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澤歷史
爆發於明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堡之變，是一場典型的由於一系列指揮失誤導致最終戰敗的戰爭，造成了大量軍隊、文臣武將的傷亡，直接導致明帝國武將、功勳集團出現斷層，為明中期文官集團的迅速崛起埋下了伏筆，明帝國初期對北方遊牧民族積累的戰略優勢自此蕩然無存。
朱棣五徵漠北，瓦剌強勢崛起
明成祖永樂年間，撤至蒙古草原的北元分裂為了韃靼和瓦剌兩大部落，雙方互相攻伐不已，其中奉黃金家族後裔的瓦剌實力最為強勁。明廷利用雙方的矛盾，先封瓦剌首領馬哈木等三人為王，繼亦封韃靼太師阿魯臺為王，使其相互抗衡。
明成祖永樂七年（1409年），由於韃靼可汗本雅失裡殺死使臣郭驥，朱棣令丘福率十萬大軍征討韃靼，卻遭遇全軍覆沒。朱棣大怒，為了徹底解決北部邊患，此後分別於永樂八年（1410年）、永樂十二年（1414年）、永樂二十年（1422年）、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先後五次親征漠北，除了第二次的目標是瓦剌之外，其餘四次都是以韃靼為主。
在明廷的進攻下，原本強勢的韃靼迅速衰弱。但明成祖朱棣由於北征漠北、南征安南，在削弱敵人的同時，也對明朝自身造成了嚴重損害，因此在明仁宗和明宣宗繼位後，開始實行戰略收縮、修生養息、恢復自身。
然而就在宣德九年（1434年），瓦剌部順寧王馬哈木之子脫歡趁韃靼衰落之際，攻殺韃靼太師阿魯臺，正統初年又殺瓦剌另外賢義、安樂兩王，最終一統蒙古帝國，擁立黃金家族後裔脫脫不花為可汗，自任丞相，瓦剌強勢崛起。
也先大舉進攻，明軍初戰不利
宣德十年（1435年）春正月，明宣宗駕崩，年僅九歲的皇太子朱祁鎮即位，張太后輔政。太監王振由於善於察言觀色，極得英宗寵信，尤其在張太后去世後，王振依仗皇帝寵信，權勢滔天。
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二月，瓦剌太師也先（脫歡之子）遣使2000餘人嚮明廷進貢戰馬，卻詐稱3000人，意圖多要賞賜，由於宦官王振不肯多給，只按實際人數賞賜，再加上戰馬質量較差，因此砍去馬價五分之四。
由於明廷未能滿足也先的要求，也先隨即率兵在邊關挑釁，並於同年七月統率大軍，兵分四路大舉嚮明朝進攻。東路由脫脫不花與兀良哈部攻遼東；西路，派別將進攻甘州（甘肅張掖）；中路為進攻的重點，又分為兩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統率，直攻宣府圍赤城，另一支由也先親率進攻大同。
面對也先大軍的進攻，邊關一面急向朝廷奏報請求援軍，一面積極抵禦，但由於敵軍勢大，而明朝邊軍又久疏戰陣（明軍出征通常是京營），明廷初戰不利，尤其大同一路，損失慘重。大同參將吳浩戰死於貓兒莊，大同“塞外城堡，所至陷沒”。接到邊關奏報後，朝廷調遣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禦敵。
英宗御駕親征，王振獨斷專權
大同前線的敗報傳至北京後，王振開始蠱惑明英宗朱祁鎮御駕親征，朱祁鎮一方面對王振言聽計從，另一方也意圖效仿先祖朱棣取得大勝青史留名，逐不聽朝臣勸告，同意御駕親征。
正統十四年（1449年）7月16日，明英宗在乎其鎮命其弟郕王朱祁鈺留守北京，然後和王振在極短時間內，抽調包括京營在內的50萬大軍（實際20萬左右）從北京出發，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內閣學士曹鼐、張益等護駕等100餘名文武官員從徵。
皇帝御駕親征，成國公朱勇雖為大將軍卻無實權，隨徵的文武大臣也同樣無法參與軍政，一切軍政事務卻皆由王振專斷。而明軍內部，京營雖為朝廷精銳，但畢竟也幾十年沒打過仗了，加之前線由於戰敗，因此多有誇大敵軍之語，普通士兵對於即將到來的戰爭較為恐懼，這為之後的戰敗埋下了伏筆。
