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回望：明代的專制、腐敗與危機
專制最一般的含義是：它是一種權力實體，權力處於一種未經分割的狀態，並最終歸屬於高高在上的一人手中，是建立在臣民“同意”基礎上的一種“合法的”統治。
至明代，統治者們前仆後繼、殫精竭慮把這項古老的發明推向了又一個高峰。明代專制呈現如下特點：
第一，維繫和支撐皇權的無上威勢，越來越成為幾乎唯一的制度性目的，並以最強的勢能貫穿於整個的發展過程。
第二，皇權的專制性通過一系列駭人聽聞的方式，顯示出它對以往一切預設制度限制的徹底突破，由此而使專制的惡質膨脹具有了壓倒一切和無可阻絕的絕對威勢。
第三，皇權用以實現專制的各種手段，非常全面地發展到了前代所未有的高度惡性化程度。
第四，統治者恩威並施的利益激勵和懲罰機制同步得到空前的發展，由此而使得在制度空間的無數角落，都調動起助紂為虐的最強大驅動力，同時又形成了對任何可能危及專制統治之因素施以戕伐的恐怖高壓。
明朝專制堪稱“完美”，然而這一制度的悖論就是越專制就越腐朽，專制越強化，社會機體就越弱化，就像陷入流沙之中，越掙扎，陷得越深。因而，明朝的專制得“完美”就是腐朽得徹底。
晚明時期自上而下蔓延的腐敗態勢完全覆蓋了整個權力制度，使得爭先恐後地貪汙聚斂、行賄受賄，成為一種公開而勢能無比強大的國家行為和全社會最通行的行為的準則。嘉靖時通行的普遍社會準則是：“賄賂盛行，先朝猶暮夜之私，而今則白日之攫！大臣汙則小臣悉效，京官貪則外臣無畏”。萬曆時有人總結嘉靖以後官場風氣的幾大特點，而其中居第一位的就是整個官僚階層都已經徹底腐敗，即“士化為貪”。自萬曆至崇禎，貪汙腐敗已經成為自上而下幾乎所有社會成員“同心同德”而全力經營的頭等事業。有大臣上疏說：“煉成一氣，打成一片，橫行莫之問，放誕莫之稽，取憑其取，與遂其求，又安得官不貪、吏不汙耶？偶有一清廉自愛者，則共道其矯，共駭其異，不去之不已！”而且行賄受賄已成為了所有軍官獲得晉升的通則，而正是這種整體性的腐敗導致了軍隊的瓦解。
晚明時期的貪汙聚斂充分實現了操作的程序化，其路徑和方式已經高度成熟，從而反過來大大促進貪汙腐敗更加充分地成為制度化的普遍準則。以張居正財政改革的“一條鞭法”為例，“一條鞭法”主要是將以前的各種力役、田賦折變為以銀價為計量的貨幣稅，曾經被許多學者認為是“近代稅制”乃至中國啟動近代化進程的重要標誌，而實際上，此類經濟流通方式的集約化更加方便了權力尋租和貪汙腐敗的升級。正如明末士人領袖之一趙南星所總結的那樣：“今士人一為有司，往往不期月而致富。問其所以，率由‘條鞭法’行，錢糧經有司之手，重收而取羨餘，加派在其中矣。而數年來又以軍興加派，則加重收而取羨餘，是如派無已矣。有司之貪如此，民安得不為盜？”可見，在制度腐敗面前，任何經濟改革非但難以獲得積極的結果，相反卻成為貪汙腐敗的由頭。
晚明統治集團的貪黷已達到了極為瘋狂，甚至獸性化的程度，其規模和惡果極大地超越了社會承載能力。以炫赫明朝的宦官為例，趙翼曾指出：“明代宦官擅權，其富亦駭人聽聞”。正統時，抄王振家，搜出“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其他汙玩無數”，成化時，抄尚銘家，“得資數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絕”；正德時，抄劉瑾家，“得大玉帶八十束，黃金二百五十萬兩，銀五千餘萬兩，其他珍寶無數”；萬曆時，馮堡在原籍蓋第宅五千四百八十間，莊田跨都邑。抄他家時，得金銀百餘萬，珠寶無數；至於天啟時的大權宦魏忠賢，其家財據時人估計，“籍還太府，可裕九邊數歲之餉”。因此，黃宗羲感嘆道：“奄宦之禍，歷漢、唐、宋而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明之為烈也。”統治者貪汙令人觸目驚心。再比如“三餉”（“剿餉”、“練餉”、“遼餉”）是晚明統治者在內外交困的軍事形勢下，以大量增加國民賦稅負擔這飲鴆止渴的舉措才籌集來的軍費，但是即使是王朝的這些保命錢，卻照舊被官吏們層層貪汙。制度安全的最後屏障也被徹底蛀空了。所以李自成進攻北京時，守城的明軍竟然長時間領不到軍餉，於是與起義軍大做交易，只要向他們行賄，李自成軍就可以輕而易舉地進入城中，連督戰的兵部大員也因為得了重賄而對此視而不見。腐敗徹底葬送了江山。
晚明腐敗扭曲了社會倫理，造成了國民心理的惡化。晚明社會“偽道德主義”氾濫，這是專制體制下，社會倫理的必然滑向。正德、嘉靖之際，士大夫階層節操之墮落到了一塌糊塗的地步。《明史》卷二百一記載：“當正、嘉之際，士大夫指方為圓，貶其素履，羔羊素絲之節寢以微矣。”統治階級成員以道學家自居，但為了爭名逐利而全然不顧道義和廉恥，這已經成為當時最突出的社會風尚和趨向。李贄說得明確：“欺天罔人者必講道學，以道學之足以售其欺罔之謀也。”在這種環境下，個人的道德防線不能阻遏對權力和財富的貪慾，而道德主義外衣只能愈加映襯出其內質的醜鄙。顧炎武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辯？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顧炎武所說“亡天下”是遠比“亡國”更為巨大的悲劇，其意義在於，既然權力財富以極其醜惡的方式實現了空前規模的積累，那麼它也就不可能不將權力專制性的毒質以同樣醜惡的方式和巨大的規模，積聚於整個國民心理之中，並以這種最為廣泛的路徑造成了腐敗在全社會的泛濫。
