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30年代的東北作家群中，蕭紅和白朗是兩位著名的女性作家，她們相識於1933年的哈爾濱。年齡相近，性情相近，患難與共，同時走上文學創作之路，又相繼分別跟隨愛人流亡關內，投身抗日救亡事業。
蕭 紅
我的父親方未艾當年在哈爾濱《東三省商報》《國際協報》主編文藝副刊，與蕭紅、白朗是好友。蕭紅與白朗一生的坎坷遭遇，令他感嘆不已，經常給我們講述。
夜幕下共患難，同年步入報壇
1932年秋，哈爾濱接連下了幾場大雨，松花江發了多年未曾有過的大水。當時21歲的蕭紅（張乃瑩）和男友汪恩甲住在東興順旅館。男友藉故回家再沒有回來，蕭紅懷孕獨自一人，不僅斷了經濟來源，還欠了一筆宿費，被困在旅社裡。
當時在《國際協報》做助理編輯的蕭軍看到蕭紅寫給報社的求助信，去旅館看望過。東興順旅館位於哈爾濱道外十六道街，這天眼看洪水漫過第一層樓，到了第二層樓的地板，蕭紅趁機擺脫看守她的人，搭乘一條路過旅社載柴火的木船逃了出來。蕭紅無處可歸，按蕭軍留下的地址，找到位於正陽四道街的國際報社編輯老斐的家（當時蕭軍幫助老斐採訪和編稿，寄居在老斐家）。那些天正值老斐患病住院，家裡只有老斐的愛人。蕭紅就與老斐的愛人暫時擠住在一起。蕭紅沒住幾天就病倒了，蕭軍立即把她送到道里的市立醫院。出院後，他們再未回到老斐家，而是搬到道里公園對面一道街街口的歐羅巴旅社，在三層樓上一個小房間裡同居。
我的父親方未艾當時在《東三省商報》做副刊編輯，為祝賀朋友蕭軍和蕭紅的結合，把他們兩人寫的詩和文章，在報紙副刊《原野》上出了一期專刊作為紀念。蕭紅寫的《春曲》原詩是：“這邊樹葉綠了，那邊清溪唱著。姑娘啊! 春天到了。去年在北京，正是吃青杏的時候。今年我的命運呵，比青杏還酸!”在紀念專刊上只發表了前面的4句。秋天，蕭紅在市立第一醫院生下一個女孩兒，因產後身體極度虛弱，也無錢交醫藥費，只得將小孩兒留在醫院作了抵押。
這時，已經離開《東三省商報》到《國際協報》做副刊編輯的方未艾曾多次看望蕭軍和蕭紅。幾乎每次都看到蕭軍在忙著寫稿，蕭紅在低頭認真抄稿。蕭軍當時在哈爾濱文壇頗有名氣，蕭紅正是這個階段做他的助手，為後來取得的文學成就奠定了基礎。
蕭紅走上文學創作之路，起始於1933年新年前《國際協報》的一次“新年徵文”活動。當時，蕭軍和朋友都鼓勵蕭紅寫寫平日繪聲繪色講述的家鄉故事，蕭紅就動筆寫了一篇，經蕭軍把稿子送給方未艾，題目是《王阿嫂的死》，署名悄呤。蕭紅的處女作很快在《國際協報》副刊《國際公園》上發表，由此在哈爾濱報壇嶄露頭角！
這時，白朗（劉莉）也在哈爾濱，她雖然沒有公開發表文學作品，但在家裡協助身為地下黨員的愛人羅烽編輯刻印黨內地下刊物，收集、保存黨內文件和資料，是羅烽的革命助手。白朗正式走上哈爾濱報壇和文壇，是1933年4月《國際協報》在社會上公開招聘記者、編輯。
當報社招聘啟事發出後，每天都有人前來應聘。當時白朗20歲，是眾多應聘者之一。白朗的愛人羅烽是黨內同志，在呼蘭鐵路工作。中共滿洲省委委員金伯陽指示編輯方未艾，盡最大努力把白朗吸收到報社裡來。當時，《國際協報》總編輯王研石看好應聘的留日女青年關大為。她身材修美，儀態大方，著意聘為外勤記者。王研石認為白郎雖然文靜、機敏，但有些矜持，難於融入社會交際圈，當記者有些不太如意。為了爭取白朗進入報社編輯部，方未艾向王研石一再強調，白朗年輕，富有文學天賦，是一位很有造詣的青年，堅持要聘用她做自己的助理編輯。最後，經報社社長張復生面試，白朗和關大為都進入《國際協報》。
白朗聰明智慧，溫文爾雅，不僅是哈爾濱全市唯一的女編輯，也是當時東北的第一位女編輯。白朗到報社後，開始是負責協助方未艾編輯每日半版的文藝副刊《國際公園》。幾個月後，她就熟悉了所有編務工作，獨立負責編輯婦女、兒童、衛生三個週刊。白朗每日積極工作，由於工作出色，很快轉變了總編輯王研石對她的最初印象。