7月19日，大軍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8月1日，大軍開至大同。
也先見明軍勢大，逐收攏軍隊後撤，一方面靜觀其變，另一方面則意圖將明軍誘入草原，從而發揮自己騎兵優勢。鎮守太監郭敬在向朝廷上奏也先已經後撤的消息後，大部分文臣武將意圖勸說明英宗返回，畢竟邊關之圍算是解了。而王振則不同意，他認為也先撤退是由於畏懼朝廷軍隊，於是堅持繼續北進。
王振接連犯錯，明軍慘遭大敗
明朝大軍於是繼續前行，先頭部隊於是和也先交戰，以步兵為主、久疏戰陣的明朝軍隊如何是也先精銳騎兵的對手，隨即遭遇大敗。
王振在聽到前線戰敗後，隨即犯了第二個錯誤，連忙指揮軍隊後撤。其實此時的明朝軍隊足有也先10倍之多（也先大約2萬5千人），前線雖敗，但面對如此龐大的軍隊，也先其實也是比較擔憂的，小敗之後如果能穩住陣腳，也先在摸不透虛實的情況下其實也不敢有大動作，但王振偏偏就後撤了，這反而給了也先信心。
王振命令以三萬騎兵殿後，明軍開始後撤，而也先由於對戰勝十倍之敵沒有信心，卻又不願意放過這塊肥肉，於是遠遠的綴在明軍之後。
接下來，王振犯了第三個錯誤，屢次改變行軍路線。在逐漸遠離前線之後，王振卻突發奇想，請求英宗在退兵之時經過其家鄉蔚州“駕幸其第”，也來個“衣錦還鄉”。於是朝廷大軍沒有按照原路返回，繼續過宣府從居庸關入關，而是選擇向南過蔚州從紫荊關入關。（如下圖）
在向南走了一段之後，王振又怕大軍路過損壞他家的田園莊稼，因此又率領大軍北返原路返回，就因為這段繞行，導致士兵疲憊不堪。在到達宣府之後，瓦剌大軍追了上來，與明軍殿後的3萬騎兵交戰，明軍3萬騎兵被“殺掠殆盡”，再次遭遇大敗的明軍開始狼狽向居庸關撤退。
8月13日，大軍逃至土木堡，而全是騎兵的瓦剌軍就尾隨在明軍之後，同樣來到了土木堡。緊接著王振又犯了第四個錯誤，命令大軍在土木堡修整。當時兵部尚書鄺埜表示也先騎兵行軍速度極快，土木堡雖然地勢較高，但無泉缺水，不利於大軍駐紮，建議大軍加緊行軍，儘快返回居庸關，進入關內後再做修整。但王振見明軍已經疲憊不堪，自己也累得快散架了，加之此地距離居庸關已經不遠，於是予以了拒絕，令大軍在土木堡修整。
也先見明軍停步不前，於是派軍隊佔據了土木堡之南十五里處的河流，斷絕了明軍用水，飢渴難耐的明軍挖井兩丈仍無用水，派兵前去取水卻被瓦剌軍所阻，大軍只好忍飢挨餓稍作休整。
次日，瓦剌軍隊包圍土木堡，也先遣使詐和，並主動撤離，以麻痺明軍。明英宗未做懷疑，遣曹鼐起草詔書，與瓦剌議和。於是王振又犯了第五個錯誤，敵軍未遠走而令軍隊取水。王振在也先還未走遠的情況下，當即命令大軍移營取水，大軍移動之時，飢渴難耐的士兵隨即一哄而起奔向河邊，大軍隨即亂作一團。
眼看明軍自己亂了陣腳，瓦剌隨即嚮明軍發動進攻，明軍倉促迎戰之下遭遇潰敗。此一戰役，明軍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明英宗被俘，王振被英宗護衛將軍樊忠一怒之下用鐵錘砸死，文武官員亦死傷數十人，損失馬匹二十萬頭，衣甲器械輜重損失無數。
文臣武將死亡五十二人：太師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贏、駙馬都督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壎、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鄧慄、翰林院侍讀學士張益、通政司左通政龔全安、太常寺少卿黃養正、戴慶祖、王一居、太僕寺少卿劉容、尚寶少卿凌鑄、給事中包良佐、姚銑、鮑輝、中書舍人俞拱、潘澄、錢禺、監察御史張洪、黃裳、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郎中齊汪、馮學明，員外郎王健、程思溫、程式、逯端、主事俞鑑、張塘、鄭瑄，大理寺副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羅如墉、欽天監夏官正劉信、序班李恭、石玉等。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蕭維楨、禮部左侍郎楊善、文選郎中李賢等數人僥倖逃出。
