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30年代的东北作家群中，萧红和白朗是两位著名的女性作家，她们相识于1933年的哈尔滨。年龄相近，性情相近，患难与共，同时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又相继分别跟随爱人流亡关内，投身抗日救亡事业。
萧 红
我的父亲方未艾当年在哈尔滨《东三省商报》《国际协报》主编文艺副刊，与萧红、白朗是好友。萧红与白朗一生的坎坷遭遇，令他感叹不已，经常给我们讲述。
夜幕下共患难，同年步入报坛
1932年秋，哈尔滨接连下了几场大雨，松花江发了多年未曾有过的大水。当时21岁的萧红（张乃莹）和男友汪恩甲住在东兴顺旅馆。男友借故回家再没有回来，萧红怀孕独自一人，不仅断了经济来源，还欠了一笔宿费，被困在旅社里。
当时在《国际协报》做助理编辑的萧军看到萧红写给报社的求助信，去旅馆看望过。东兴顺旅馆位于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这天眼看洪水漫过第一层楼，到了第二层楼的地板，萧红趁机摆脱看守她的人，搭乘一条路过旅社载柴火的木船逃了出来。萧红无处可归，按萧军留下的地址，找到位于正阳四道街的国际报社编辑老斐的家（当时萧军帮助老斐采访和编稿，寄居在老斐家）。那些天正值老斐患病住院，家里只有老斐的爱人。萧红就与老斐的爱人暂时挤住在一起。萧红没住几天就病倒了，萧军立即把她送到道里的市立医院。出院后，他们再未回到老斐家，而是搬到道里公园对面一道街街口的欧罗巴旅社，在三层楼上一个小房间里同居。
我的父亲方未艾当时在《东三省商报》做副刊编辑，为祝贺朋友萧军和萧红的结合，把他们两人写的诗和文章，在报纸副刊《原野》上出了一期专刊作为纪念。萧红写的《春曲》原诗是：“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 春天到了。去年在北京，正是吃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呵，比青杏还酸!”在纪念专刊上只发表了前面的4句。秋天，萧红在市立第一医院生下一个女孩儿，因产后身体极度虚弱，也无钱交医药费，只得将小孩儿留在医院作了抵押。
这时，已经离开《东三省商报》到《国际协报》做副刊编辑的方未艾曾多次看望萧军和萧红。几乎每次都看到萧军在忙着写稿，萧红在低头认真抄稿。萧军当时在哈尔滨文坛颇有名气，萧红正是这个阶段做他的助手，为后来取得的文学成就奠定了基础。
萧红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起始于1933年新年前《国际协报》的一次“新年征文”活动。当时，萧军和朋友都鼓励萧红写写平日绘声绘色讲述的家乡故事，萧红就动笔写了一篇，经萧军把稿子送给方未艾，题目是《王阿嫂的死》，署名悄呤。萧红的处女作很快在《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上发表，由此在哈尔滨报坛崭露头角！
这时，白朗（刘莉）也在哈尔滨，她虽然没有公开发表文学作品，但在家里协助身为地下党员的爱人罗烽编辑刻印党内地下刊物，收集、保存党内文件和资料，是罗烽的革命助手。白朗正式走上哈尔滨报坛和文坛，是1933年4月《国际协报》在社会上公开招聘记者、编辑。
当报社招聘启事发出后，每天都有人前来应聘。当时白朗20岁，是众多应聘者之一。白朗的爱人罗烽是党内同志，在呼兰铁路工作。中共满洲省委委员金伯阳指示编辑方未艾，尽最大努力把白朗吸收到报社里来。当时，《国际协报》总编辑王研石看好应聘的留日女青年关大为。她身材修美，仪态大方，着意聘为外勤记者。王研石认为白郎虽然文静、机敏，但有些矜持，难于融入社会交际圈，当记者有些不太如意。为了争取白朗进入报社编辑部，方未艾向王研石一再强调，白朗年轻，富有文学天赋，是一位很有造诣的青年，坚持要聘用她做自己的助理编辑。最后，经报社社长张复生面试，白朗和关大为都进入《国际协报》。
