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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遵義市長魏樹旺發出邀請：“歡迎到遵義當農民！”一時語驚四座。的確，改革開放40年來，遵義在推進城市化進程中取得了矚目成就，農村更未停下發展的步伐。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正安“300娘子軍”南下番禺為起點，我市組織大規模的農村富餘勞動力向沿海發達地區轉移。隨著遵義經濟社會發生巨大變遷，而今許多在外闖蕩的農民工更願意回到家鄉發展。2008年以來，我市積極出臺政策扶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就業，現在全市已有19個農民工返鄉創業園（點）。
鄉愁，既是對故土的一往情深，更是投身家鄉建設大潮的奮發有為。遵義一批批外出“闖蕩者”的返鄉潮，正印證了這一點。激發內生動力的農村，使人民有了奔頭和嚮往。
向南，一支浩大的勞工隊伍
讓全世界彈上貴州吉他，是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神曲樂器製造有限公司負責人鄭傳玖的夢想。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他抱著一把自己廠裡製造的吉他，略帶憨厚的笑容定格在媒體的聚光燈下。5年前，他響應政府號召，將吉他製造公司從廣州搬回了家鄉正安縣。在他的帶動下，正安吉他製造產業形成高度集聚效應，吸引39家吉他生產及其配套企業入駐，正安成為著名的“中國吉他製造之鄉”。
時間退回到1987年2月25日。春寒料峭，正安縣城前所未有的熱鬧——人們正熱熱鬧鬧地送別298名正當芳華的姑娘。
這些姑娘，就是正安第一批勞務輸出“娘子軍”。她們的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根據廣東番禺縣和正安縣簽訂的勞動協議，她們自願報名，經過篩選，將南下番禺成為產業工人。而後，人們湊個整數，稱她們為“300娘子軍”。
正安籍著名作家趙劍平當時目睹了此景，在他後來的長篇小說《困豹》中設置了耐人尋味的重放鏡頭——送別的車站，本來歡天喜地送行的人群突然莫名沉重起來，一位少年像堂吉訶德向風車衝去那般，本能地喊著：“喂！你們還回來不？”良久，一扇車窗裡拱出一張淚臉，哽咽道：“我們……要回來……”
離家遠走，不管未來光明或暗淡，多多少少夾雜著那麼一些不捨和惆悵。
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在南海邊劃了那個“圈”，一個遠在西部內陸的城市——遵義，也感受著波動和能量。遵義的農村青年通過廣播電臺等媒介，敏銳地從風中嗅到了珠三角開放和富裕的氣息。於是，他們成群結隊地告別家鄉，在車輪與鐵軌不斷的摩擦聲中，擠上了開往珠三角的列車，成為最早一批在改革開放大背景下的西部闖蕩者。在“300娘子軍”南下番禺過去10年後，貧窮的正安青年鄭傳玖離家了。
在當時的遵義，這些闖蕩者稱自己的行為叫做“殺廣”，意為去廣東拼殺出美好未來。一個“殺”字，似乎道出了一種豪邁而壯烈的情懷。這些闖蕩者一浪接一浪，形成一種壯闊的景觀——“民工潮”。
反思，鄉關何處是？
以此為起點，市政府開始大力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向發達地區進行勞務輸出，最早集中在珠三角，後擴至長三角和京津地區。
在80年代的勞務輸出大潮中，一個年輕人離開了家鄉匯川區團澤鎮大坎村，要去廣東。他一窮二白，連火車都捨不得坐，看到一輛開往南方的貨運火車，便爬了上去。在哐當哐當的火車上，他暢想起自己的美好未來，心潮澎湃。他的名字叫張明富，那年26歲。
現實先給他潑了一盆冷水。起初，他在廣東向打煤球的親戚借宿，面頰髒黑的親戚很熱情，把唯一一個由舊門板和椅子搭成的床讓給了他。第二天他醒來，看見親戚卻蜷縮著身體睡在拉煤球的手推車裡，他當場就哭了：“何處是我們的歸宿？”他方知，遠方如此繁華，未必裝得下屬於他的一個小家。
這個年輕人，後來回到了大坎村創業，創立了貴州夢潤集團。
1992年鄧小平同志發表南巡講話後，“下海”成為一個高頻詞彙。此時，遵義的城鄉社會正在發生深刻的變革，這種變革尤其體現在觀念上。為了大力發展市場經濟，扭轉市民過去對經商者的偏見，當時遵義地區的領導班子乾脆自己在街上擺起攤來，不收錢，只為告訴大家經商致富不丟人。張明富就在這種背景下回鄉創業了。
