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罕見的辛未水災
董文虎
1931年為農曆辛未年,江準發生大水,這次大水又被稱為“1931年中國水災”,當年我國幾條主要河流如長江、珠江、黃河、淮河等都發生特大洪水。受災範圍,南到珠江流域,北至長城關外,東起江蘇北部,西至四川盆地。這次水災被廣泛認為是有記錄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自然災害。《中國近代十大災荒》記載:“6月到8月,以江淮地區為中心,發生了百年罕見的全國性大水災……大約有40餘萬人葬身濁流。”這一年的中國水災之嚴重,尤以蘇北裡下河地區為最。
1931年蘇北特大洪水
1931年蘇北特大洪水。災後即景
1931年6、7月份,淮河流域連降3次大暴雨。第次暴雨在6月17日—23日,主要發生在淮河上游的溮河、竹竿河一帶,雨量在200毫米以上。第二次暴雨在7月3日—12日,發生在淮南山丘區及高郵湖一帶,雨量高達400毫米以上。第三次暴雨在7月18日-25日,仍發生在淮南山丘區及高郵湖一帶,雨量也都在300毫米以上。裡下河一帶,梅雨季節以及伏汛期間,連續暴雨50余天,6月份降雨量為2093毫米,7月份降雨量高達6075毫米。
揚、泰地區7月份降水總量佔全年的60%左右由於本地雨量大,淮水來量又多又急,加之長江高潮位的頂託,高郵湖、寶應湖水位迅猛上漲,7月28日,高郵御碼頭臺階的水,一天就上漲14級,水位漲近東堤堤頂,人坐在堤頂上可以洗腳,東堤危在且夕!由當時的江蘇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孫鴻哲提議、省政府會議決定,高郵御碼頭水位達一丈七尺三寸時,分兩次開車邏壩,先開半壩,如水位繼續上漲時再開另一半。其實,車邏壩是個分洪壩,要麼就全開,要麼就不開,是沒有開半壩、開全壩之分的,這位整天坐辦公室的官員根本不懂水利,卻在指揮抗洪!連當時國民黨監察院的調查報告中也曾寫道:“詳考《淮系年表》從無開半壩之說,且壩一經啟口,無論口之廣狹,不久必全部放水,開半壩實為事實所不許。”決議剛出,高郵縣長王龍則要立即開壩放水。而興化的縣長華振及商務團體的代表則親率裡下河5縣農民及婦孺數千人,吃住壩上,不許開壩,雙方互不相讓。
1931年蘇北特大洪水。街道上行舟
1931年蘇北特大洪水。人們只能在街道水中做買賣
8月1日,再降暴雨,水位繼續上漲8月2日凌晨2時,江蘇省建設廳水利局駐高郵辦事處接省政府電令立即開壩,並派警隊前往協助。裡下河5個縣的農民,見到警隊前來開壩,紛紛跳入運河,以死抵抗。當局又不得不答應緩開,並動員跳入水中的農民上岸。省建設廳水利局的人員努力與裡下河
相關各縣縣長、農民代表磋商,商定如今日水位再漲就開壩。下午3時,忽然西南風驟起,河水陡漲,運河堤防萬分危急,各縣水利局長、軍警、揚州駐軍也都前來協助開壩,終於在下午4時打開車邏壩。開壩後,裡下河5縣前來護壩人員無奈,只能揮淚回家。水位仍繼續上漲,省水利局局長茅以升電告省政府,要求再開南關、新壩。省政府又做了“南關、新壩若水勢繼續上漲,見危急時,准予續開壩”的決定。
8月4日下午,高郵至江都六閘一帶,西堤潰決26處。西堤決口,直逼運河東堤,接著,東堤漫水54處,南關壩壩頂過水,搶救無效,不開自潰,洪水奔瀉,百里聲聞,在很短的時間內,高郵、興化、泰州、東臺、鹽城等地下河地區,立即化為片汪洋,平地水深2-3米,死於洪水者不計其數。“潰堤時,高郵城門緊閉,身強力壯者登上城牆、爬上屋頂,老弱者當即沉入水中。僅擋軍樓一處,就撈屍2000多具。據當時統計,裡下河受淹耕地1330萬畝,倒塌房屋213萬間,350萬人受災,165萬人逃荒,死傷77萬人,直接被洪水淹死的就有193萬人,其他的人也都是因洪災而餓死病死的。洪水滯留長達近5個月之久,不僅秋收絕望,來年也無法耕種,十室九空,田園荒蕪。
這一年,泰州全境也陷於大災之中。“民國二十年(1931)……裡下河地區田廬盡沒,人畜漂溺無數。泰州城西倉、城北一帶,盡沒水中,舟泊往返無阻。全縣受災150萬畝,災民40萬人”。親歷1931年水災的泰州詞人周志陶在其《吳陵憶詞注》“辛未記水災”的註解中,做了這樣的記載:“農曆六月中旬,霪雨不斷,河水上漲。七月十三日,車邏南塘等壩崩潰,又降大雨,河水陡漲四尺。高、寶、興、泰、東等七邑皆被水淹。泰州城區東壩、西侖、城北、下壩、智堡、漁行也被水淹。下河各莊片汪洋。稻河、草河、西河的糧船,可泊入陸陳行的店堂。我家天井水深二尺。”地勢較高的泰州城如此,地勢偏低的興化農村就更為悲慘了。