白朗聪明智慧，温文尔雅，不仅是哈尔滨全市唯一的女编辑，也是当时东北的第一位女编辑。白朗到报社后，开始是负责协助方未艾编辑每日半版的文艺副刊《国际公园》。几个月后，她就熟悉了所有编务工作，独立负责编辑妇女、儿童、卫生三个周刊。白朗每日积极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很快转变了总编辑王研石对她的最初印象。
20世纪30年代的哈尔滨，有个被称作“牵牛房”的地方，是位于十六道大街的一处房子。房主人冯咏秋爱好文学，院子里种了很多牵牛花，花开起来很好看，当时人们就把这叫作“牵牛坊”。这里是哈尔滨爱好文学青年经常聚会的地方。
中共地下党员，著名诗人、剧作家金剑啸，给萧军、萧红和白朗等几人导戏。萧军在《居住二楼的人》剧中扮演杰姆，白朗扮演剧中的律师太太。当杰姆拿着手枪威胁律师太太时，萧军装出非常凶狠的样子，白朗却没有惊恐的表情，反而忍不住笑了出来，在场的人也都跟着笑起来。金剑啸认真严肃地指导，只有他一人不笑。在《娘姨》剧中，萧红扮演一个生病的老妇，舒群扮演一个家庭主妇的丈夫。
萧红和白朗在哈尔滨的亲密交往，始于《夜哨》写稿阶段。1933年8月6日，金剑啸、罗烽等人通过陈华（萧军的朋友）在伪满洲国“新京”（即现在的长春）《大同报》当副刊编辑的关系，在报上创办了一个文艺副刊《夜哨》，每周一期。萧军负责在哈尔滨收集稿件转寄给陈华，再经陈华编辑发表。副刊刊名是萧红起的，刊头是金剑啸画的，刊头图案的上半部是茫茫的黑夜，中间是一片大地，底部是一道道铁丝网，表达了黑夜中的岗哨这个含意。
白朗以弋白等笔名，在《夜哨》发表散文和小说。她的中篇小说《叛逆的儿子》连载了11期，萧红的作品刊载了13期。《夜哨》共出刊21期，因为发表的作品内容引起日本特务机关的反感，1933年12月24日被勒令停刊。萧红和白朗是其中发表作品最多的女作者。
一个出书被查封，一个爱人被逮捕，两对夫妇相继逃亡关内
日本人统治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哈尔滨的大街小巷。1933年10月，萧红和萧军在朋友的资助下自费出版《跋涉》一书，初版只印了1000册，刚上市就遭到日伪特务机关查封。
白朗1934年1月18日在《国际协报》创办了《文艺》周刊，撰稿人几乎都是在《夜哨》发稿的那些朋友。那时在报纸发稿没有稿酬，白朗为了解决萧红和萧军的吃饭问题，经过报社社长同意，发给他们每人每月20块“哈大洋”（当时东北地方当局发行的货币）。可谓患难之中见真情！
1934年3月，中共满州省委遭到破坏，哈尔滨的政治形势日益严峻，萧军名字上了日伪特务追辑的“黑名单”。当年6月12日，萧红跟随萧军在朋友的帮助下逃亡到青岛，之后又到上海投奔鲁迅先生。
白朗的爱人罗烽因在哈尔滨被叛徒出卖被捕，被判为共产党嫌疑犯。白朗一边想方设法营救罗烽和照顾家中老人，一边在报社坚持编辑副刊，在惊忧和劳累的双重压力下昏厥过去流了产。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呼海铁路的200多名职工捐款，重金贿赂日本领事馆人员，罗烽终于被保释出狱。1935年7月9日晚，白朗夫妇逃离了哈尔滨，辗转到大连，乘船投奔在上海的萧军和萧红。
四个患难的年轻人挤在上海一间小房子里
萧红和萧军1934年11月2日从青岛乘船来到上海，在上海投寄到几家报社的稿子，一篇都没能发表。口袋里的钱日渐枯竭，萧红为买稿纸当了一件旧毛衣得了7角钱。在几乎断炊的情况下，萧红和萧军于百般无奈中在11月13日给鲁迅写信，恳请帮忙找份临时工作谋生，并想通过内山书店早点儿将抄好的《八月的乡村》交到鲁迅手里。在信中，萧军向鲁迅求借20元以解燃眉之急。
萧红和萧军得到鲁迅先生的真诚帮助。萧军把原来的笔名三郎改为田军，自费出版了《八月的乡村》，萧红出版了《生死场》。鲁迅分别为两部作品写了序。鲁迅还利用自己在上海的关系，积极向出版社推荐他们的作品，萧红的作品陆续在上海的《生活知识》《中学生》《作家》《文学季刊》《中流》等多家杂志上发表，成为文坛一颗闪亮的新星。
