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梧簫楠
今天來講講明朝軍隊的戰鬥力是如何走向沒落，直至最後，不堪一擊。
在明朝中晚期，士兵和武將地位低下是由於軍制造成的，這種軍制導致了明朝軍隊戰鬥力的急劇下降。
從初期的戰鬥力強悍到中末期的衰弱是有個過程的。
從明朝軍制的幾個特點說起。
明朝軍隊的兵力佈署――“居重馭輕”。
從軍制建設原則上，明朝繼承了唐、宋，有所發展，而更加集權，用的是“居重馭輕”的方式。就是中央最強，邊境次之，地方最弱。
唐初實行的是府兵制，在全國建立了六百多個折衝府，關中地區二百六十多個。全國府兵總共近60萬，長安周邊地區有26萬多， 佔全國三成以上。“舉天下之兵不敵關中，此居重馭輕之法也。”
宋朝也是這樣，20多萬禁軍，一半駐京師，一半分駐外地。“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
明朝也不例外，“居重馭輕，立國之至計”， 重兵佈於京師。
目的很明顯，就是要防止武將造反。
明棣遷都北京後，京師地區重兵雲集，有以下幾個部分：
1.京營。明軍主力，最精銳的部隊，分為五軍營、三千營、神機營三大營，有三四十萬人馬。
2.班軍。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官軍，春秋兩季輪班赴京上操，16萬人馬。
3.衛所。京畿內各府還有50多個衛所，約20多萬人。
當時全國內外衛所493個，每衛法定為5600人，推算全國總兵力共約275萬，京畿地區兵力共有70∼80萬，約佔全國總兵力的三成。
“遷都之後，京師置七十二衛所，約官軍不下三十餘萬；畿內置五十餘衛所，約官軍不下二十萬。以外言之，括諸邊之兵，不能過此；以腹裡言之，括諸省之兵，亦不能過此。聖慮神謀，超唐軼漢，其居重馭輕之圖，深哉邈矣，而不可加也。”
從軍力部署上看，京師軍隊集中，各地衛所分散；從裝備上看，京營武器優良，外地衛所鄙陋，火器集中裝備京營，一般衛所都不配置，只有部分邊軍中有一些，直到嘉靖以後，才給邊軍配置了佛朗機炮。
再以後，儘管形勢多次變化，但京畿軍事力量始終保持著相對優勢。
明朝晚期，京營軍額嚴重減耗，朝廷就抽調邊軍和募兵，仍然加強京師軍力，“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重馭輕之道”。
明代軍隊的權力分配――分權、制約。
在唐代，各地的折衝府受中央十二衛和東宮六率的轄制，負責府兵的徵召和訓練。遇戰事，朝廷命將，兵部出符，折衝府長官會同地方長官勘合無誤，方可調動兵員。“若四方有事，則命將出兵，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
到了宋代，樞密院掌管著“軍國機務、兵防、邊備、 戎馬之政令”，殿前司、侍衛步軍司、侍衛馬軍司“三衙”統軍。遇有戰事，朝廷命將統兵。戰後，將復朝命，兵歸本衙。
明朝對軍隊的分權和制約更加嚴苛細密。
明初，有大都督府節制諸軍。朱元璋後又設了五軍都督府，把大都督府改為中、左、右、前、後五軍，彼此平行，互不統屬，分領在京及在外各都司衛所，互相制約。
明朝搞的是衛所制。自京都至府縣，在軍事上重要的地方設衛，置衛指揮使統領，次要的地方設所，各級指揮官稱千戶、百戶。所下轄總旗，總旗下有小旗，“
大小聯比以成軍”。平時，各衛所官員統率本衛所士卒訓練、屯種、守城。府縣各衛歸各省都指揮使司管轄，各都指揮使司又分別歸統於五軍都督府，各都督府所轄在京各衛和在外各都司犬牙交錯， 互相牽制。
京營兵籍由五軍府掌握，而營操則由京營另委重臣提督管理。五軍府、京營、各都司、兵部互相制約。“凡軍制內外相維，武官不得輒下符徵發”。
五軍府有統兵權，無調兵權。調兵權由皇帝親掌。兵部有任免、升調、訓練之權，無統兵權。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統兵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而無出兵之令。
