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鍘美還出於對自我形象的維護，對清官人格的堅守。包拯29歲考中進士，在仁宗朝從政20多年，涉及民政、監察、理財及軍政諸方面工作。他沒有像范仲淹、王安石那樣提出宏大而系統的改革理論和方案，但他注重實際，盡力興利除弊，體現了改革和實幹的精神。他強調以法治國，維護法律尊嚴，並盡力嚴格執法，主張“法存劃一，國有常格”，“賞德罰罪，在乎不濫”。鐵面無私的清譽成為包公的一塊金字招牌，強烈的護牌意識無形之中削弱了明哲保身的升遷欲求。包公自己就如同一位官場中的俠義之士，以審斷“不平之事”為天職。中國的俠士文化屬於“恥感文化”，看重社會道德和輿論的約束力，強調“名譽”高於一切。包公身在官場，要說他對自己的前程一點都無所謂，顯然不符合事實。但當前程與公眾形象發生衝突的時候，包公是不會為了前程而有損清譽的。
再加上包公心裡有底，宋仁宗這位有道明君對他的支持力度非同小可，因此他才對太后的威脅之詞處之泰然。包拯的一生能夠有所作為，也是與宋仁宗有很大關係的。包拯門人張田在整理《孝肅包公奏議集》時有“仁宗皇帝臨御天下四十年，自有其聖神明智之資，……卒大任以股肱者，唯孝肅包公止爾”的題辭，可見包拯與宋仁宗的關係。包公的優秀品格，也使宋仁宗大為感動。在立儲君問題上，包拯對仁宗“立誰為好”的詰問，坦然回答:“我是為國家著想，皇上問我立誰，是懷疑我的動機，我快六十歲了，膝下無兒，難道還要為兒孫著想嗎?”包拯的一片忠誠也使仁宗對其深信不疑。 鐵面無私如果沒有忠君為前提，鍘掉皇親國戚如果沒有國君做後臺，手中如果沒有尚方寶劍，是寸步難行的。當然，有了政治上的有力支撐，若無清明耿介的人格，也會曲意逢迎，扭曲原則。包拯寫過一首名為《書端州郡齋壁》的詩，其中“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精鋼不做鉤”，“毋貽來者羞”等語，可以說是他一生人格精神的寫照。為了守護清官的人格，為了昭示法律的尊嚴，也必須鍘掉陳世美。
包公鍘美，還有一個隱性的原因，那就是政治權力鬥爭中的力量制衡。宋初政治風雲也在《鍘美案》一劇中留下了烙印。劉太后把持朝政多年，在宋仁宗成年後依然不願按“祖宗家法”還政於國君，外戚劉氏勢力迅速膨脹。劉太后不是作為傳統的女性料理家務，而是參政議政，承擔起攝政的職責， 這在男權意識下成長起來的官僚們看來是不能容忍的。為了削弱太后的力量，達到政治關係的動態平衡，一度時期，仁宗有意識地提高宰相的地位，呈現“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構架。《宋史·李宸妃傳》就有“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的記載。包公鍘美，從政治遊戲規則來看，不妨理解成開封府尹包公與宰相王延齡打擊太后力量的一次通力合作。“陳世美的迂闊在於自以為佔據路津要塞便可以突發高聲”，“暴發戶的優越感使其忘記了基本的遊戲規則”，他沒有拜碼頭，沒有拜王丞相為恩師，沒有投身到以王丞相為精神領袖的實力派陣營裡來，而且幼稚到自以為是駙馬爺就可以傲視群雄，“這就使陳世美成為宮廷中最不和諧的音符。使既得利益者分明感覺到了臥榻之側不祥和的異兆”。陳世美東窗事發之後，包拯有一段夫子自道:“那一日午朝門咱二人同把君陪，我觀你一眉高來一眉低，就斷定你家中必定有前妻。”這除了顯示包拯相人術屢試不爽外，也暗示了瓊林宴上同僚對政治上“異類”的極端挑剔的眼光。
廣義的外戚從來都是士大夫的假想敵，對假想敵人的鬥爭也是一個集團和組織保持生機和活力的重要手段，更何況陳世美已經不是一個“假想敵”，而是真切存在的高懸在脊背上的一根芒刺!他無意之中充當了政治交鋒的爆破口，也替包公完成了忠君勤王的歷史使命。這樣的個案分析，不免有以現代政治學誤讀民間清官故事的可能，有過度闡釋的嫌疑。與其將鍘美案泛化成北宋年間的“朋黨之爭”，不如演繹為包公清君側、助君威的忠君之舉，才符合包公之稟性。包公的遺作中幾乎沒有朋友之間的私人書信來往，有人形容其個性孤僻，倒不如將包公理解為一個一心向著朝廷的工作狂更貼切。北宋仁宗年間士大夫與外戚的政治較量波瀾迭起，鑲嵌在歷史回憶錄的長卷之中，繼續被歷史學家鉤沉稽考，而包公鍘美雖有文學家的虛化之筆，但仍淡淡地浮現出當年政治風雲的歷史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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