1935年7月15日，白朗和罗烽到达上海。他们投奔萧红和萧军，并寄居在他们极其简陋的家中。四个年轻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白朗和罗烽睡一张行军床，萧红和萧军睡一张小床。9月中旬，白朗和罗烽搬到美华里亭子间，和后赶来的舒群住在一起。
白朗到上海后仍坚持写作。1937年“八一三”抗战，上海沦陷，党安排左翼作家南撤。怀孕8个月的白朗和婆母去武汉投奔做邮差的舅舅。9月，萧红和萧军也从上海来到武汉，住在汉口小金龙巷。11月12日，白朗在舅舅家的危楼上生了大儿子傅英。
萧红在重庆分娩，姐妹俩难中重逢
1938年初，战火逼近武汉。萧红和萧军、聂绀弩、端木蕻良等应李公朴之约，从汉口启程去山西临汾民族大学。随后，白朗怀抱幼儿和婆母随着拥挤的人群，溯江而上去了重庆，在江津白沙镇找了一间房子住下。
1938年4月，萧红和萧军在西安宣布分手后，萧红与端木蕻良返回武汉。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中，端木蕻良留下肚子里怀着萧军孩子的萧红，一人前往重庆。萧红随后挺着孕身历经磨难也来到重庆，端木蕻良却连落脚的住所都没有预备。9月中旬，已怀孕七八个月的萧红，无奈之下只好投奔安家在江津白沙镇的白朗夫妇。
白朗收到萧红的电报后准时在白沙镇码头等候。当客轮靠近码头时，她抢先登上船，双手拉住萧红的手不放，一句话还没有说出泪水就顺着脸涔涔流下。她看到萧红凸起的肚子、憔悴的脸庞，心里难受至极。
白朗的家在白沙镇石坝街，需要先通过朝天嘴的77级石阶才能到达。细心的白朗给行动不便的萧红在码头上租了一乘滑竿，自己跟着轿子在后面步行。过了石阶又走过一条长长的斜坡，总算到了家门口。白朗扶着萧红一步一步走进家门，这对来自东北哈尔滨的患难姐妹，唠起了在武汉分别后的情况。
原来，萧红和萧军1938年1月27日离开汉口后，2月6日才到达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担任文艺指导，意外地遇到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丁玲。住了不多日子，由于日军兵临城下，人员开始四散。萧红愿意与丁玲一起到西安，萧军则表示想到五台去参加抗日游击队，于是两人争吵起来。
萧军明确地提出：“我们还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吧，万一我死不了—我想我不会死的—我们再见。那时候也还是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地分开……”婚姻的决裂在两人之间首次公开。萧红离开临汾时，没有带走萧军任何东西。1938年4月，萧军来到西安，已与端木蕻良同居的萧红对萧军说：“三郎，我们永远分开罢！”“好。”萧军平静地回答。这对相处6年的患难夫妇就此永远“诀别”了！
白朗一边听萧红诉说，一边流泪，她最知道萧红和萧军的感情了。白朗和萧红的相识，是在二萧初恋的时候。那时，萧红和萧军住在欧罗巴旅馆啃着干面包，每天是那样的开心愉快，不管是酷暑或寒冬，他们流着汗或是搓着冻僵的手……然而，这一切都成了过去。
萧红的预产期是在11月，她在待产的近两个月时间里，除了在白朗陪伴下到街上买点儿水果或日用品，其余时间就是专心写作。10月中旬，萧红完成了4000余字的小说《孩子的讲演》。写的是萧红半年前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时，有个小孩儿被人请上台作“即席讲演”，小孩儿竟误把听众对他不成熟但爱国的话发出的欢呼当作嘲笑。萧红以主人公小王根独特的心理活动，展现当时慷慨的抗日斗志，可谓别开生面，令人称奇！
10月31日，萧红完成了6000余字的小说《朦胧的期待》。这部小说塑造的女佣形象，代表着在战争中逐步觉醒的新人典型，也是从日常视角来反映重大的抗战主题。
白朗看到萧红整天埋头写作，劝她多注意身体，但萧红仍是写作不已。每当一篇文稿告一段落，萧红便与白朗到街上逛一逛，散散心，两人像亲姐妹一样令周围人羡慕。
