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深夜，崔永元老師發了一條微博：“我家鏟屎官特別煩壞人，因為他採訪過許多好人，這就是個好人。”小崔說的這個好人是誰呢？
他就是丁大衛。
丁大衛，出生在美國克里弗蘭市一個富裕家庭，兄弟4人，除他之外，都在美國有很好的工作。丁大衛在美國威廉瑪莉大學讀三年級時，到北京大學做了一年的留學生。回國後，他拿到了古典文學碩士學位，他愛好廣泛，包括體育運動、音樂、文學、教育。這期間，他發現自己更喜歡做老師。根據他的瞭解，中國的基礎教育還很薄弱，需要更多的教育人才來這裡助學。他認為，留在美國或是發達國家，他做的事只能算是錦上添花，中國的教育尤其是西部教育需要他，他就來了。
1994年，這個美國青年丁大衛來到中國，先到珠海一所小學當英語老師鍛鍊自己。這個美國人因為做人和教學深得師生喜歡，後來居然當上了校長。大概是1998年年底，想到中國西部看一看的丁大衛到了甘肅蘭州。他到西北民族學院應聘當大學教師。2002年應聘聘期到後，他全職去甘肅省東鄉族自治縣做當了一名小學教師，做基礎教育義務助學工作至今。
東鄉縣位於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是中國唯一以東鄉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自治縣。東鄉族人講東鄉語，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但 無東鄉語文字。根據2000年中國人口普查數據，在所有55個少數民族中間，東鄉族未曾接受教育人口比較多。
這期間，他幫助當地出版了東鄉語和普通話雙語字典。他籌款在縣裡建起11所學校，幫助各地通水通電，並組織當地教師到北京和珠海等地名校接受培訓。”1999年，他獲甘肅省政府頒發給有特別貢獻外國人員的獎項“敦煌獎”。
一名普通的外籍支教教師從94年至今，他在中國支教已經24年，從來時的一個26歲的熱血青年，到今天為東鄉縣教育做出了很大貢獻的50歲中年 。
他--中國最偉大最樸實的“外教”；他--走在中國最貧窮地區“最大腳”；他—最大的愛好：為人民服務；他--被人稱呼為“美國的活雷鋒”；他--採訪說的話讓全場“感動流淚”。
2000年5月14日的，他上過中央電視臺《實話實說》節目。
2006年接受鳳凰電視《魯豫有約》的訪談。
2008年他是《感動中國》節目推薦候選人。
他被上海電視臺評委”年度真情人物”。
我們來回顧一下崔永元老師當時採訪的的對話片段。
丁大衛不是一個能侃的人，機智的崔永元是這樣“套”丁大衛的。
“丁大衛，你去大學應聘的時候，是不是這樣說的：‘我曾是一名小學教師，積累了一些教學經驗，所以來你校應聘大學教師？’”
沒想到丁大衛這樣回答:“大概就是這樣的。”
大衛的話讓現場很多觀眾都會心地笑了。
更有意思的還在後頭。學校給大衛定的工資是每月1200元。大衛去問別人，1200元在蘭州是不是很高了？別人說，是算高了。於是，大衛主動找到學校，讓人把工資降到900元。學校一再堅持，大衛不讓，說：怎麼也不能超過1000元。最後，學校給他每月950元。
這段經歷本來很好笑，但是現場沒一個人笑。
崔永元問：“大衛，你每月工資夠用嗎？”
大衛說：“夠了，我每月的錢除了買些飯票，就用來買些郵票，給家裡打打電話，三四百元就夠了！”
觀眾中有不少人“哇”地一聲發出驚歎。
而真正讓我感動的還是以下一幕：別出心裁的編導在做這一期節目時，讓丁大衛帶來了他所有的家當.一隻還不及我們平常出門旅遊背的那麼大而“內容”豐富的帆布袋。
而讓我們怎麼也想不到的是，這便是一個美國青年在中國生存5年積累下的我們肉眼看得到的財富。