此後，明廷雖然應對得當，並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但土木堡之變對於明廷造成的損失完全不可估量，而武將、功勳集團的斷層，對明朝中期的朝廷政局更是造成了惡劣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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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變發生在正統十四年（1449年），是年瓦剌犯邊，年僅23歲的明英宗朱祁鎮御駕親征，在土木堡（今河北張家口境內）遭遇瓦剌軍的突襲，造成二十萬明軍全軍覆沒，明英宗朱祁鎮被俘，大名數十高階文官武將殞命，大明江山一時風雨飄搖的局面。
在土木堡之變發生之前，由於永樂大帝的勇武和“仁宣之治”文治，明朝的強盛達到了頂峰，對蒙古分化成的韃靼、瓦剌、和兀良哈三個部落都實力上都佔有著絕對優勢。到正統十四年，蒙古瓦剌部日益強大開始襲擾明朝邊境。年輕的明英宗朱祁鎮在掌權太監王振的慫恿下御駕親征，由於準備倉促，對敵人的認識不足，前鋒部隊打敗，在撤退的過程中又採用了拖沓、迂迴路線（一說是王振為了在家鄉父老面前顯擺）遭遇瓦剌騎兵突襲，明英宗被俘，二十萬大軍被砍殺殆盡。
這次戰役給鼎盛時期的大明帶來了巨大的打擊，不僅皇帝被俘，最精銳的作戰部隊三大營全軍覆沒。還造成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贏、駙馬都督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壎、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鉉、工部右侍郎王永和等文武大臣盡皆殞命。更致命的是對大明心理的創傷，當瓦剌逼近京城，明朝已是人心惶惶，甚至很多大臣建議放棄北京，遷都南京。若真如此，中華民族的北方屏障燕雲十六州會再次落入遊牧民族手裡，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再也無險可守，廣袤的北方大地會再次遭受異族荼毒。好在時任兵部侍郎的于謙臨危受命，力挽狂瀾，擁立奉命監國的朱祁鈺為帝，並打贏了北京保衛戰，使大明轉危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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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時期的土木之變也稱為土木堡之變、土木之禍，這一戰爭發生在公元1449年，也就是明朝英宗正統十四年，明英宗朱祁鎮北征瓦剌，兵敗之後被瓦剌所俘，然而，被俘之後的英宗在經歷了一些挫折之後又安然無恙的回到了大明，這一荒唐的鬧劇最後以戲劇性的形式完美結局。
明朝英宗正統十四年六月，瓦剌大軍在太師也先的率領下屢屢侵犯明朝領地，此時的明英宗在王振的慫恿下，不顧朝中大臣的勸阻，毅然決然地決定御駕親征，將年僅兩歲的皇子朱見深立為皇太子，令朱祁鈺留守都城，朱祁鈺也就是後來的明代宗。
軍政要務由王振一手掌握，行軍路線的屢屢變更，致使士兵疲憊不堪，王振不顧兵部尚書的建議，後勤不續退至土木堡時王振突然下令移營，飢渴難忍的軍士在六月天氣下，一哄而起，結果瓦剌太師也先趁機進攻，大明軍隊倉促之中應對也先的虎狼之師，以致兵敗，導致兵部尚書鄺野、戶部尚書王佐等六十六位大臣戰死。
此戰役中，明軍二十餘萬人死了三分之一，受傷者居半，這場戰爭給明朝的滅亡埋下了禍根，朝中能臣戰亡，宦官當權；軍隊損失慘重，讓大明元氣大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