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隆昌公寓的入口不太起眼
隆昌公寓坐落在隆昌路362號，靠近平涼路，位於楊浦區東南部。
公寓的入口在一排沿街店鋪當中並不起眼。
但從黑漆漆的弄口走入，頓覺豁然開朗。
敞亮的天空被灰色的環形樓房合圍起來，大約有250戶人家居住其中。
隆昌公寓平面圖
從西面的臺階拾級而上。
立在外廊上，觀望對面人家把衣服放進洗衣機，或是就著水斗洗毛豆，又或是拾掇陽臺上的花花草草。
他們也朝生人這邊望望，好比是“你在樓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俯視底樓，孩子們穿過五顏六色、擠擠挨挨的晾衣架奔跑。
嬉鬧的聲音在巨大的天井裡迴盪，好比是透過迴音壁，家家戶戶都聽得到這不絕的迴響。
生活在這樣的空間裡，如同是坐擁一個相對封閉的小王國。
“問我倒是問對了。儂看我今年幾歲，我就住在此地有多少年了。”
家住三樓的老居民張海生笑呵呵地說。
張海生是這裡的老居民
他對這裡瞭如指掌，人頭又熟，人稱隆昌公寓的“活地圖”。
他介紹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隆昌公寓由英國人設計建造，原是公共租界的巡捕房。
至今，大樓的戶室編號仍沿用英國人的習慣。比如，底樓的編號為1室、2室、3室……二樓則為101、102、103……
解放初，從當時最高的和平飯店往東看，隆昌公寓是最高的建築。
英國人本打算建七層樓房，當建到五層的時候，日本人前來轟炸，樓頂被茅草覆蓋作為偽裝。
等到1945年抗日勝利，這棟建築的高度也就止步於五層。
這裡確實是容易成為目標的。
50年代“二六”大轟炸時，盧志強（化名）躺在床上看到高射機槍立在樓上，發出一串紅得發亮的炮彈。
“嘟嘟嘟嘟”，聲音響徹天際。
（注：1950年2月6日，國民黨對上海多個重要的電力、供水、機電等生產企業進行狂轟濫炸，稱為“二六”大轟炸。）
隆昌公寓曾是和平飯店以東最高的建築
隆昌路舊稱格蘭路，從前四周被菜園子和農田環繞。
解放前，英國人騎馬進進出出，底樓供印度“紅頭阿三”居住。
解放後，則成了居民的生活服務區。
靠南面曾有一家小賣部，足不出戶就可以購買柴米油鹽醬醋茶。
靠東是食堂和浴室。北面則是剃頭店。
南面曾經是拘留所。
張海生小時候在樓下踢球，不小心把玻璃窗戶踢壞，看到裡面穿著囚服的犯人正眼巴巴往外看。
“喏，不要做壞事體，不然就像伊拉一樣，沒自由。”父母曾這樣教育他。
那時，每每走進公寓，都要經過門衛的注目。
若是看到生面孔，會盤問你來找誰，必須登記姓名。
公寓從二層到五層，每個樓層都配有衛生間、洗衣間、倒桶間和烘衣間。
每個拐角都有特殊的垃圾通道，垃圾扔進去，直接通到下面，每天早上有專人清理。
西面建有電梯，解放後運行過一段時間。
之後以“反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名義徹底關閉，門被木板封起來。
如今年紀大的居民行動不便，都希望電梯能被重新利用。
這幢5層公寓裡住著幾百戶人家
解放後，居民剛搬入時，每兩戶人家共享兩室一廳。
裡面兩間9平方米的是大人的臥室，外間在白天相當於客廳，晚上則供小孩們睡覺。
“儂想象不到的，兩家人家五六個小孩有的，夜到（晚上）睏在廳裡，像小豬玀養在窟裡一樣。”70歲的盧志強說。
至文革初期，孩子們都陸續成年，住在一起難免不便。
