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如今我们听朴树唱这首首歌，歌里的纯净和情感，总是让人听着听着就掉泪了。原来送别也是这般庄重，这样让人断肠。
曾经，朴树唱起《送别》时失声痛哭。他曾说过：“这歌词要是我写的话，我愿意当场死那儿。”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人，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才能写出“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样的佳句？
富贵终如草上霜
1880年，李叔同出生于天津一个富贵之家，家族经营钱庄和盐庄。他父亲曾中头名进士，交游来往的人尽是朝中财势冲天的人物。身为家族中最受宠的幼子，李叔同从小就锦衣玉食。
然而6岁那年，父亲突然离世。母亲是侍女出身，身为庶子的他眼睁睁看到母亲的地位一落千丈，在大家族中遭尽白眼。这让年幼的他体会到一份世情冷暖，以至于15岁那年脱口吟唱出：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
幼时的李叔同可谓是才童。10岁便通读《古文观止》，令族人惊叹。不过这也改变不了母亲的处境，苦闷之余，李叔同醉心于文艺，甚至找《大悲咒》《金刚经》来读。大概从那时起，他对人生的虚空，对生命的悲悯，便早已有所感悟。
18岁那年，母亲为他做主，娶了一位俞姓女子。这又成了李叔同心头的一块大石头。对俞氏，他怎么也喜欢不起来，只好转去文苑摘花：二哥送他30万大洋置家，他转身先去买了一架钢琴。从戏曲到西洋音乐，从绘画到书法。一有时间，他就躲进屋子，沉醉在自己的艺术天地里。
血气方刚的年纪，他不是没有宏志。参加科举时，他在答卷中针砭时弊，大肆批判八股文的腐朽，自然不被录用。之后听说梁启超、康有为变法，他热血沸腾，天天读报。“维新”失败之际，他一把将报纸撕碎，转身回屋刻下“南海康梁是吾师”的印章，气得仰天长叹。
在20岁之前，李叔同已经经历过世态炎凉了。
被哀愁笼罩的人生
对他打击最大的，是母亲的死。
因“康梁”之印，李叔同受到政治牵连，他只好带着母亲去上海避祸。他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南洋公学，师从蔡元培。为了支持学潮，他主动退学参加了新学组织。
以他的文采、思想，很快就成了组织中的主力军。精通书画篆刻，他就与上海名家合办《书画报》；精通音律，他将《诗经》等诸多古诗词填在西洋乐中；精通诗词，他又加入“城南文社”，与上海才子交游、切磋；为传播戏剧，他还跑去讲习班讲文明剧，亲自登台唱《黄天霸》，又为倡导婚姻自由写下一出新剧。
可无论哪一件事，都没能安放下李叔同的人生。他曾回乡探亲，一路看到满目疮痍的国土，闻讯辛丑条约签订，心中更是万般无奈。他空有报国之心，但深知颓势难挽。一方面，他写信对友人反思声色犬马的生活，一方面，他又迷惘前途黑暗。
不久，母亲的死让他陷入巨大苦痛。
1905年，年仅46岁的母亲去世。带着母亲的灵柩回天津时，兄长居然拒绝：“族中有训，外丧不得入门。”更加激起了李叔同对封建礼教的敌视。他据理力争，最后终于让母亲灵柩从正门而入，也算为这凄苦一生的女人正名。而发丧之时，他坚持用新式规矩办，在《大公报》上说要“尽除一切繁文缛节”。葬礼上，李叔同不戴孝、不下跪，弹钢琴唱自己谱写的哀歌。
从那之后，他将名字改为“李哀”，后来他对学生丰子恺说：“母亲的死，让我从生平最幸福的时候转入不断的哀悲与忧愁，一直到出家。”
为了疗治内心苦痛，李叔同孤身一人赴日留学。
见过高楼见过楼塌
在极度的自律中，无论音乐、绘画、话剧，李叔同都成就斐然。画一手漂亮油画，当地日本媒体都赞其“笔致潇洒”。在日本“新派剧”的影响下，他成立戏剧社团“春柳社”，第一次公演《茶花女》，男扮女相，轰动一时。
李叔同在日留学
在1911年毕业回国后，他更是为中国的文艺启蒙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华民国成立之时，归国的李叔同被请到上海主编《太平洋报》文艺版。此时他已彻底脱去纨绔习气，成为一个埋头于桌案的清心寡欲之人。然而，就在他以为天下即将太平时，革命受挫，国家再一次陷入乱局。不久，李家百万资产遭受金融震荡，《太平洋报》停刊，李叔同只好受聘任教，成为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
