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合贊汗皈依伊斯蘭教
在中世紀的蒙古汗國中，伊利汗國是最早實現伊斯蘭化的汗國，其標誌是1295年合贊汗(1295-1304年在位)改宗伊斯蘭教，進而帶動伊利汗國的大多數蒙古人皈依伊斯蘭教。最早論述合贊汗皈依伊斯蘭教原因的人是合贊汗的重臣、波斯的政治家和史學家拉施特(1247-1318年)。拉施特在其名著《史集》中認為：通過某些異密和司教的慫恿、鼓勵促使合贊汗加入伊斯蘭教的想法是錯誤的。因為君王不能強迫他人按照他的意志信奉伊斯蘭教，同樣，別人也不能促使君王去選擇另一種宗教信仰。合贊汗皈依伊斯蘭教是由於他的知識、教養和賢明，是由於神的指導。[1]其實 ，合贊汗皈依伊斯蘭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它有深刻的政治原因。正如魯克·克文敦在其《遊牧帝國》一書中所說：“合贊從來都不是一個認真的虔誠的穆斯林，但他的確從這個皈依中看到了實質性的政治利益。”[2]13世紀，伊利汗國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政治傾向。第一種傾向是無情掠奪定居民。這包括大部分蒙古突厥軍事遊牧貴族 以及依附於他們的波斯行政官員和享有特權的斡脫商人。他們是蒙古舊習和遊牧傳統的崇拜者，他們敵視定居生活，不喜農業和城市，主張無限制地殘酷剝削定居農民和城市下層。伊利汗國的最初幾位汗(帖古迭兒即阿合馬汗除外)基本上是這種傾向，儘管政策有時搖擺不定。他們雖然沒有極端仇視定居的穆斯林居民，但對伊斯蘭教、穆斯林的國家制度與文化比較漠視。而多半願意接受半遊牧的畏兀兒人的文化，信仰了流行於他們之中的佛教和景教。第二種傾向是要建立一個強大的汗權統治下的鞏固的中央集權國家，抑制蒙古和突厥的軍事遊牧貴族的離心傾向。為此，需要汗政權與被征服國家的封建上層相接近，需要保護城市生活、商人和貿易，需要恢復被蒙古人入侵所破壞的生產力，尤其是農業。具有這種傾向的主要是與汗室家族有密切聯繫的大遊牧貴族，仕奉於汗的波斯、塔吉克、阿塞拜疆的文職官員和一部分伊斯蘭教人士。合贊汗正是第二種傾向的最高代表。[3]這兩種傾向存在著尖銳的鬥爭，其實質是爭奪汗國的領導權。事實上，合贊汗在即位以前很長一段時期是屬於第一種傾向的宗王。作為阿魯渾汗之子、阿八哈汗之孫，合贊汗幼年深受蒙古傳統的教育，並隨其祖父信仰了佛教，成為一個堅定的佛教徒。1294年，阿魯渾汗去世後，合讚的佛教信仰開始轉變。換句話說，為了汗位，合贊轉變成第二種傾向的代表。當時，伊利汗國主要是三雄爭立，即合贊汗的叔父乞合都、宗王拜都和合贊之間的王位之爭。乞合都汗的短暫統治後，主要是拜都與合贊之間的爭奪。此時無論合贊一方還是拜都一方，都有信仰伊斯蘭教的將領及其率領的軍隊，併成為宗王軍隊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政治、軍事力量彼此對峙時，信仰伊斯蘭教成了打破這種對峙的突破口。在這方面，拜都顯得無能為力，或者就忽視了這一點。因為他本人是基督教徒，他的王妃們大多是基督教徒。他手下許多重要的行政官職由基督教徒擔任。穆斯林尤其是提任官職的穆斯林對他偏愛行為當然忿忿不平。與拜都政策相反，合贊在備戰過程中總是盡力照顧穆斯林的利益。如行軍時禁止士兵踐踏耕地和園林，不得用莊稼喂牲畜，不得欺壓剌亦牙惕(農民和城市下層平民)。合贊汗身邊總有一些伊斯蘭教信徒。合贊汗委任他們擔任財務官，採辦軍糧，徵收稅金，或者他們擔任法官。合讚的政策為他在穆斯林中贏得了聲望，從而為戰勝拜都奠定了基礎。