崔永元讓丁大衛向大家展示一下他的家當，大衛的臉紅了一下，打開了他的帆布袋，裡面的東西是這樣的：
1、一頂大衛家鄉足球隊的隊帽。他戴著向人展示時，我看見了他眼裡的驕傲。
2、一本相冊。裡面是他親人、朋友，還有他教過的學生的照片。
3、一個用精緻相框鑲好的一家人溫馨親暱的合影（大衛從包裡掏出時，相框面上的玻璃被壓碎了，大衛的臉上露出不易察覺的心痛的表情。不一會兒，節目組的人把一個趕著去買來的相框送給了大衛。中央臺這一看似平凡的舉動令我感動和歎服，它是那麼及時地體現了善解人意的內涵和我們對外國友人的尊重）。
4、兩套換洗的衣服，其中有一件軍裝上裝。那是大衛爸爸年輕時當兵穿過的，整整40年了。大衛向觀眾展示時，很有些驕傲地說：因為它漂亮啊！
5、一雙未洗的普通的運動鞋。那甚至不是一雙品牌球鞋，大衛將它拿出來的時候，說什麼也不讓崔永元碰一下，他說：“這鞋很臭的！”
6、幾件以飯盆、口杯、牙刷、剃鬚刀為陣容的生活必需品。
7、一面隨身帶著的鮮豔的五星紅旗。當美國青年丁大衛將一面中國國旗打開，向現場的觀眾展示時，偌大的演播廳裡鴉雀無聲，現場樂隊深情地奏響了《我的祖國》的旋律。
崔永元問大衛：你怎麼會時時將五星紅旗帶在身邊？
丁大衛說：我時時帶著它，就是為了提醒自己，我現在是在中國，我要多說美麗的中文，有人到我房間裡來，看著牆上掛著的五星紅旗，也會縮小我們之間的差距。再說，看到這面國旗，我就會告誡自己：你現在是一位中國教師，你要多為中國教書育人。丁大衛的普普通通的話，讓我從另一個角度認識了我們的國旗，也讓我的眼淚不聽話地掉下來。
當崔永元問丁大衛在中國感覺苦不苦時，丁大衛說，很好的，比如這次你們中央臺就讓我這樣一個平凡的人來做嘉賓，而且還讓我坐飛機，吃很好的飯菜。
我看見崔永元有些不好意思地臉紅了，他幽默地說：“我覺得你挺像我們中國的一個人？雷鋒！”
丁大衛想了想，說：“還真有點兒像。”
大夥兒“轟”地一聲善意地笑開了。
“只是，雷鋒挺平常的，他只是一個憑良心做事的人，這樣的人不應該只有一個，每個人都應該做得到的！”他認真地補充道。
沒有人再笑了，就連崔永元的臉上都顯出了小學生的表情。
丁大衛是這樣說自己的。
大衛1995年拿著簡歷走進西北民族學院的大門申請作外教時，在簡歷上個人愛好一欄工整地寫下了喜歡“為人民服務”的活動。
丁大衛在中國也看到一個許許多多美國人、中國人都追求的東西：掙更多的錢，開更好的車，住更大的房子，娶漂亮的老婆……。”
丁大衛最叩響人的心門的兩句話是：“我不想做專家、學者，我只是一個打工的，我願意來這裡服務。不要一說話就是錢，除了錢之外，真的一切都不需要了嗎？ ”
“每個人都應該問問自己的內心，這些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你的心踏實嗎？滿足嗎？平靜嗎？夜深人靜，睡不著的時候，你的靈魂，你的內心，是會和你說話的，會問你，你究竟為什麼而活？不要忽視這個，不要隨便吃一片安眠藥把這些念頭壓下去。”
他的朋友是這麼寫他的。
再次見他是在蘭州，他帶著我，熟門熟路地倒了兩趟公共汽車，來到汽車南站，我們要在這裡乘長途車到東鄉。站門口的一個司機見了他立刻跑過來，親熱地問“回呢嗎？”兩人商量了一會兒，丁大衛讓我跟著司機去買票，他不在站內上車。後來我才知道，按規定，外國人在站內買票要多加40元的保險，所以丁大衛每次都是和司機說好，給他留一個座位，他走出去一段路再上車，這樣就只要付10元的車費。
到了東鄉，條件更為艱苦。沒有暖氣、沒有電視、沒有洗衣機、沒有抽水馬桶，“他們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生活，我有什麼不行？”他說。