若有徵戰，兵部奉旨調兵，並秉承皇帝意旨，任命總兵將官，發給印信。戰事畢，總兵官回朝覆命，歸還印信，士兵迴歸原衛所。“得唐府兵遺意”。
在官員任命上，也實行分權和制約。“凡京營操練，統以文武大臣，皆科道官巡視之” 。調出作戰，由武臣統軍打仗， 另派文臣巡撫、總督、科道員監察。各邊防險要之處，“俱設鎮守太監、總兵官、巡撫都御史各一員，後又添設鎮守內官”。以文制武，互相牽制。
京營同親軍諸衛也是互相制約的關係。朱元璋設錦衣衛12衛，永樂時增加10衛，宣德時又增加4衛。親軍各衛不隸五軍府， 同京營互不統屬，互相制約。類似於漢代的南軍、北軍。“國家上直用衛士，操備有營軍，即古南北軍遺制。”
錦衣衛發展成為皇上直接統屬的特務機構，凌駕于軍政大臣及各衛之上，更體理分權制約的原則。
明朝軍隊的經濟來源――屯田養兵。
國家需要軍隊維護統治，然而養兵費用巨大，如果全靠賦稅，國家財政必然困難，農民負擔就會過重，這是個大問題。
軍隊屯田，自古就有。漢武帝屯田於西域，宣帝時趙充國在邊郡屯田，三國時期曹操屯田許下，這是個很好的解決辦法。
朱元璋效法漢武和曹操。明朝建立以前，就搞屯田，“且耕且戰”。
明朝建立，朱元璋強化軍屯，在各地衛所推行屯田，“吾京師養兵百萬，要令不費百姓一粒米”。
“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謐，邊境無虞，若使兵坐食於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
洪武初年，各衛所“
量留軍士守城， 餘悉令屯田”。永樂年間， 邊地衛所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衛所，二分守城，八分屯種。屯軍要向政府交納賦稅叫“屯田籽粒”，充為衛所官吏俸糧。“每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收貯屯倉，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
制定屯田賞罰律例“一歲軍士食米一十二石之外，人均餘十二石者，百戶賞百錠，千戶百一十錠，指揮百二十錠，都指揮百三十錠。均餘十一石以下至七石之五等，每等視前各遞減賞十錠。均餘六石者，都指揮、千百戶俱無賞罰。均餘五石者，百戶罰俸一月，千戶二十日，指揮十五日，都指揮十日。……均無餘者，百戶罰俸六月，千戶五月，指揮四月，都指揮三月。軍士食米人十二石之內，人均缺一石者，百戶罰俸七月，千戶六月，指揮五月，都指揮四月。均缺二石以上至六石之五等，每等視前各遞增一月。”
規定衛所官員不許侵暴士卒，不許私役軍人。還制定法規，軍士若有逃亡，則按逃亡人數處罰衛所官員。
明初，全國軍屯土地約90多萬頃，餉糧基本能夠達到自給自足，“一軍之田足贍一軍之用，衛所官吏俸糧皆取給焉”
永樂時，“屯田米常溢三分之一”，還能有大量餘糧。
屢遭重創，明軍走向衰落。
明初，明軍實力強大。洪武后期約180多萬正規軍，永樂年間曾經高達270多萬，軍事裝備也有很大提高，還建立了獨立的火器部隊——神機營。
在與其它起義軍割據勢力和北征的戰爭中，明軍都曾經顯示出強大的戰鬥力。但明朝北方邊患嚴重，先後有蒙古和建州女真的侵犯，東南沿海先後有倭寇和西方殖民者的擄掠，四方不安。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此起彼伏。
明初朱元璋濫殺，軍中勢力遭到重創，軍人地位急劇下降。而後朱棣北征，精兵強將折損嚴重。“土木堡之變”，明軍力量損失極其慘重，武將勢力從此一蹶不振，江河日下，漸趨衰弱。
明朝中期的軍事衰敗，主要是軍額耗減和戰鬥力下降。
軍額嚴重不足。