合贊汗身邊的穆斯林也不失時機地勸告合贊汗改信伊斯蘭教。對合贊汗皈依伊斯蘭教影響最大的是涅孚魯思。涅孚魯思是一位蒙古異密，其家族在呼羅珊有相當大的勢力，他本人屬於早期波斯蒙古人中最重要的一支斡亦剌蒙古部。[4]在合贊與拜都之爭中，很早就皈依伊斯蘭教的涅孚魯思乘機勸合贊改從伊斯蘭教。“設王改從伊斯蘭教，將為伊蘭之主，穆斯林前受奉偶像教的韃靼之抑制者，將必效忠於吾王，而上帝見王之挽救正教，將助王勝敵。”[5]合贊遂於1295年6月19日在剌兒禿馬溫之草原中，昔日其父阿魯渾所居行宮之附近，大開盛會。“沐浴易新衣後，入宮立於寶座下，數誦司教撒都魯丁亦不剌金所授奉之詞。其將亦隨之改從伊斯蘭教。同日厚賜諸教長、司教與諸賽亦德族人，大散佈施於貧民，並詣禮拜堂與聖者墓，祈請上帝助其勝利，遣使佈告伊剌克、呼羅珊兩地之民，其由此兩地來赴之教長、司教為數不少。”[6]合贊還下令建造清真寺、經學院及各種慈善機關，反對拜都的戰爭也由於隨後是齋月(9月)的緣故而中斷。這種象徵性的舉動帶來了巨大的政治影響。當齋月結束，對拜都重開戰時，那些原先支持拜都的穆斯林轉而效忠於合贊。這樣，戰鬥的必要性消除了，對拜都的戰役實際上根本不是一次軍事戰役，而是一次勝利進軍。[7]
伊斯蘭教神職人員，尤其是什葉派人士對合贊汗的皈依也具有相當大影響力。自1220年開始的蒙古人對伊斯蘭世界的入侵是對伊斯蘭文明的一次沉重打擊。巴格達的陷落以及哈里發的處死沉重地打擊了正統派。然而卻相當程度上改善了什葉派從前在塞爾柱王朝統治下受壓迫的少數派地位。什葉派的主要中心希拉歸順了蒙古人。什葉派學者納西爾丁·圖西(卒於1274年)幫助蒙古汗打下了阿薩辛派的阿拉穆特和邁蒙迪茲要塞，並和蒙古軍隊一起進入巴格達，勸使旭烈兀處死哈里發，成了汗王的重臣。什葉派覺得伊利汗是寬容的統治者，甚至同情什葉派。[8]因而什葉派人士往往與伊利汗國抱合作態度，並設法影響汗王。具有什葉派傾向的蘇非教團如庫布拉維教團積極活動。該教團的著名謝赫希姆納尼(卒於1336年)曾把一部分時間花在為阿魯渾宮廷的服務上。象伊朗沙法維教團的建立者謝赫沙菲·丁(卒於1334年)這樣的蘇非教長時常受到伊利汗國的尊重和優待。[9]中亞庫布拉維教團的成員賽義德·丁·哈姆雅在呼羅珊的巴赫拉巴德建立了一座哈納卡。他死後，這座哈納卡由他的兒子撒都魯丁·易卜剌金指導。這位謝赫大部分時間在合贊汗身邊。合贊汗經常請他講述伊斯蘭教的情況，詢問、研討伊斯蘭教的奧妙和本質。[10]如前所述，合贊汗正是在這位謝赫面前信仰了伊斯蘭教。
合贊汗的皈依也有著深刻的經濟原因。13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伊利汗國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危機，人口銳減，土地被廢棄，城市被棄置。有些地區荒廢達十分之九。[11]遊牧部落的搶劫，急使們的強徵強取，地方長官借承包稅收漫無節制地勒索，造成了中央政府收入急劇降低，而中央政府為提高收入又格外加重了對人民的的剝削，結果農民起義不斷。為了挽救經濟危機，制止蒙古遊牧軍事貴族的分離活動，合贊汗需要聯合本地的(伊朗和阿塞拜疆等地)官僚貴族、宗教首領來共同克服危機。他需要恢復城市的經濟生活，因為城市的富庶是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他需要恢復農村中的定耕農業，因為這會提供穩定的賦稅收入。也就是說，合贊汗需要被征服地區居民各階層的的支持。而要把各階層團結在一起需要靠共同的信仰即伊斯蘭教。這就意味著合贊汗為首的蒙古人不得不信仰伊斯蘭教，從而獲得他們所急需的大量的同盟者。
二、伊斯蘭化措施的實行
合贊是依靠穆斯林的支持才嗣位稱汗的，所以他上臺後，實行一系列使汗國伊斯蘭化的措施：
第一，摧毀在大不里士、巴格達及其它伊斯蘭教城市的基督教堂、猶太教堂和佛教寺廟。基督教的聖像和佛教的偶像被銷燬。合贊汗甚至沒有聽從可敦們和異密們的請求，下令拆毀供有他父親阿魯渾畫像的寺廟。他對佛教徒說：“帝王們保護所有的人。……但是，你們必須不再有絲毫偶像崇拜、殘忍的狂信、居心不正的痕跡，否則我將讓你們死於劍下。”[12]