“也許有點怪怪的，但我就是這樣想的。”說這話時，我們已經來到丁大衛在東鄉的“家”裡。這是一間13平方米左右的平房，屋裡放著一張書桌、一臺電腦、一個三人沙發、兩個文件櫃和一張床。白天，這裡是福特基金會在東鄉贊助的雙語教學試驗項目的辦公室，到了晚上，就是丁大衛的“家”。
那是一張最普通的單人床，我問他這麼高的個子怎麼睡得下？他說已經習慣了，來中國10年，幾乎就沒有睡過足夠長的床，被子也短，身子蓋一床腿腳蓋一床。他笑著說這樣好，腳臭鼻子也聞不到。
來看看他的同事和學生是怎麼評價他的。
許多丁大衛的同事，丁大衛教過的學生，以及學生的家長在鏡頭前交替著出現，他們一一地說著丁大衛的可敬與可愛之處，有的人情到深處時，甚至淚盈於眶。一個大學女孩對著鏡頭說：“丁老師從來沒罵過我，但我真的好怕他啊，因為我怕看他因我而失望的樣子！”而最後我們看到的一個鏡頭是：丁老師教過的那所小學的孩子們，一個個爭著搶到鏡頭前流著淚喊：你回來教我們吧。
來看看記著採訪時的描述：
據採訪丁大衛的《真情實錄》編導介紹：經媒體傳播，社會上一些熱心人被其無私精神所感動，捐款不斷。他對每筆捐款不論多寡，都細細記錄在冊。有次，一位小朋友匯款捐1元，丁大衛花2角買個信封，8角買張郵票回信致謝，也記入賬本。“我得清楚每筆錢是怎麼花的，同時，也讓每個捐款人知道那個錢是怎麼花的。”大衛如是說，更是一絲不苟地踐行。從2000年至2008年，他密密麻麻記了6本賬簿，併為每本賬簿製作抄本備份。他用募集的善款，在東鄉縣“無校村”相繼新建11所學校。東鄉族原本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經大衛整理編撰，東鄉族語和漢語的雙語字典出版，而越來越多的東鄉孩子能說一口流利普通話了。
丁大衛被列“年度真情人物”候選名單，聯繫採訪他頗費周折。據當地教育局負責人稱，丁大衛雖身兼該局教育顧問且有辦公桌，但常年下鄉執教，鮮有坐班，手機不常開，通話短信預約。終於如約對話時，他卻婉辭采訪，理由簡單，莫要宣傳個人，教學也忙。費盡口舌、闡明目的，強調採訪拍攝是關注西部教育和傳遞互愛精神，他才勉強應諾，但前提是多宣傳東鄉。
“我是為東鄉的孩子們而來!”丁大衛告訴頒獎典禮主持人。他把自己理想融入了東鄉教育事業。那裡是全國惟一的以東鄉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自治縣，也是國家扶貧重點縣。據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信息，東鄉族是全國成人文盲率最高的民族，達82.63%。他在發表獲獎感言時，仍不失時機呼籲：讓我們“幫助東鄉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讓他們能夠有機會把握自己的未來。希望有更多的人支教東鄉!”最典型的響應者是從崇敬到相識、而終成其太太的美國人韓詩蝶，她放棄了西北民族學院教師一職，陪伴丈夫東鄉支教。
丁大衛生活清貧，近似“苦行僧”，但心志高遠。他莊重地表示：“我在中國南方教過書，還當過校長，又到西北民院當過老師，最後到的是東鄉，越走越偏遠。我只選擇需要我的地方，再過三四年，等東鄉的基礎教育有了起色，我會離開，但肯定還是在中國，我的一生都會獻給中國的教育事業。”
至今，他義無反顧地續寫著人生的“清單”：依然生活、工作在海拔2600米偏僻的東鄉，不改本色，心繫貧困山區的孩子們；依然默默地、興趣昂然地幹著喜愛的事兒；較真兒地在那裡，自找樂趣並且感染別人，超越平凡，追求生活的真諦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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