土木之敗後，京營主力幾經變化，兵額漸少。“國初京營勁兵，不減七八十萬，元戎宿將常不乏人。自三大營變而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兩官廳，雖浸不如初，然額軍尚足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積馳，見籍止十四萬餘，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支糧則有，調遣則無。比敵騎深入，戰守俱稱無軍。 ”
嘉靖曾大力整頓京營，募兵、調邊軍入衛，以增加京師地區兵力，可到了隆慶、萬曆年間，京師兵實額就只剩下八九萬人。
崇禎十二年，京師危急，京營“按籍額軍十一萬有奇”，“半死者。餘冒伍，疲甚”。
京師的班軍，到了明仁宗時，“歲春秋番上，共十六萬人”。但常常“勢傢俬役，或供營繕，士卒畏役苦累，屢屢衍期不至”。到了嘉靖間僅餘4萬，崇禎時，減至2萬。連禁軍的親軍諸衛，也營伍空虛，甚至要臨時僱傭市兒行丐應付點卯，或者調撥京營充數。
內地衛所軍不足額的現象更是十分嚴重。成化間，京師以南“守城不過疲卒二三百人”，“間亦有空城者”。嘉靖時，潼關重隘守兵只有數名，“盜”入商洛，居然無軍可遣。
邊軍也不例外。明中後期邊患嚴重，設立了九個軍鎮，駐軍防守。然而，這些軍事重鎮的額軍也日益減少。
永樂年間，遼東額軍9萬多，隆慶時只有7.2萬。薊鎮，原額軍9萬多，嘉靖時僅剩5.7萬老弱，隆慶時不滿3萬。宣府， 國初額軍13.5萬，崇禎初年只有7.5萬。
“祖宗邊軍百萬，今存六十萬”，全國邊軍軍額減少了四成多。
沿海衛所也是如此，在嘉靖、隆慶年間軍數嚴重不足。嘉靖二十六年，“漳、泉巡檢司弓兵舊額二千五百人，僅有千人”。軍額減少一半以上。嘉靖三十三年，俞大猷任蘇松副總兵，所將卒不到三百人。
嘉靖四十二年，“國初福建馬步軍共四萬八千二百名”，“邇來衛所消耗，行伍空虛，計其所存，曾不能以半，較之額數，不知其所餘凡幾何矣”。
隆慶三年，“除錦衣衛及各護衛、儀衛司、藩牧所，在外通計額軍三百一拾三萬八千三百名，而武官之數不與焉。……今中外馬步官軍大約只有八十四萬五千有奇 ”，還不到原來的三成。
軍額不足，用兵就捉襟見肘。內地衛所空虛，為了鎮壓農民起義，就只好調用邊軍；邊防危急時又調動京營赴邊；京師兵力不足時，再調邊軍入衛；邊軍內調，邊防空虛，邊鎮頻頻告急，只得調客兵、募土兵。拆東牆，補西牆，顧此失彼，一籌莫展。
軍額大量不足，是什麼原因呢？
主要原因是屯制敗壞。
明朝搞的是軍戶制度，身份世襲。軍丁逃走或死絕，政府就會派人到軍丁原籍“勾補”，制度嚴格。軍士死亡只是其次，關鍵是大批逃亡。
屯政敗壞導致了軍士的逃亡。
明初規定，一軍授田50畝，但年長日久，屯軍傳宗接代，子孫繁衍，屯軍田數就遠遠不足了，生產不敷食用。更重要的原因是皇族、勳貴和軍官大量侵佔屯田。
宣德五年，天津右衛指揮呂升奪佔官軍屯田1090畝送給郭玹。都督袁寧鎮守雲南時，私佔官軍屯田1000餘畝，私役軍士耕種。
萬曆時，畿輔一帶9600餘頃軍屯田被成國公朱允禎等霸佔。
崇禎年間，孫傳庭查出，西安四衛舊有屯軍24000人，田2萬餘頃，但後來“田歸豪右，軍盡虛籍”。
這種事情簡直不勝枚舉。
皇族、勳貴和軍官所佔田地大多是膏腴之地。邊地多戰，田地荒棄，風沙侵蝕，屯田數更是逐年減少。
萬曆時，屯田數比洪武時減少“二十四萬九千餘頃”，“軍屯駸駸化為烏有矣”。
無田可種，屯軍士兵只好另覓生路。貧軍逃亡，富者買官，外出經商和從事手工業生產，或放回原籍，歲交常例。
還有一種“買閒”的情況，每名軍士月給將官納200餘錢， 即可不操不點，去幹其他營生。馬匹也可以“買閒”，每匹馬每月納300餘錢，就可以被拉去搞運輸贏利。而將官為了吞沒士兵餉糧，也故意縱放士卒逃離。
凡此種種，使軍營“半屬空虛”，軍籍上有名，實際上無兵。
屯政敗壞，軍士逃亡，軍額減少，屯田收入自然也就銳減，國家養兵費用就大增，財政就更加困難，軍隊更加缺餉。軍餉不足，促使軍士更是大批逃亡，這就造成了一個死循環。