第二，以伊斯蘭教的儀式代替原有的蒙古傳統風俗。合贊說：“既然我們成了伊斯蘭教徒，就應當讓我們的特徵和伊斯蘭教徒一樣，尤其是因為伊斯蘭教的儀式比(我們)那些(原有的舊)風俗要好得多。”[13]合贊即位後，不稱汗，而改稱伊斯蘭君主即素丹。其詔令開頭往往是“以寬宏大量、仁慈的真主、以至高無上真主的威力和伊斯蘭教的福運的名義。”這與阿魯渾汗的聖諭開頭“朕蒙長生天眷顧，受賜榮耀父汗的王冠、御座”是完全不同的。合贊汗還改變了墓葬方式。蒙古人喜歡把他們的墓安在無人知曉的地方，墓的周圍被列為禁區。合贊汗拜謁了一些著名的伊斯蘭教徒的聖墓後。很欣賞穆斯林的墓葬方式，下令仿照穆斯林的方式修建陵墓。合贊還下令改服飾。1297年冬，他下令不戴寬邊蒙古帽，而改以布帛纏首。即蒙古人戴上了穆斯林頭巾。以此象徵草原蒙古傳統對國家事務不再起重要的指導作用。
第三，以伊斯蘭教法代替蒙古札撒，大小司法案件都根據伊斯蘭教法典的規定裁決。合贊汗認為，世界和世人情況的穩定取決於伊斯蘭教司法秩序。因此，他要求伊斯蘭教法官要公正無私、慎重處理案件，任何案件都要嚴格按照司法程序進行。各地的伊斯蘭教法官職位由合贊賜予。但事實上，一個穆斯林要想取得法官的身份，須得到蒙古異密和達官貴人的薦舉和庇護。而且，對於蒙古人之間、蒙古人與伊斯蘭教徒之間的訟爭，也須由都督、蔑力、必闍赤、法官、阿里後裔和學者們一同會審，予以裁決。所以，儘管伊斯蘭教法在汗國境內得以推行，但蒙古人仍掌握著統治權。
第四，禁止軍人和其他人冒瀆真主。合贊汗針對若干軍人和其他人把戰爭勝利歸功於自己的才能和英勇，把失敗歸結於真主的意志的情況，頒佈詔令，寄發給各地區的全體蒙古人和大食人，要求他們應當把好事歸功於真主的仁慈，把不幸歸結於自己的過失，否則就是罪人，他一命歸陰後將墮入地獄。合贊這種要求人們在言行上讚頌真主，歸功於真主的做法，體現了他以穆斯林的社會道德規範代替蒙古人的舊習俗的思想。為此，他還以遵守伊斯蘭教法規的名義，下令禁止高利貸和各種粗野欺騙性的交易，禁止人們有可能去搞男色和淫佚放蕩行為，因為這
違犯伊斯蘭教法典上的律令。第五，新鑄錢幣皆著錄信仰伊斯蘭教之詞。合贊下令所有各地區都按統一的樣式鑄造錢幣，並以真主和他的使者的名義流通，同時也鑄上君王的名字。“錢幣上華麗地鑄有《古蘭經》上的詩句和十二伊馬目的名字。”[14]據俄國聖彼得堡科學研究所之亞洲博物館所藏合贊時代的錢幣，此種錢幣上面有蒙古文和阿拉伯文。正面上二行用蒙古文寫著“長生天氣力裡”，下二行用阿拉伯文著錄“合贊·馬合木鑄於弼斯囉。”下三行又用蒙古字著錄“合贊鑄”一語，右方用阿拉伯語著“年”字，左方著“七百”。反面則用阿拉伯文著錄信仰伊斯蘭教之詞：“萬物非主，唯有真主 ；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願主利之，並付與安寧。”[15]這種錢幣的發行體現了汗國伊斯蘭化程度的加深，但同時也暗示合贊汗並沒有拋棄蒙古的文化。
第六，下令建造清真寺和崇奉真主的處所。他要求在兩年左右的時間裡，所有各地村莊中都要建造清真寺和公共澡堂，並將澡堂的收入用在地方需要和清真寺的需求上。他經常朝聖，到先知家族的陵墓上去拜謁，並聲稱他夢中已與阿里及其後裔結成了親密的朋友，為此，他甚至下令在大不里士和其他各大州、各領地以及象伊斯法罕、巴格達、設拉子這樣的大城市，為聖裔賽義德們建造了許多處所。這充分表明了合讚的什葉派傾向。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伊斯蘭教中的蘇非主義是當地文職官僚階級思想意識的統治形態，許多出仕蒙古汗的高級穆斯林官員(如拉施特)都曾表示過自己是熱誠的遜尼派蘇非。合贊給蘇非派人士建造了許多哈納卡(修道院)，伊斯蘭教經學院和清真寺以及其它慈善機關。