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铡美还出于对自我形象的维护，对清官人格的坚守。包拯29岁考中进士，在仁宗朝从政20多年，涉及民政、监察、理财及军政诸方面工作。他没有像范仲淹、王安石那样提出宏大而系统的改革理论和方案，但他注重实际，尽力兴利除弊，体现了改革和实干的精神。他强调以法治国，维护法律尊严，并尽力严格执法，主张“法存划一，国有常格”，“赏德罚罪，在乎不滥”。铁面无私的清誉成为包公的一块金字招牌，强烈的护牌意识无形之中削弱了明哲保身的升迁欲求。包公自己就如同一位官场中的侠义之士，以审断“不平之事”为天职。中国的侠士文化属于“耻感文化”，看重社会道德和舆论的约束力，强调“名誉”高于一切。包公身在官场，要说他对自己的前程一点都无所谓，显然不符合事实。但当前程与公众形象发生冲突的时候，包公是不会为了前程而有损清誉的。
再加上包公心里有底，宋仁宗这位有道明君对他的支持力度非同小可，因此他才对太后的威胁之词处之泰然。包拯的一生能够有所作为，也是与宋仁宗有很大关系的。包拯门人张田在整理《孝肃包公奏议集》时有“仁宗皇帝临御天下四十年，自有其圣神明智之资，……卒大任以股肱者，唯孝肃包公止尔”的题辞，可见包拯与宋仁宗的关系。包公的优秀品格，也使宋仁宗大为感动。在立储君问题上，包拯对仁宗“立谁为好”的诘问，坦然回答:“我是为国家着想，皇上问我立谁，是怀疑我的动机，我快六十岁了，膝下无儿，难道还要为儿孙着想吗?”包拯的一片忠诚也使仁宗对其深信不疑。 铁面无私如果没有忠君为前提，铡掉皇亲国戚如果没有国君做后台，手中如果没有尚方宝剑，是寸步难行的。当然，有了政治上的有力支撑，若无清明耿介的人格，也会曲意逢迎，扭曲原则。包拯写过一首名为《书端州郡斋壁》的诗，其中“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精钢不做钩”，“毋贻来者羞”等语，可以说是他一生人格精神的写照。为了守护清官的人格，为了昭示法律的尊严，也必须铡掉陈世美。
包公铡美，还有一个隐性的原因，那就是政治权力斗争中的力量制衡。宋初政治风云也在《铡美案》一剧中留下了烙印。刘太后把持朝政多年，在宋仁宗成年后依然不愿按“祖宗家法”还政于国君，外戚刘氏势力迅速膨胀。刘太后不是作为传统的女性料理家务，而是参政议政，承担起摄政的职责， 这在男权意识下成长起来的官僚们看来是不能容忍的。为了削弱太后的力量，达到政治关系的动态平衡，一度时期，仁宗有意识地提高宰相的地位，呈现“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构架。《宋史·李宸妃传》就有“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的记载。包公铡美，从政治游戏规则来看，不妨理解成开封府尹包公与宰相王延龄打击太后力量的一次通力合作。“陈世美的迂阔在于自以为占据路津要塞便可以突发高声”，“暴发户的优越感使其忘记了基本的游戏规则”，他没有拜码头，没有拜王丞相为恩师，没有投身到以王丞相为精神领袖的实力派阵营里来，而且幼稚到自以为是驸马爷就可以傲视群雄，“这就使陈世美成为宫廷中最不和谐的音符。使既得利益者分明感觉到了卧榻之侧不祥和的异兆”。陈世美东窗事发之后，包拯有一段夫子自道:“那一日午朝门咱二人同把君陪，我观你一眉高来一眉低，就断定你家中必定有前妻。”这除了显示包拯相人术屡试不爽外，也暗示了琼林宴上同僚对政治上“异类”的极端挑剔的眼光。
广义的外戚从来都是士大夫的假想敌，对假想敌人的斗争也是一个集团和组织保持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手段，更何况陈世美已经不是一个“假想敌”，而是真切存在的高悬在脊背上的一根芒刺!他无意之中充当了政治交锋的爆破口，也替包公完成了忠君勤王的历史使命。这样的个案分析，不免有以现代政治学误读民间清官故事的可能，有过度阐释的嫌疑。与其将铡美案泛化成北宋年间的“朋党之争”，不如演绎为包公清君侧、助君威的忠君之举，才符合包公之禀性。包公的遗作中几乎没有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来往，有人形容其个性孤僻，倒不如将包公理解为一个一心向着朝廷的工作狂更贴切。北宋仁宗年间士大夫与外戚的政治较量波澜迭起，镶嵌在历史回忆录的长卷之中，继续被历史学家钩沉稽考，而包公铡美虽有文学家的虚化之笔，但仍淡淡地浮现出当年政治风云的历史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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