“令軍自養而無京運也，至永樂十年，遼鎮歲收屯糧七十一萬六千一百餘石，以養該鎮官兵九萬餘，京運亦只一萬石而已。……隆慶初，歲收只二十七萬石”，減少了幾乎六成以上。各邊屯田的收入遠遠不足以充為軍餉， 朝廷只好需每年向各邊鎮撥發“年例”。
“諸邊年例二百八十萬外，新增二百四十五萬有奇，修邊振濟諸役又八百餘萬”。
軍額耗減還有一個原因。
軍士被佔役的現象十分嚴重。
明朝軍士地位極其低下，各個衙門、各級官員、軍隊將校，都可隨意役使軍士。公役、私役繁多辛苦，難以承受，引起軍士逃亡。
洪熙時，山西天城衛鎮守都指揮僉事魏清，私佔官軍屯田2頃， 私役軍士50餘人。
景泰間，內官弓勝住在獨石，卻遠到雲州置立莊田，平時不視理邊關正事，只顧讓將官給他調撥軍士管莊種田。各級官員、各個衙門役使軍士蓋房治第、營繕運輸，習以為常，多者役佔幾千人，少者幾百。
弘治時期，京衛軍士，被內府各衙門佔去數萬人服役。江南之兵，則大半被抽去運糧。
嘉靖修建兩宮、七陵，役使京軍達7萬。
崇禎初年，通州額兵一半竟撥給巡邏倉、廠及各衙門聽差。
軍士被營官佔役，還算軍中有人，但撥到各衙門服役的，則一去不返，再也弄不回來了。
至於班軍，赴京後大量用於工役。弘治十七年，大學士李東陽上疏曰：“京城修造，前後相仍，做工軍士，累力賠錢，每遇班操，寧死不赴。 ”
嘉靖年間，各種工役佔用班軍46000人。 軍士被大量差去工役，後果就是畏苦逃亡。而被佔役的軍士也久脫無從核查，以至軍中無兵。
不僅軍額耗減，明軍的戰鬥力也下降得很快。
本來京營是戰鬥力最強的軍隊，但由於軍士大量用於工役，無暇訓練，軍紀日益松馳。“
多世胄紈絝，平時佔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犯邊，兵鋒直指京師。守衛北京的禁軍“僅四五萬，老弱半之，又半役內外提督大臣家不歸伍， 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
崇禎年間，他多次督促練兵，然而京營每日只能集合二三百人，折騰一陣，未到黃昏即解散。
崇禎末，農民起義軍逼近北京，京營幾萬老弱疲卒，“聞炮聲掩耳，馬未馳輒墜”，毫無戰鬥力可言。
戰馬、戰船也缺額嚴重。
軍隊的草場被皇族勳貴霸佔，管理混亂，馬死兵逃，京營和邊軍就經常缺乏戰馬。
嘉靖末年，陝西四鎮戰馬殘存不到一半。戰馬缺額，嚴重削弱騎兵的戰鬥力。
團營的馬匹在弘治時就僅有2萬餘匹，且老弱不堪用，平素缺少訓練，不聽指揮，亂七八糟。
明初沿海衛所戰船的配置是很齊全的，“每百戶設船一，每千戶所船十，每衛五所，共船五十”。
嘉靖間，大量減少，“浙、閩海防久隳，戰船、哨船十存一二”。
兵器裝備也是大問題。
官場腐敗，分管官員侵吞料價，造出的盔甲不合格，“中不掩心，下不遮臍，葉多不堅，袖長壓臂，全不合式”；“盔太重”；“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遠，披甲後，手不能舉，射只過數十步而止。刀尤短小，亦無鋒”。
這樣的軍隊還哪有什麼戰鬥力呢？
軍人被防範壓制，地位卑下。
1.事權不一，兵將分離。
明朝是封建專制主義高度集權的國家，皇帝直接掌握軍政大權，成為真正的獨裁者。
明朝吸取了唐朝藩鎮割據、宋朝的“黃袍加身”、元朝的君權旁落的教訓，在軍事制度上採取分權、制約的原則。消弭了武將對皇權的嚴重威脅，卻影響統一的軍事指揮權，造成多方插手，事權不一，削弱軍隊的應變能力。
“其在邊將之盛，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以為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多，威奪於位，慾望成功，難矣 ”
平時兵將分離，臨戰才委派將領擔任總兵官，統率從各地衛所調來的軍隊出征。兵不識將，將不識兵，互不瞭解，將領不知軍士之強弱，為兵者不明將領的號令，打起仗來指揮自然不能自如，兵將無法相互配合默契，充分發揮戰鬥力。