蘇非派教士享有豐厚的薪資和經費。然而許多蘇非卻不遵奉真主的使者的言行，不尊重聖裔，這使合贊非常生氣，他說，為什麼蘇非派教士等人都有工資或月薪，而賽義德卻沒有?他對前來覲見他的蘇非派人士加以勸導，要求他們必須尊重阿里的後裔。否則，他追究他們的罪過。合贊對伊朗什葉派的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使汗國的伊斯蘭化在宗教上具有發展什葉派的色彩。不過，合贊也沒有采取打擊遜尼派、扶植什葉派的極端措施，他對各派保持一視同仁的態度，遜尼派在汗國仍有相當大的影響。
由於合贊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採取了實現汗國伊斯蘭化的措施，因此，拉施特不無得意地說：“國事的進展，乃至本朝的興隆，均有賴於伊斯蘭教之支持和伊斯蘭教法典成規的協助。”“他(合贊)給(世上)一切傲慢不遜和自命不凡者的頸上套上順服之軛，使他們服從他的法令。”[16]合贊亦深知其中道理，為了使他的統治政策得之繼續，他不僅很早就物色繼承人，而且還在其遺囑中念念不忘地交待其繼承人完者都：“務必發揚伊斯蘭教，保護穆斯林，謹守教誡，勿使敵人妨害信仰。”[17]
完者都(1304-1316年在位)在未即位前，信仰遜尼派之哈乃斐派。即位後，頗袒此派，而哈乃斐派得汗之庇護，日見驕恣，並得罪了信仰遜尼派之沙斐儀派的拉施特等大臣。兩派發生爭執，引起完者都及部分蒙古異密的不滿。有些蒙古達官貴人甚至勸完者都恢復蒙古舊習俗和成吉思汗法令。此時，異密塔林塔思則勸他效仿合贊，信奉什葉派。大臣薩德烏德·丁·薩維也把什葉派神學家塔吉烏德·丁·穆罕默德·伊本·阿里·阿維引見到宮廷。正是通過後者以及阿拉馬·希裡的努力，1309年，完者都改從了什葉派，什葉派成了國教。[18]完者都改信以後，下令變更公共祈禱用語，在星期五之公開祈禱中，刪去前三位哈里發之名，僅留阿里、哈散、忽辛之名，變更貨幣之模型、召致諸阿里派博士，樂與討論伊斯蘭教教義。[19]為了表示對伊斯蘭教的虔誠，完者都下令興建許多伊斯蘭教建築物。一些建築物甚至在他死後才完成。1310年，完者都完成修建了伊斯法罕聚禮清真寺禮拜殿裡一個十分精緻的灰墁米哈拉布。波斯中部納坦茲的聚禮清真寺建築群則建於1304年至1325年。完者都的維齊爾塔哲勒丁·阿里沙在1310年至1320年修建的大不里士聚禮清真寺牆壁厚重，象一座堡壘，又稱阿里沙清真寺。[20]
完者都雖然下令蒙古諸將與近臣從其改奉什葉派，但朝廷重將出班、也先忽魯等人仍奉遜尼派，他們拒絕宮廷中諸賽義德族和諸什葉派教長的遊說。不過，完者都也並沒有因此而不重用他們。1316年，完者都去世，年僅十二歲的阿布·賽義德繼位。在阿布·賽義德統治的前十年間，出班是伊利汗國的真正統治者。可能受其影響。阿布·賽義德由信仰什葉派變成了一個堅定的遜尼派信徒。在蒙古貴族專權時期，堅定維護王權的拉施特被腰斬(1318年)。塔哲勒丁·阿里沙不久也暴卒。這兩人都遜尼派信徒，他們的死無疑對遜尼派的地位是一種沉重打擊。但對遜尼派打擊更甚的是出班的死。1327年，阿布·賽義德終於不堪出班的保護，設法處死了出班。出班信教頗篤，曾建築一渠引水至麥加。因而，出班靈柩運至麥加時，各伊斯蘭教國之巡禮人，感其德，乃共同為之祈禱，求真主宥其過，並詛罵殺出班之人。[21]阿布·賽義德雖仍保持遜尼派信仰，但對遜尼派並沒有表現出更多的厚愛。正好在這一時期到達伊利汗國的伊本·白圖泰在其遊記中為我們提供了當時的伊斯蘭教情況：一是什葉派尤其是聖裔仍擁有崇高的地位。如，“聖裔總監由伊拉克素丹(指阿布·賽義德)選派。素丹十分信任他，享有高位，賜給旗幟鼓樂儀仗，早晚都有人在他府前吹打。”[22]二是蘇非派廣泛盛行。上至清廉棄世的素丹，下至貧民百姓，不少人以穿蘇非制服粗製毛衫為榮。幾乎每一座城市都有蘇非派修行的場所道堂。阿布·賽義德對這種修道方式鼓勵有嘉。三是伊利汗國存在著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尖銳對立。伊本·白圖泰說，如果一個遜尼派教徒在阿里或侯賽因的陵園，不以哈里發阿里的名義發誓，就會有被什葉派打死的危險。而伊本·白圖泰有一次夥同一批人(都屬遜尼派)來到庫法的一個村莊，因村莊里人都屬什葉派信徒，他們就不願進村。