2007年，創業中的張明富鼓起勇氣，向時任總理溫家寶寫了一封2000餘字的信件，呼籲國家關注扶持返鄉農民，他沒想到這封信竟受到重視。當年6月，國務院起草了《關於引導鼓勵農民工回鄉創業的意見》，這是國家第一次針對農民工回鄉創業出臺的政策性文件。名不見經傳的大坎村，因此被授予“中國農民工政策發源地”稱號。如今，張明富的企業直接帶動二三百人就業，間接帶動了上千人就業，他獲得“全國勞模”等稱號，被國務院雙創辦大會認定為“全國農民工返鄉創業第一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沿海地區許多工廠倒閉，解僱大批農民工，我國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首次農民工返鄉潮。也是在這一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決定：鼓勵農民工就近轉移就業，扶持返鄉創業。我市迅速響應中央和省的號召，出臺相關政策大力鼓勵和扶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就業。
而今，張明富的故鄉匯川區已經成為全國農民工返鄉創業試點區，2016首屆中國農民工返鄉創業創新發展高層論壇、2017中國農民工返鄉創業創新助推鄉村振興發展大會均在匯川區召開。
風起了，回鄉創業、反哺故鄉成為一股大潮。
2007年，鄭傳玖已在廣州有了自己的樂器廠。“每年回家，都看到家鄉的變化越來越大，有時候幾乎認不得路。”這讓他心潮澎湃。藉助沿海發達地區產業轉移的機會，又受家鄉投資環境、交通區位、配套扶持政策和普工價格等因素的吸引，2013年，鄭傳玖下定決心：回老家，和老鄉一起創業致富！於是，處於邊遠山區的正安縣，“無中生有”奏響了吉他之音。
在鄭傳玖的帶動下，許多外出打工獲得成功的老鄉也紛紛入駐了“正安·國際吉他園”。2017年，園區解決就業1.1萬餘人，帶動4600餘人脫貧。正安縣也入選國家發改委公佈的第二批返鄉創業國家級試點。
“現在，我的員工的生活和工作條件要比在廣州好很多。”鄭傳玖說道。
田園，心馳神往的故鄉
放眼遵義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史，農村改革無疑是亮眼的招牌之一。鄉村振興戰略雖然剛提出不久，但是在遵義，這場曠日持久的戰役早已打響，農村的興旺為一大批返鄉者提供了創業的底氣。
時間回到1987年，湄潭縣成為第一批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作為貴州乃至全國農村改革的前沿陣地，湄潭在土地制度、稅費制度、村組管理體制、統籌城鄉發展等方面一路摸索前行，承擔著農村領域改革的多項國家級課題。
在改革的大潮中，茅壩村就是一朵遲來卻亮眼的浪花。
現任村黨支部書記肖文海是土生土長的茅壩人。帆布包、煤油燈、糧票肉票，勾勒出這位“70後”村支書對那個時代的回憶。上世紀90年代初，肖文海也加入過“殺廣”隊伍，結果待了一年就回鄉了。“那一年，我就跟看電影一樣看外面的世界，它太繁華，也太陌生。”
肖文海2005年進入村委會工作，至今已經13年，他見證並參與了家鄉翻天覆地的嬗變。
茅壩自古產好米，在清嘉慶年間曾將米作為貢品進奉朝廷，但在一段時期內，它受限於種種因素沒有跟上高速發展的時代腳步。2006年，“四在農家·美麗鄉村”建設在全市推開後，遵義的農村面貌開始發生深刻改變，茅壩迎來了轉機。
“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正式頒佈施行，當時我很激動啊，細細研究怎麼搞合作社。”肖文海說道。
2009年，茅壩村熱熱鬧鬧地舉行了新農村建設啟動儀式。“當時我們沒好意思請媒體來，怕萬一搞不出名堂鬧笑話。”肖文海坦誠地說。但後來，事實證明這種擔憂是多餘的。“我們帶著群眾到縣裡搞得好的地方考察，回來震動很大，豪情壯志地說別人行，我們憑什麼不行？”一下子，30多戶農戶交了黔北民居質量風格保證金。“房子修得熱火朝天，但是我們馬上就意識到另一個問題：一幢房子少說十幾萬元，有的農戶要靠借錢才能修起來，為了還錢又得外出務工。我們覺得這不行，必須讓群眾的錢袋子鼓起來。”
因此，茅壩村確立了“資源整合、村企合作、抱團發展、共同富裕”的思路，形成“支部+合作社+公司+基地+農戶”的發展模式，積極聯繫在外讀書的大學生和成功人士回鄉創業就業。“2009年，我們有了第一個專業合作社，推薦了返鄉農民工王建明為法人和理事長。我們決定就抓住貢米文化這個賣點，做強做大米產業。”
短短9年，茅壩大刀闊斧地進行農村改革——水稻原產地田園直購開全國之先河；2015年，全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第一槌”在湄潭敲響，這一次，茅壩乘上了“車”；2016年，茅壩成為湄潭最早成立股份經濟合作社的村子，從改革大潮的末端走向前沿。
“現在茅壩村已經有4個專業合作社，全村村民都成為股東，人均收入從5000多元增加到現在的1.4萬多元。你可能不信，我們最貴的有機米能賣到300多塊錢一斤，銷路完全不愁。”肖文海滿臉自豪。
肖文海說，茅壩現在搞“米旅一體化”，遊客多得很。他熱情地領著記者去參觀村裡的農耕博物館。由於館內蠟像太逼真，幾名遊客正用難以置信的表情打量著。不遠處，一幢鄉村電影院即將建好，一條紅色油路亮晃晃地穿過碧綠的稻田，煞是惹眼。
月未必是故鄉圓，但故鄉的月光剛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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