谁能想到，当初那个满目英气、一身锦衣的公子，竟能身穿素衣、脚踏布鞋，做个极其朴素的老师。不但衣着朴素，教起学生来，李叔同有板有眼，十分严肃。
李叔同教学生，靠的是美育和德育。有一次，丰子恺与训育主任发生冲突，主任吃了亏，心里不服气，提出上报教育厅，要开除丰子恺。李叔同当即站出来：“丰子恺是个人才，平时也无大过，若能宽恕，全其人格，将来必大有作为。”事情平息后，他把丰子恺叫到房中，捧出一本《人谱》说：“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丰子恺摇头，李叔同说：“想做一个好的文艺家，先要学会如何做一个好人。一个文艺家没有器量和见识，无论技艺如何精湛，皆不足道。”
任教6年间，李叔同先后开设素描、油画、水彩、西洋美术史、作曲、写生，第一个让学生们画裸体模特，让学生们自己创作歌曲，实实在在地做到了以美育人。在他的影响下，出了音乐教育家刘质平，美术教育家吴梦非、李鸿梁，文学家曹聚仁、蔡丐因、黄寄慧，还有画家丰子恺、潘天寿、沈本千……仅这一份名单，便足以说明李叔同在教育史上的地位。
李叔同自画像
也正是这个时期，李叔同越来越朴素。年近中年，见过高楼见过楼塌，见过世事纷乱和国势衰微，他心里的哀愁已变得有几分凛冽。
于是乎，在与友人离别之际，他写下“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远离红尘，遁入空门
只要李叔同打心底认准的事，他会不遗余力地做到极致。甚至连出家当和尚，也是如此。
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李叔同曾追溯自己出家的经过。早些年，他与夏丏尊在西湖广化寺里住了几天，夏丏尊开玩笑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好的。”李叔同听了，心中为之一动。几年后，他在日本杂志上看到所谓的断食疗法，说是能够治疗各种疾病。当时他正神经衰弱，便留了心。第二年，他就跑去寺庙断食20天，与一众僧侣生活，竟有脱胎换骨之感。回校之后，他便开始吃斋、念佛、诵经。
1918年，李叔同决定入山修禅。他将衣物分给学生，学生问道：“老师出家何为？”
李叔同说：“无所为。”
学生再问：“忍抛骨肉乎？”
“人事无常，如暴病而死，欲不抛又安可得？”
就这样一去了之，再也不踏红尘。
妻子也无法改变他的决定。教育家黄炎培曾撰文回忆说：“弘一出家后，夫人追来杭州，终席不发一言，饭罢雇了小船，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从不回头，一桨一桨荡向湖心，连人带船一起埋没湖云深处……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救国必须念佛
遁入空门后，他并非不问世事。1924年，他在丰子恺家中小住，丰子恺提议：“我来作画，法师配诗，合作一本《护生画集》，以弘扬佛学和人世间的大仁大爱，如何？”弘一法师欣然答应。当时他六艺俱废，所写诗文，都是偈语。
抗战爆发后，弘一法师云游四方，四方宣讲“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按理说，他闭关时不与外界接触。厦门第一届的运动大会邀他写一首会歌，他觉得国难当头，理应鼓励国民强健体魄，又再次破例写歌。
1942年，在弘扬佛法、渡劫众生的路上，弘一法师的生命也来到尽头。圆寂之前，他再三叮嘱弟子：“遗体装龛时，在龛的四只脚下各垫上一个碗，碗中装水，以免蚂蚁虫子爬上遗体后在火化时被无辜烧死。”
弥留之际，他对妙莲法师说：“你在为我助念时，看到我眼里流泪，这不是留恋人间，或挂念亲人，而是在回忆我一生的憾事。”
随后留下临终绝笔：悲欣交集。
他这一世传奇，就此划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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