有十幾釐米長——最特別的一點，鎖是精鋼的，從監獄啟用到現在，從沒換過，一直用到現在。掉在地上錚錚作響，聲音很清脆。
1933年，提籃橋監獄進行了一次重大擴建，擴建後的監獄有一幢“十”字狀監樓專門關男性外國犯人，另有一幢“一”字形樓專門關外國女犯。“西人監”和關押華籍犯人的地方隔開，採光和通風也較好，裡面還有一段給犯人送水送飯的小鐵軌。
“西人監”相對於華人監獄，伙食要好很多。平時，外籍犯人有面包、茶、蔬菜、湯甚至牛排供應，口味甚至會考慮犯人的喜好。在工部局檔案裡有一份1935年6 月，招商投標承辦華德路監獄外籍囚犯所需食品目錄：椰菜、洋蔥、馬鈴薯、俄國鹹魚、牛肉、大麥、麻油、鮮果、青果、橘子等。
為什麼被稱為“遠東第一監獄”呢？除了監獄規模宏大、建築優良，且收押犯人數量多，最多時達到8000多人，高於印度的孟買監獄及日本的巢鴨監獄，故號稱“遠東第一監獄”。
鑑於提籃橋監獄在對日本戰犯關押、審判和執行上的重要性，在1997年8月份，提籃橋監獄被市政府列為上海市抗日紀念地點。提籃橋也被形容為“中國的海牙”。
從1945年12月起，位於提籃橋監獄內的上海戰犯拘留所陸續關押日本戰犯。不少日本戰犯從國外及國內陸續移押過來，像侵華日軍第34軍參謀長鏑木正隆少將等10多人和第13軍軍團長澤田茂中將是從東京押抵獄中，侵華日軍駐臺灣總督、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將等人是從臺灣押過來，侵華日軍第六方面軍司令官岡部直三郎大將等人是從漢口押送過來。
到1947年初，提籃橋共關押了180餘名日本戰犯。在關押期間，有的戰犯就在獄中自殺或病亡了，比如安藤利吉在1946年4月19日夜裡，吞服了秘藏在衣縫中的劇毒自殺，自殺前還給侵華日軍總頭目岡村寧次寫了一封信。
至於在中國境內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則要分兩部分。一是1946年初，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兼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將軍奉命在上海組建的美軍軍事法庭，地點就設在提籃橋監獄。1946年1月24日上午，美軍軍事法庭正式開庭審判18名日本戰犯，審判過程向全球廣播。經過幾次庭審，2月28日法庭對18名日本戰犯作出宣判，判處鏑木正隆等5人死刑，除一人無罪釋放外，其餘從1年半徒刑到無期徒刑不等。除了這一批外，此後又對29名日本戰犯進行過多次審判。
二是國民政府也設立了軍事法庭。從1946年5月起，先後在北平、瀋陽、南京、上海、臺北等10個城市設立了專門審判日本戰犯的軍事法庭。這10個城市中，審判最早的是上海和北平，都是在1946年4月。上海審判日本戰犯的軍事法庭設在虹口江灣路1號。而美軍軍事法庭則於1946年1月24日在提籃橋審判日本戰犯，所以說上海提籃橋監獄是中國境內第一個審判日本戰犯的地方。
美軍軍事法庭在提籃橋內共審判了8批47名日本戰犯，5人在提籃橋執行了絞刑，當年的絞刑房完好如初，目前是上海監獄陳列館的亮點之一。
國民政府的軍事法庭在上海審判了116名日本戰犯，判處死刑14人（其中1人後改判為10年），有11人是在提籃橋監獄刑場槍決的。另外由於廣州軍事法庭審判結束後就被撤銷，還有3名日本戰犯從廣州移送到提籃橋執行。總之，提籃橋共執行了19名日本戰犯死刑，其中處絞刑5人，槍決14人。
附近的老上海還記得，1949年解放前夕，國民黨在逃離上海前，曾在這裡大開殺戒，只看見一卡車一卡車的人被送進監獄的前門，一口一口的白皮棺材，從監獄的後門抬出來運走。
當年的那片刑場，如今已經被改為“新岸禮堂”，禮堂位置靠近監獄後門，是專門接待囚犯親屬的地方，門口常常排滿等待探視的人。楊樹浦發電廠的地下黨員王孝和，也是在提籃橋監獄就義的。
據住在附近的老上海回憶，那天，王孝和的母親與夫人，還在監獄的後門等候，等到那白皮棺材抬出來的時候，木板縫裡的血水，還在往外流淌。據說，那白皮棺材還是“普善山莊”的老闆捐助的。“樂安裡”和刑場就隔著一道竹籬笆，當年還有不少膽子大的，偷偷往裡張望。
據老上海回憶，五十年代初期，這裡每到中午就會響起哨子聲，然後就響起密集的“像放鞭炮”一樣的聲音。這時，大人們通常趕緊把附近的小孩叫回到家，自己也加快了腳步，因為這“鞭炮聲”，其實是監獄的室外刑場在行刑的槍聲。
這些故事聽聽就令人驚悚不已，只是百年之後，歷史大戲歸於平淡，當年的“演員們”早已紛紛離場。而在提籃橋監獄建成之後，上海的百姓對於這座“西牢”的第一反應也是驚恐。
當然，這也和媒體宣傳有關。
從1901年到1906年，《申報》就沒說過西牢什麼好話，經常撰文細數西牢種種弊端：洗冷水澡，被其害者無不受病；坐臥皆席地，犯人多患足腫；吃得不符合華人習慣；不能入內探視；語言不通，“情意隔膜”。1904年10月還報道稱，“關在公共租界牢房裡的罪犯，每人每餐只給一碗飯和一些水。食不得飽，以致死亡人犯時有增加。”
在提籃橋監獄的整個歷史中，沒有任何犯人越獄成功。最嚴重的一次事件發生在1929年4月9日，59名死刑犯等候處決已經兩年，趁看守進囚室提押犯人去洗澡的空當，奪了看守的槍，企圖越獄。結果，四名印籍看守死亡，一名英籍看守受傷，開槍的死囚自殺。這次事件之後，巡查的看守人員都一律不準把槍帶入監舍，必要時只准帶警棍。
還有一次是在 1948 年，轟動上海的“金磚大盜”、綽號“大頭”的陳元盛，與同監室的三人在監獄醫院向男護士借來鋼鋸鋸條，把窗口鐵欄杆鋸斷，用醫用膠布粘好，外塗墨汁。在 1948年8月24日，偷偷逃跑，陳元盛直到8月30日才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被抓獲。
根據2013年5月3日，國務院公佈的“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提籃橋監獄早期建築”，成為了1943處不可移動文物之一。然而，到了7月，在迎來首名囚犯的110年後，這座監獄又傳出，即將關閉的消息。
作為提籃橋監獄改造規劃小組成員的，上海同濟大學學者阮儀三向媒體介紹說：“我們會保留值得保留的部分，但城市改造和發展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坊間關於提籃橋監獄要建成“監獄博物館”、“創意設計園區”、“首飾展覽館”、“創意酒店”的猜測很多，但官方對未來監獄的走向諱莫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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