20世紀30年代的哈爾濱，有個被稱作“牽牛房”的地方，是位於十六道大街的一處房子。房主人馮詠秋愛好文學，院子裡種了很多牽牛花，花開起來很好看，當時人們就把這叫作“牽牛坊”。這裡是哈爾濱愛好文學青年經常聚會的地方。
中共地下黨員，著名詩人、劇作家金劍嘯，給蕭軍、蕭紅和白朗等幾人導戲。蕭軍在《居住二樓的人》劇中扮演傑姆，白朗扮演劇中的律師太太。當傑姆拿著手槍威脅律師太太時，蕭軍裝出非常兇狠的樣子，白朗卻沒有驚恐的表情，反而忍不住笑了出來，在場的人也都跟著笑起來。金劍嘯認真嚴肅地指導，只有他一人不笑。在《孃姨》劇中，蕭紅扮演一個生病的老婦，舒群扮演一個家庭主婦的丈夫。
蕭紅和白朗在哈爾濱的親密交往，始於《夜哨》寫稿階段。1933年8月6日，金劍嘯、羅烽等人通過陳華（蕭軍的朋友）在偽滿洲國“新京”（即現在的長春）《大同報》當副刊編輯的關係，在報上創辦了一個文藝副刊《夜哨》，每週一期。蕭軍負責在哈爾濱收集稿件轉寄給陳華，再經陳華編輯發表。副刊刊名是蕭紅起的，刊頭是金劍嘯畫的，刊頭圖案的上半部是茫茫的黑夜，中間是一片大地，底部是一道道鐵絲網，表達了黑夜中的崗哨這個含意。
白朗以弋白等筆名，在《夜哨》發表散文和小說。她的中篇小說《叛逆的兒子》連載了11期，蕭紅的作品刊載了13期。《夜哨》共出刊21期，因為發表的作品內容引起日本特務機關的反感，1933年12月24日被勒令停刊。蕭紅和白朗是其中發表作品最多的女作者。
一個出書被查封，一個愛人被逮捕，兩對夫婦相繼逃亡關內
日本人統治的白色恐怖籠罩著哈爾濱的大街小巷。1933年10月，蕭紅和蕭軍在朋友的資助下自費出版《跋涉》一書，初版只印了1000冊，剛上市就遭到日偽特務機關查封。
白朗1934年1月18日在《國際協報》創辦了《文藝》週刊，撰稿人幾乎都是在《夜哨》發稿的那些朋友。那時在報紙發稿沒有稿酬，白朗為了解決蕭紅和蕭軍的吃飯問題，經過報社社長同意，發給他們每人每月20塊“哈大洋”（當時東北地方當局發行的貨幣）。可謂患難之中見真情！
1934年3月，中共滿州省委遭到破壞，哈爾濱的政治形勢日益嚴峻，蕭軍名字上了日偽特務追輯的“黑名單”。當年6月12日，蕭紅跟隨蕭軍在朋友的幫助下逃亡到青島，之後又到上海投奔魯迅先生。
白朗的愛人羅烽因在哈爾濱被叛徒出賣被捕，被判為共產黨嫌疑犯。白朗一邊想方設法營救羅烽和照顧家中老人，一邊在報社堅持編輯副刊，在驚憂和勞累的雙重壓力下昏厥過去流了產。中共地下黨組織發動呼海鐵路的200多名職工捐款，重金賄賂日本領事館人員，羅烽終於被保釋出獄。1935年7月9日晚，白朗夫婦逃離了哈爾濱，輾轉到大連，乘船投奔在上海的蕭軍和蕭紅。
四個患難的年輕人擠在上海一間小房子裡
蕭紅和蕭軍1934年11月2日從青島乘船來到上海，在上海投寄到幾家報社的稿子，一篇都沒能發表。口袋裡的錢日漸枯竭，蕭紅為買稿紙當了一件舊毛衣得了7角錢。在幾乎斷炊的情況下，蕭紅和蕭軍於百般無奈中在11月13日給魯迅寫信，懇請幫忙找份臨時工作謀生，並想通過內山書店早點兒將抄好的《八月的鄉村》交到魯迅手裡。在信中，蕭軍向魯迅求借20元以解燃眉之急。
蕭紅和蕭軍得到魯迅先生的真誠幫助。蕭軍把原來的筆名三郎改為田軍，自費出版了《八月的鄉村》，蕭紅出版了《生死場》。魯迅分別為兩部作品寫了序。魯迅還利用自己在上海的關係，積極向出版社推薦他們的作品，蕭紅的作品陸續在上海的《生活知識》《中學生》《作家》《文學季刊》《中流》等多家雜誌上發表，成為文壇一顆閃亮的新星。