政府響應居民需求，砌磚隔開，一戶房門變為兩戶。
隔開後的每戶人家大多是兩室戶，每間房間不足10平米。
原先兩家共用的儲藏室和廚房被拆除了。
每家每戶享有獨立煤氣，當時這在楊浦區首開先河。
“插隊回來，我到浦東上班。師傅叫我生煤爐、燒開水。阿拉從小用煤氣，沒燒過煤爐。”
“師傅一看：‘噶大的人，煤爐也生不來。’他不曉得我生在此地。現在回想起來蠻扎臺型的。”張海生說。
公寓內部的雙向樓梯
隆昌公寓特殊的構造，給居民帶來特有的娛樂消遣。
底樓是現成的足球場。
樓上寬敞的環形外廊是跑道，下雨天則架一根拖布，供小夥伴一起打乒乓。
“最開心的是啥，老早部隊週末到隔壁楊浦公安分局進修，在操場上放電影。”
“公寓5樓有個公共走廊可以通過去的。阿拉小人都‘嗡’到那裡去，看了交關電影。”
“《海軍上將烏沙科夫》，我到現在印象老深的，自己看彩色電影要3角錢呢。”盧志強回憶說。
生活在這自給自足的空間中，居民不免有優越感。
在住房條件緊張的年代，如果有小姑娘嫁到這裡，是會招來羨慕的。
二
今年10月的一個週末，150位解放後入住隆昌公寓的居民舉辦了一場“發小聚會”。
他們當中有的已經幾十年沒有相見了，互相辨認兒時的臉尚且費了一番功夫。
“你記得我小時候什麼樣（yāng，音“央”）子伐？”
“我記得你小時候老難看的，現在怎麼長得越來越漂亮了。”一位爺叔吹捧一位阿姨。
“你小時候老皮（pǐ，音“痞”）的，把我們家窗（chuǎng，音“闖”）戶都踢破掉。”
“你現在還皮伐？我看你現在文質彬彬的，像個老師（shǐ，音“使”）。”
一位爺叔對另一位爺叔揶揄道。
底樓的大天井是老住戶們兒時的足球場
乍一聽，他們說的話像是普通話，卻又有所不同，夾雜了一些方言口音。
張海生說，這種語言叫做“公房話”，又稱“山東普通話”。
老鄰居們規定，在飯桌上，每個人都必須說這種語言。
誰說了上海話，就是犯規，要罰款。
這種特殊的語言，在很大程度上使得隆昌公寓自成一個世界，也真真切切地印刻了這裡的歷史。
1949年，大批南下幹部解放上海。
他們被分配到公安系統工作，入住作為公安幹部宿舍的隆昌公寓。
大人們大都來自山東，以及河北、陝西、東北。
而他們的孩子在這樣的背景下，自發形成了一種帶北方口音的交流語言，一種普通話的變體。
從小學到中學的六七年間，他們只在公寓裡用這種語言溝通。
“我們這裡講上海話很晚很晚的。”盧志強說。
“回來就講，‘吃（cǐ，音“此”）飯吧？’‘你好吧？’‘你這個飯好吃伐？抖一點。’意思就是說給我吃一點。”
張海生從小生長在這種環境中。
文革時到黑龍江插隊，他發現自己比其他習慣說上海話的知青更具備語言優勢，時常在他們和當地老鄉之間充當翻譯。
隆昌公寓一角
文革後，知青陸續返滬，到了嫁娶的年齡。
為了更好的住房條件，一些老住戶搬出去，新住戶搬進來，公寓內的居民構成發生變化。
蘇北話、寧波話等方言混雜進來，“公房話”不再是這裡的通用語言。
2003年到2008年，張海生在居委工作，跟居民打交道很多。
他發現，對後來搬入隆昌公寓的居民而言，聽懂他們的“公房話”很容易，但自己學會說的卻很少。
不過有一回，他去三樓一家人家家訪，聽到這家媳婦的“公房話”講得很流利。
“我講‘我小辰光好像沒看到過儂，儂是在這裡出生伐？’她講，她是嫁進來的。‘倷這方言蠻稀奇的，我好跟倷這樣交流。’”
隆昌公寓的老住戶，現在已經很少有機會用“公房話”對話了。
他們仍然懷念這種語言，畢竟，它承載了一段記憶與情感。
三