興化市原水利局局長劉文鳳先生在其《水利史話》中記載:“……興化最高水位46米。興化城中心水深過膝。”“西劉莊60戶僅存15人;官莊百餘戶人家,悉被洪水沖走,樹梢上僅存5人。”“洪水過後,相伴而來的兩大災難:一是腐屍遍地蚊蠅紛起,高溫熱曬,瘟疫流行。二是糧盡草絕,遍野餓殍、路倒’,死亡人數不計其數。”“興南鄉1100多戶人家中,餓死的有2260多人,外出逃荒的6700多戶。”
另有他人記載,西鮑陸鴨子莊70多戶,房屋全被沖毀,有1戶7口之家,在洪水中四望無救,求生無路,用繩子把一家人扣在一起,舉家成為水澤冤魂。逃難者丟子棄女,死於途中的競無人收殮。泰州城裡,近半年才退盡了洪水;而裡下河絕大部分農田,直到第二年春天才退盡積水。發時姜堰《水利志》也作了因西水下注,全縣百分之九十田被淹沒,淹死2500多人,為明清六七百年未有的大水災”之記載。
在這次裡下河的抗洪救災中,有一位在泰州傳教20年的美國傳教士托馬斯·漢斯伯格( ThomasHarnsberger,中文名何伯葵)很值得一提。1912年,他受美國南長老會委派至泰州傳教。1931年洪災發生時,何伯葵全家在泰州,其時,他的兩個兒子哈契和吉姆,一個7歲,一個9歲,對那場災難記憶猶新。他們回憶:“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颱風颳了好幾天,狂風在膨脹的河流和運河上掀起了海洋般的浪濤。洶湧的浪濤沖垮了大堤,洪水淹沒了我的家鄉—泰州農村。我們有時爬到城牆上去玩,看到泰州城就像一座孤島,周圍是一望無際的大水,黃褐色的一片。除泰州城外,周邊幾成澤國。大批災民湧向泰州,何伯葵積極參與救災工作,安置救助難民,發放救災物品。他騰出校舍收容災民,教會學校成了災民的避難所。
當時,不少國家都有救災物資發到泰州,由他經辦救災。還有一些組織派員到泰州視察,何伯葵都熱情接待。他從來自興化等地災民的口中瞭解到,如果高郵的決口在來年春雨之前得不到修復,整個裡下河不僅無法耕種,而且會再次引發災難。於是他就乘船到高郵進行實地考察。在現場,他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隨後,他將調查的結果寫成書面材料,親自到上海向華洋義賑會秘書長威廉姆·紹特請求捐助重建大堤。他的請求得到了華洋義賑會的認可。華洋義賑會立即撥銀元40萬,並委派何伯葵為災後復建總監,與中國的一位資深水利工程師王叔相一起負責運河堤防6個決口的修復工程。
1932年2月,何伯葵帶著全家,將船開到高郵,專門負責工程的資金管理和質量督查。雖不時遭到兵匪的千擾和疫病的威脅,但他的一家與中國的工程師、民工們始終生活在一起,整整達7個月。他所監管的工程,不僅質量好,還節省了資金。何伯葵獲得了中外賑災委員會的獎章。
何伯葵在1932年6月的信中寫道:“當工程結束時,我們預計可歸還幾萬元捐款給義賑會,王先生在和我計算實際花費。但可以確定的是,我們用最低的花費,完成了大運河上最好的工程。”“老實說,如果這些錢要是在別人的手上,特別是那些(民國)政府人員手上,至少要花50萬元(預算為40萬),甚至更多。”
為了獎勵何伯葵的貢獻,上海華洋義賑會授予他枚獎牌。何伯葵在感謝信中表示:“我總把高郵大堤重建工程看成我做得最好的賑災工作,賑災工作是我在過去20年的經歷中最榮幸的事。”
後來,因中日戰爭和美國國內經濟蕭條的緣故,1939年何伯葵離開中國。離開時,他的兒子哈契8歲,已經有了一些記憶。70多年後哈契不顧年邁體衰,致力於尋找父親的足跡,收集了不少資料。
哈契2005年辭世後,其子、何伯葵的孫子史蒂夫更加執著,為了紀念蘇北裡下河地區因洪災殞命的數萬民眾,紀念為修復大運河河堤作出貢獻的先人,他與高郵市政府達成一致意見,決定建設一座水鑑館。館址定在文遊臺西側四合院內,將1931年特大洪災與大運河河堤修復作為該館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用展覽的形式表現裡下河人民的治水歷史,向世人介紹當年為修復大運河河堤作出貢獻的先人們。2005年12月30日,水鑑館建成並在該館館前舉行了隆重的開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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