11月下旬，萧红被白朗送进了黄泥嘴街一家由日本女人开设的产科诊所，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这是她与萧军唯一的孩子！孩子有张圆圆的脸，和萧军一模一样。白朗精心守护，送汤送水照料着萧红母子。产后的第4天早上，萧红对白朗说牙疼要吃止痛片，白朗回家取德国拜尔产的“加当片”，再去医院时发现萧红身边的婴儿没有了。她惊奇地问：“孩子呢？”萧红平静地说：“昨晚突然抽风死了！”白朗不相信，认为萧红把孩子送人了，就说：“孩子昨天还好好的，怎么说死就死了呢？我去找回来！”萧红说：“死就死了吧，省得拖累人！”
白朗是个十分心细和懂事的女人，她知道萧红内心一定十分痛苦和矛盾。萧军已经离萧红而去，萧红和端木蕻良连个固定住处都没有，再带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可是，天下哪有不心爱自己孩子的母亲！白朗看着表面强装平静的萧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心里在不停地流血！
日子一天天过去，萧红脾气有时变得易暴易怒，有几次为了一点儿小事，竟反常地对白朗发起脾气，直到理智恢复才慢慢沉默下来。白朗心想，也许她的新生活并不美满，萧军的离开是她一生无可医治的创痛！
12月初，萧红要坐船去重庆的北碚，和白朗一起来到白沙镇的朝天嘴码头。萧红来的时候一身轻装，走的时候虽然没有了大肚子，但也没带任何御寒的衣物。凉飕飕的江风吹在身上，令人瑟瑟发抖。细心的白朗怕产后不久的萧红受寒，就把自己穿了多年的一件毛皮外套脱下来给萧红穿上。
当两人最后握别时，萧红凄然地对白朗说：“莉，我愿你永久幸福。”白朗说：“我也愿你永久幸福。”“我吗？”萧红疑问着，接着是一声苦笑，“我会幸福吗？莉，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寂忧悒以终此生！”
1939年，白朗收到住在九龙的萧红来信，信中说：“不知为什么，莉，我的心情永久是这样的抑郁。在这里我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因此，常常使我想到你，莉，我将尽可能在冬天回去。”冬天，她没有回来，白朗也就离开了重庆。1942年1月22日，一代才女萧红病逝于香港，享年31岁。
这时，白朗和罗烽已经到了延安，她得知好友萧红不幸病世，悲痛万分。白朗在《文艺月报》上发表《遥祭—纪念知友萧红》一文，伤感地说：“几年来，大家都在到处流亡，我和红也还能到处相遇。每次看到她，在我们的促膝密语中，我总感觉到她内心的忧郁逐渐深沉了。好像有一个不幸的未来在那里等着她……”
抗战胜利后，白朗从延安来到东北。1952年2月，随巴金任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朝鲜进行战地采访。9月，周恩来总理指名要白朗陪同费尔顿夫人再度赴朝鲜访问。入冬，白朗以中国妇女代表身份，出席了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1953年五六月，她又随全国妇联领导去哥本哈根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会后赴赫尔辛基参加了芬兰国家妇女文化日活动。白朗先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联执委、全国文联委员、文协理事。白朗的《对战争的庄严宣判》《金顺、金喜》《向普天下的父母亲控诉》等20余篇特写、散文、随笔、通讯，发表于《东北日报》《东北文艺》《青年报》以及《苏联妇女》等报刊。
文革中，白朗心灵和肉体再次受到严重伤害。改革开放后，六卷本《白朗文集》陆续出版。1994年2月7日，白朗在北京因病与世长辞，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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