1935年7月15日，白朗和羅烽到達上海。他們投奔蕭紅和蕭軍，並寄居在他們極其簡陋的家中。四個年輕人擠在一間小房子裡，白朗和羅烽睡一張行軍床，蕭紅和蕭軍睡一張小床。9月中旬，白朗和羅烽搬到美華里亭子間，和後趕來的舒群住在一起。
白朗到上海後仍堅持寫作。1937年“八一三”抗戰，上海淪陷，黨安排左翼作家南撤。懷孕8個月的白朗和婆母去武漢投奔做郵差的舅舅。9月，蕭紅和蕭軍也從上海來到武漢，住在漢口小金龍巷。11月12日，白朗在舅舅家的危樓上生了大兒子傅英。
蕭紅在重慶分娩，姐妹倆難中重逢
1938年初，戰火逼近武漢。蕭紅和蕭軍、聶紺弩、端木蕻良等應李公樸之約，從漢口啟程去山西臨汾民族大學。隨後，白朗懷抱幼兒和婆母隨著擁擠的人群，溯江而上去了重慶，在江津白沙鎮找了一間房子住下。
1938年4月，蕭紅和蕭軍在西安宣佈分手後，蕭紅與端木蕻良返回武漢。在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中，端木蕻良留下肚子裡懷著蕭軍孩子的蕭紅，一人前往重慶。蕭紅隨後挺著孕身歷經磨難也來到重慶，端木蕻良卻連落腳的住所都沒有預備。9月中旬，已懷孕七八個月的蕭紅，無奈之下只好投奔安家在江津白沙鎮的白朗夫婦。
白朗收到蕭紅的電報後準時在白沙鎮碼頭等候。當客輪靠近碼頭時，她搶先登上船，雙手拉住蕭紅的手不放，一句話還沒有說出淚水就順著臉涔涔流下。她看到蕭紅凸起的肚子、憔悴的臉龐，心裡難受至極。
白朗的家在白沙鎮石壩街，需要先通過朝天嘴的77級石階才能到達。細心的白朗給行動不便的蕭紅在碼頭上租了一乘滑竿，自己跟著轎子在後面步行。過了石階又走過一條長長的斜坡，總算到了家門口。白朗扶著蕭紅一步一步走進家門，這對來自東北哈爾濱的患難姐妹，嘮起了在武漢分別後的情況。
原來，蕭紅和蕭軍1938年1月27日離開漢口後，2月6日才到達山西臨汾民族革命大學擔任文藝指導，意外地遇到西北戰地服務團團長丁玲。住了不多日子，由於日軍兵臨城下，人員開始四散。蕭紅願意與丁玲一起到西安，蕭軍則表示想到五臺去參加抗日遊擊隊，於是兩人爭吵起來。
蕭軍明確地提出：“我們還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吧，萬一我死不了—我想我不會死的—我們再見。那時候也還是樂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遠地分開……”婚姻的決裂在兩人之間首次公開。蕭紅離開臨汾時，沒有帶走蕭軍任何東西。1938年4月，蕭軍來到西安，已與端木蕻良同居的蕭紅對蕭軍說：“三郎，我們永遠分開罷！”“好。”蕭軍平靜地回答。這對相處6年的患難夫婦就此永遠“訣別”了！
白朗一邊聽蕭紅訴說，一邊流淚，她最知道蕭紅和蕭軍的感情了。白朗和蕭紅的相識，是在二蕭初戀的時候。那時，蕭紅和蕭軍住在歐羅巴旅館啃著乾麵包，每天是那樣的開心愉快，不管是酷暑或寒冬，他們流著汗或是搓著凍僵的手……然而，這一切都成了過去。
蕭紅的預產期是在11月，她在待產的近兩個月時間裡，除了在白朗陪伴下到街上買點兒水果或日用品，其餘時間就是專心寫作。10月中旬，蕭紅完成了4000餘字的小說《孩子的講演》。寫的是蕭紅半年前在西北戰地服務團時，有個小孩兒被人請上臺作“即席講演”，小孩兒竟誤把聽眾對他不成熟但愛國的話發出的歡呼當作嘲笑。蕭紅以主人公小王根獨特的心理活動，展現當時慷慨的抗日鬥志，可謂別開生面，令人稱奇！
10月31日，蕭紅完成了6000餘字的小說《朦朧的期待》。這部小說塑造的女傭形象，代表著在戰爭中逐步覺醒的新人典型，也是從日常視角來反映重大的抗戰主題。
白朗看到蕭紅整天埋頭寫作，勸她多注意身體，但蕭紅仍是寫作不已。每當一篇文稿告一段落，蕭紅便與白朗到街上逛一逛，散散心，兩人像親姐妹一樣令周圍人羨慕。