2.以文馭武
明朝為了防範武將，總兵官鎮守地方，朝廷另派文臣到當地巡撫，其職權、地位都在總兵官之上。有戰事，武將領兵打仗，文臣充總督指揮。這種以文抑武的措施，嚴重挫傷武臣的積極性，同時造成指揮上的混亂。
“以將用兵，而以文臣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略備邊，而日增置文官 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此極弊也。”
3.太監監軍
太監監軍，是明代獨有的弊政，嚴重限制和打擊了兵將的積極性。
太監監軍京營，開始於英宗朱祁鎮，“正統中添設提督坐營監槍太監 ”。
景帝景泰三年，京軍不僅有宦官的總節制，而且每三營就有一名宦官監軍。
平時派太監對京營軍隊層層監視。遇到戰爭，更是放心不下，要派宦官隨軍監軍。
宦官的任務就是監視總兵官的行動，隨時向皇帝密奏。總兵官如果不和監軍搞好關係，就會事事被掣肘，甚至被羅織罪名，告到皇帝那裡，輕者罷官，重者殺頭。反之，如果和監軍太監相處得好，依附勾結在一起，打勝仗固然可升官封爵，沒打仗也可謊報戰績，得到賞賜，甚至打了敗仗，可掩敗為勝，或開脫罪責。
不僅監軍，皇帝有時還委派宦官直接統率軍隊。
“今日弊政，莫甚於內臣典兵。……唐、宋季世始置監軍，而其國遂以不永。今九邊鎮守、監槍諸內臣，恃勢專恣，侵克百端。有警則擁精卒自衛，克敵則縱部下攘功。武弁籍以夤緣，憲司莫敢訐問。所攜家人頭目，率惡少無賴。吞噬爭攫，勢同狼虎，致三軍喪氣，百職灰心。”
成化年間，內臣有的在朝中擅權，有的在外監軍，互相勾結，沆瀣一氣，“
各邊將官，既有巡按，凡有奸宄，足以關防，今乃處處設立內臣，……徒使蠹壞兵政，殘虐軍民。將官之賢而知兵者，為其拘制，當進而不得進，當止而不得止，往往有喪敗之患；將官之庸愚幹貪者，則以賄賂相交，結成私黨，肆為奸惡，愈無忌憚。蓋鎮守將官，既賄鎮守內臣，而鎮守內臣，則常以良馬金玉，賄其在朝擅權之黨類，一有言將官之不職者，則皇上左右前後之人，誰不為其斡旋。”內臣監軍，不僅壓抑了武將的積極性，而且使政風更加敗壞，也敗壞軍風，導致將士離心，上下解體。
4.弊政難改
弊端大家都知道，卻始終不能革除，衰敗無法遏止。因為專制皇權最終是為了一姓江山之私利，害怕大權旁落，特別怕落入武將之手，危及皇帝的獨裁統治，寧可讓軍制上的弊端繼續存在下去，軍事衰敗繼續下去。“積輕積弱，重以隱佔、虛冒諸弊，至舉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戰守，而明遂亡矣”。
皇權專制――剝奪將權――將兵不協
皇族親貴侵利――屯制敗壞――士卒逃亡
以文制武――貪汙軍用――武備廢弛
太監監軍――將領位低――號令不行
明朝建國後，朱元璋曾說過“處太平毋忘戰”，開國之初，將領的威權亦較高，但皇權專制逐步加強，為了削弱武將的權勢，殺頭，奪權，對任用武將也實行分權、制約和重文輕武，嚴密監視和防範，使軍人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日漸卑微，備受壓抑，四面掣肘，為人所輕，將士們也嚴重缺乏積極性和主動性，武將懶散，士兵逃亡，軍事力量日益衰敗。
到了明朝後期，戚繼光、熊廷弼、袁崇煥、盧象升、孫傳庭這些手握重兵的人員也往往被猜忌和排擠，受到牽制、打壓和迫害，關鍵原因還是對掌兵者的疑忌。
到了明朝末期，大部分的明軍其實已經完全喪失戰鬥力了，不要說無力對付勇悍的八旗兵，甚至連扛著糞叉子、扁擔的農民軍也抵抗不了。
但這些明朝將兵，投降了清朝以後，卻突然爆發出令人瞠目的戰鬥力，幾乎攻無不克，大半個明朝江山都是他們打下來了，儼然成為清朝一統天下的主力。
極度的皇權專制思想，才是明朝軍事走向衰敗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