總之，從合贊汗始到阿布·賽義德汗止，伊利汗國已經不再是一個純粹的蒙古國家，而是一個地道的由蒙古人統治的伊斯蘭國家。隨著汗國伊斯蘭化的完成，伊利汗國也就走向解體了。對此，昂裡·馬塞總結說：“伊朗的蒙古人，在他們所承受的文明的影響下，已經變成非常講究和多情善感的人，他們皈依伊斯蘭教的過程是與他們國家的解體同時發生的：在各個行省都興起了地方性的，蒙古人的或伊朗人的，遜尼派的或什葉派的王朝；而隨著這些王朝的出現，內戰也就開始了。”[23]
三、汗國伊斯蘭化的特徵
伊利汗國的伊斯蘭化進程具有一些明顯的特徵，這些特徵對汗國、對伊斯蘭教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一，伊斯蘭教儘管是國教，但蒙古傳統習俗仍有很大的影響。且不說合贊汗在推行伊斯蘭化時遇到的阻力，就是合贊本人也沒有完全脫離蒙古習俗。例如，1295年10月，即合贊皈依伊斯蘭教不久，合贊便在大不里士按照伊斯蘭教法與不魯罕哈敦結婚，而不魯罕哈敦是他父親阿魯渾汗的后妃，按照蒙古習俗他們可以結婚，而按照伊斯蘭教法則不可以。最後的解釋是，他們未信教之前就已經同居，而同居是適宜結婚的。按照蒙古人的習俗，若其母(非親母)、其女、其姊、其妹的丈夫去世，丈夫之弟或兄可以續娶她們。而這是伊斯蘭教所不允許的。蒙古人和伊斯蘭教法官對此曾有不少爭論。合讚的葬禮是用伊斯蘭教的儀式來進行的，而其侄阿布·賽義德的即位儀式卻是用蒙古人的習俗來進行。史載：“諸宗王、諸可敦、諸貴人等在孫丹尼雅集大會，一致推戴不賽因(即阿布·賽義德)承汗位。依蒙古俗，免冠，擲帶項後，數拜。出班、舍雲治二人各執一手，引之就寶座。”[24]合贊死後十二年蒙古習俗仍能對國家政治生活有如此大的影響，充分體現了汗國伊斯蘭化的不徹底性。蒙古遊牧軍事貴族仍是國家的支柱，伊利汗仍是征服王朝的統治者，他們始終沒有能夠與他們的穆斯林臣民打成一片。這與塞爾柱突厥人明顯不同。突厥人的征服一旦結束，他們便與各地打成一片，並保存下來。蒙古人沒有這樣做，他們最終卻分崩離析了。第二，伊斯蘭教對國家事務影響不大。在伊利汗國的重大事務問題上，只有王權才是至高無上的。為了鞏固王權，合贊汗不惜大開殺戒，追殺有功於他的涅孚魯思(1297年)，而阿布·賽義德則鎮壓了輔政大臣出班。這兩位大臣都是伊斯蘭教的推崇者，都對汗王接受伊斯蘭教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但在王權面前，共同的宗教信仰並沒有挽救他們的命運。對汗來說，臣民能夠信仰伊斯蘭教，這是他最大的恩賜，無論是蒙古人還是非蒙古人，對他只有感謝。1302年，合贊在他的金帳落成慶典上告誡他的臣民：真主已將伊朗地區全體人民交給我保護，並使他們服從於我。正是由於我的努力，真主的奴隸們才得以安定的生活，對我的統治滿意。因此，如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我們和你們應當同心一意，真誠不虛偽地感謝真主的這一巨大恩惠。[25]在伊利汗國，政治與宗教聯繫並不密切。汗王並沒有成為穆斯林的精神領袖，也沒有扶植一位伊斯蘭教精神領袖，更沒有藉助於新宗教，激發蒙古人的宗教狂熱。他們只是藉助於伊斯蘭教統治者外表上的服飾，鞏固了王位，除了建立大量的清真寺以外，他們更願意伊斯蘭教在服從於王權的情況下自我發展，而不願對宗教事務作出更多的干預。這種態度使伊斯蘭教在民間得以盛行，卻不能對國家事務產生多大影響。