盧志強覺得，小時候，隆昌公寓裡有一種相對淳樸的氛圍。
居民都是公安幹部家屬，爭吵鮮有發生。
如果小孩之間發生爭執，大人一般都數落自己的孩子，很少會爭得面紅耳赤。
盧志強家是江蘇人。
他們管北方人叫“侉子”，母親常去看北方人家怎麼揉麵粉、發酵做餅和饅頭。
而北方人管南方人叫“蠻子”，他們也學做南方的炒菜。
北方人自發習得上海人的衛生習慣。
他記得，一位刑偵隊隊長家裡的地板每個禮拜都刷得乾乾淨淨。
還有位老幹部，工作時制服穿得挺括整齊；退休後，身穿皮夾克，頭戴小圓禮帽。
“樣子很帥的，像個老偵探、老克勒一樣，很符合他的身份。”
“上海文化很有生命力，把他們都同化了。他們喜歡上海的文化。”他說。
在他眼中，隆昌公寓的變化既是北方人融入周邊文化的過程，也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側面。
南北文化在這裡融合
張海生回憶說，離開隆昌公寓去黑龍江插隊時，他尚未成年，覺得自己和許多鄰居小夥伴一樣，像“圈養”在公寓裡的小綿羊。
“阿拉條件比較好，衣食無憂。人相對老實本分，膽子比較小。”
他說，隆昌公寓的子弟都不擅長挑起事端。如果有人惹了糾紛，只好到外頭去拉人幫忙。
“老早人都歡喜扎臺型。儂認得人，我也認得人。儂認得楊浦區人，我認得閘北區人，弄得‘世界大戰’。”
外面人一般不敢進入隆昌公寓找麻煩。
而公寓的居民也不敢在馬路上鬧事，巴不得把外面人引進來，佔領“主場”。
如今，公寓的外廊擠滿了雜物。
幾十年過去了，公寓裡的居民不斷更新換代。
解放初搬進來的老居民，如今剩下至多四分之一。
其餘的新居民則是後來享受福利分房、置換房產搬進來的，以及本地和外來的租客。
人在改變，居住條件也不復從前。
由於住房面積緊張，各個樓層的生活服務區早已被改建成住所。
原本寬敞的外廊上，擠滿了各家各戶的灶臺、水斗、淋浴室和雜物。
如今外廊已不再寬敞
張海生印象中，幾戶人家在外廊上擺出桌椅並排吃飯的情景早已不復存在。
空間的拮据擠壓著人與人之間的和氣。
居民開始為了晾衣服、曬被子之類的小事發生口角，引得整層樓的目光齊刷刷望過來。
假使鄰居之間有衝突，張海生會挺身而出勸架。
“我是老土地哎，我講話跟其他人講話兩樣的，否則睬也不睬儂。”
儘管居住條件不盡如人意，他並不準備搬出去。
張海生的房間一角
“阿拉在居住方面是先甜後苦。”他說。“小辰光覺得蠻優越的，現在推扳（差）了。”
“因為經歷過老好的辰光，就登（住）下去吧，跟隆昌公寓共存亡。”
盧志強1980年結婚，搬到區裡分配的控江五村。
1988年，為了母親能就近照顧孫子，他們置換回隆昌公寓二樓，一住又是30年。
如今，他基本上足不出戶。
他覺得晚年住在隆昌公寓，好在不會孤單，一開門就見得到鄰居。
“喔唷，我好像手特別短，哪能衣裳晾出去收不回來了。”住在旁邊的阿姨跑來求助。
盧志強把自家的晾衣叉遞給她：“喏喏喏，拿過去。”
“關係好，就便當一點。”他解釋說。
夕陽西下，餘暉照在五層外廊上，如同是添了一層濾鏡。
盧志強在擁擠的外廊上佔據了一個位子，和許多阿姨爺叔一溜排開。
大家開始洗菜、燒飯，流水與炒菜的聲音此起彼伏。
天色漸暗，下班的居民們陸續風塵僕僕回到公寓，包圍他們的是這逐漸明亮起來的萬家燈火。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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