11月下旬，蕭紅被白朗送進了黃泥嘴街一家由日本女人開設的產科診所，生下一個白白胖胖的男嬰，這是她與蕭軍唯一的孩子！孩子有張圓圓的臉，和蕭軍一模一樣。白朗精心守護，送湯送水照料著蕭紅母子。產後的第4天早上，蕭紅對白朗說牙疼要吃止痛片，白朗回家取德國拜爾產的“加當片”，再去醫院時發現蕭紅身邊的嬰兒沒有了。她驚奇地問：“孩子呢？”蕭紅平靜地說：“昨晚突然抽風死了！”白朗不相信，認為蕭紅把孩子送人了，就說：“孩子昨天還好好的，怎麼說死就死了呢？我去找回來！”蕭紅說：“死就死了吧，省得拖累人！”
白朗是個十分心細和懂事的女人，她知道蕭紅內心一定十分痛苦和矛盾。蕭軍已經離蕭紅而去，蕭紅和端木蕻良連個固定住處都沒有，再帶個嗷嗷待哺的嬰兒……可是，天下哪有不心愛自己孩子的母親！白朗看著表面強裝平靜的蕭紅，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心裡在不停地流血！
日子一天天過去，蕭紅脾氣有時變得易暴易怒，有幾次為了一點兒小事，竟反常地對白朗發起脾氣，直到理智恢復才慢慢沉默下來。白朗心想，也許她的新生活並不美滿，蕭軍的離開是她一生無可醫治的創痛！
12月初，蕭紅要坐船去重慶的北碚，和白朗一起來到白沙鎮的朝天嘴碼頭。蕭紅來的時候一身輕裝，走的時候雖然沒有了大肚子，但也沒帶任何禦寒的衣物。涼颼颼的江風吹在身上，令人瑟瑟發抖。細心的白朗怕產後不久的蕭紅受寒，就把自己穿了多年的一件毛皮外套脫下來給蕭紅穿上。
當兩人最後握別時，蕭紅悽然地對白朗說：“莉，我願你永久幸福。”白朗說：“我也願你永久幸福。”“我嗎？”蕭紅疑問著，接著是一聲苦笑，“我會幸福嗎？莉，未來的遠景已經擺在我的面前了，我將孤寂憂悒以終此生！”
1939年，白朗收到住在九龍的蕭紅來信，信中說：“不知為什麼，莉，我的心情永久是這樣的抑鬱。在這裡我沒有交往，因為沒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因此，常常使我想到你，莉，我將盡可能在冬天回去。”冬天，她沒有回來，白朗也就離開了重慶。1942年1月22日，一代才女蕭紅病逝於香港，享年31歲。
這時，白朗和羅烽已經到了延安，她得知好友蕭紅不幸病世，悲痛萬分。白朗在《文藝月報》上發表《遙祭—紀念知友蕭紅》一文，傷感地說：“幾年來，大家都在到處流亡，我和紅也還能到處相遇。每次看到她，在我們的促膝密語中，我總感覺到她內心的憂鬱逐漸深沉了。好像有一個不幸的未來在那裡等著她……”
抗戰勝利後，白朗從延安來到東北。1952年2月，隨巴金任團長的“中國作家代表團”赴朝鮮進行戰地採訪。9月，周恩來總理指名要白朗陪同費爾頓夫人再度赴朝鮮訪問。入冬，白朗以中國婦女代表身份，出席了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1953年五六月，她又隨全國婦聯領導去哥本哈根出席世界和平大會，會後赴赫爾辛基參加了芬蘭國家婦女文化日活動。白朗先後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婦聯執委、全國文聯委員、文協理事。白朗的《對戰爭的莊嚴宣判》《金順、金喜》《向普天下的父母親控訴》等20餘篇特寫、散文、隨筆、通訊，發表於《東北日報》《東北文藝》《青年報》以及《蘇聯婦女》等報刊。
文革中，白朗心靈和肉體再次受到嚴重傷害。改革開放後，六卷本《白朗文集》陸續出版。1994年2月7日，白朗在北京因病與世長辭，享年8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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