汗王只是在國家發生自然災害時，才想起需要伊斯蘭教人士予以解釋，以安民心；在發生戰爭時，也需要伊斯蘭教人士予以調停。伊利汗在對外政策上也沒有充分發揮伊斯蘭教的作用。伊利汗國經常因領土爭端而與東邊的察合臺汗國、東北邊的欽察汗國發生衝突，但始終沒有利用伊斯蘭教“聖戰”的旗幟與之交戰。對於西邊的密昔兒馬木路克王朝，合贊和完者都並沒有因為對伊斯蘭教的虔誠而改變對外政策。他們仍然執行以前諸伊利汗的路線：反對馬木路克王朝，並試圖與基督教結盟。[26]因此，伊斯蘭教儘管有可能成為伊利汗國內部團結的象徵，但由於統治者沒有對它予以更多的重視，伊斯蘭教並沒有發揮對國家事務的重要指導作用。伊利汗國並沒有改變它原已存在的建立在軍事征服基礎上內部凝聚力不強的狀況，因而，隨著阿布·賽義德的去世，汗國迅速瓦解了。
第三，伊斯蘭教各派都得到發展，什葉派尤為突出。由於伊斯蘭教對國家事務影響不大，伊斯蘭教與王朝統治的聯繫也因此削弱。不論誰執政，清真寺、宗教學校、宗教法庭，尤其是民間的宗教生活絲毫不受影響。合贊汗對穆斯林的所有社團都一視同仁，這種政策為他的後繼者所繼承，因而，儘管伊斯蘭教內部還存在著矛盾，但由於蘇非派的作用，都得到了發展。蒙古風暴以後，正統派已與蘇非派相互妥協，蘇非派則在許多情況下公開承認正統派觀念。什葉派也吸引了蘇非神秘主義思想。無論是遜尼派蘇非還是什葉派蘇非都成為穆斯林宗教生活的一種方式，都得到了發展。
什葉派在伊利汗國得到更大的發展，這首先是由於合贊和完者都對什葉派有著更多的眷顧。其次是什葉派更能適合於加強王權的需要。塔林塔思在勸告完者都信奉什葉派時，委婉地陳述了什葉派之優而正宗派之劣。他說：“比較其不同之點，猶之什葉派主張成吉思汗大位屬其後裔，而正宗派則以其應屬諸哈剌赤將士。”聞此言，完者都才意為所動。[27]這充分說明了蒙古汗王信教的實質。這一時期什葉派學者對什葉派的發展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阿拉瑪·希裡確立伊智哈提德為什葉派教法學的主要方法，他引進了對聖訓辨偽的方法。同時，什葉派也吸收了希臘哲學和蘇非神秘主義思想。[28]這樣什葉派的影響迅速擴大。阿布·賽義德死後，什葉派蘇非教團謝赫—朱裡耶教團的首領哈桑·朱裡在呼羅珊的薩布茲瓦爾幫助薩巴達里人建立了什葉派小王朝(1337-1386年)。在馬贊德朗的阿本爾，另一個謝赫教團的首領米爾札·布左格在1359年也建立了什葉派小國。[29]在以後的紛繁複雜的政治形勢中，什葉派開始在伊朗的宗教界中逐漸佔優勢，伊朗也緩慢地成為什葉派國家，直至今天。
[1]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49-352頁。
[2] ［美］魯克·克文頓：《遊牧帝國》，載《中亞史叢刊》，第二期，第111頁。
[3]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1-45頁。
[4] David Morgan ,Medieval Persia ，Longman ,1988，p.72。
[5] ［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下冊，中華書局，1962年，第256頁。
[6] ［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下冊，中華書局，1962年，第258頁。
[7] ［美］魯克·克文頓：《遊牧帝國》，載《中亞史叢刊》，第二期，第111頁。
[8] Moojan Momen ,An Introducation to Shi'i Isla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pp.91-92.