社會的普遍腐敗與世道人心的淪落終在明末（1596-1644）釀成總的危機而全面爆發，崇禎皇帝雖勵精圖治，亦無計可施，徒有“君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的千古遺恨，朱明王朝的崩潰已是在劫難逃了。
明末社會政治危機的突出表現是財政的極度惡化。明政府財政支出主要有三大基幹，即軍事開支、皇室用度和行政費用。這三項財政支出數額在近五十年間持續上漲，而政府實際收入則連年下降，實支超於預算，預算又超於實收，這表明財政已陷入日益加劇的危機中。而明政府則以極其危險的方式猛烈地增加財政收入，以應對日益惡化的財政危機，不啻飲鴆止渴。明後期，因大量實物折銀，京糧庫曾有一定的白銀儲積，然而至萬曆末年就已被掃蕩一空，有大臣報告說：“除罄掃些微給商外，見在銀兩並無毫釐，尚欠諸商草頭價值二萬五千有零……竊惟京庫錢糧每歲額入三十萬，額出二十萬，額存十萬。歷考昔年至百有餘萬以備非常之需，今乃一空若洗，亦堪凜凜矣。”除搜蕩倉積之外，另一出路就是挪借兵部太僕寺的馬價銀。明初推行民養官馬制度，後至宣德、正統年間漸折收馬價銀。然天啟七年二月，太僕寺卿洪瞻說：“萬曆十八年至今，戶部三十二借，，共銀一千二百九十九萬九千八百六十一兩；工部十借，共銀十八萬七千五百四十兩；光祿寺、順天府各一借，共銀四萬兩；近奉藩封，另札萬八千兩，而府庫四朝之積皆盡矣。”萬曆四十六年努爾哈赤舉兵反明，遼東戰事起，明政府只剩下在人民身上去剝“第二層牛皮”之一途。萬曆四十六年九月，明政府為籌措遼東戰費，下令全國加派，以後一加再加，到崇禎十二年凡遼餉、剿餉、練餉的加派達到1500萬兩，再計原來舊額，白銀的支出預算額達於2000餘萬兩，與萬曆四十五年前相比，二十年間暴漲五倍。這在明末財政運行圖上就表示為預算收入與實際收入的分道揚鑣。這時明朝財政的世紀景況真是殘燈如豆、風雨飄搖。然而人民已血竭髓幹，根本無法承受這浩大的苛求，以至於崇禎十七年初，兵部“無一緡”之資派遣偵騎，皇帝不得不親自推轂送行。國力衰竭若此，何敢言戰役之凱旋。
總之，明末政府不擇手段擴大財政收入，仍無法遏制財政運行的惡性循環，其後的任何措施都不過是畫餅充飢而已，整個國家已是“人命懸絲，國儲若洗”了。
朱明王朝的政治高壓、經濟敲剝與財物榨取，再加上官吏的層層貪汙舞弊，地主和高利貸者的盤剝，使得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因而自明初至明末，人民反抗一浪高過一浪，最終導致朱明王朝的肢解。
明初六、七十年中，農民起義此起彼伏，連綿不絕。農民起義遍佈於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湖南、四川、陝西、山東和浙江等十餘省，規模小則數十數百人，大至幾十萬人。一個王朝尚在初期，農民起義竟如此頻繁，波及地域如此廣泛，實屬歷代封建王朝之罕見者也。至明中葉，人民起義風起雲湧，不僅是農民而且包括各行各業，不僅是漢地中原，而且還有少數民族地區。如浙江葉宗留領導的礦工起義；福建鄧茂七起義；廣東黃蕭養起義；大藤峽地區瑤壯族人民的起義；荊襄流民起義；四川農民起義；河北劉六劉七起義；江西農民起義等。朱明王朝在這些起義的衝擊下，千瘡百孔。因此史家大多認為明朝的衰落自嘉靖、萬曆年間就已開始。至明末，則亂象紛呈，頹勢已定。因此李自成、張獻忠等人登高一呼而喏者千萬，數年便成席捲之勢，朱明王朝在內憂外患中不可挽回地走向崩潰。
下面摘錄三段引文說明潰爛這一癌變在明朝最後五十年的迅速擴散。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左檢都御史呂坤就指出：“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明，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也。”
至天啟，《熹宗本紀》分析道：“而得以帝（熹宗）之庸懦，婦寺竊柄，濫賞淫刑，忠良慘禍，億兆離心，雖欲不亡，何可得哉！”
至崇禎，《莊烈帝本紀》雲：“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中糾紛，疆場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
暴虐的專制致使大明皇朝最終周身腐潰而亡。黑格爾曾說：“當雅典人滅亡的時候，不但顯得溫和可愛，而且顯得偉大和高貴，使我們不能不為它感傷；相反的，斯巴達就不同了，主觀性的原則展開在下賤的貪慾之中，造成了一種下賤的滅亡。”明朝也正是這樣一種在“貪慾”驅策下的“下賤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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