[9] David Morgan ,Medieval Persia ,1014-1797，Longman ,1988,p.73.
[10]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277頁。
[11]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71-372頁。
[12]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89頁。
[13]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72頁。
[14]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24頁。
[15] ［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下冊，中華書局，1962年，第265頁。
[16]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商務印書館，1986，第110-112頁。
[17] ［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下冊，中華書局，1962年，第328頁。
[18] Moojan Momen, An Introducation to Shi'i Islam,,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p.92.
[19] ［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下冊，中華書局，1962年，第384頁。
[20] G·菲赫瓦里：《伊斯蘭藝術和建築》，載《新疆藝術》1993年第5期。
[21] ［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下冊，中華書局，1962年，第428頁。
[22] 馬金鵬譯：《伊本·白圖泰遊記》，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2頁。
[23] ［法］昂裡·馬塞：《伊斯蘭教簡史》，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200頁。
[24] ［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下冊，中華書局，1962年，第404頁。
[25] ［波斯］拉施特：《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24頁。
[26] ［法］格魯塞：《草原帝國》載《中亞史叢刊》第七期，第207頁。並見該書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485頁。
[27] ［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下冊，中華書局，1962年，第384頁。
[28] 金宜久：《伊斯蘭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354頁。
[29] Moojan Momen ,An Introducation to Shi'i Islam,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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