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洛先生的失踪

“《玩乐时间》（Play Time，1967）将永远是我的最后一部电影，因为它所呈现的真正与人有关。这里没有明星，没有任何特定的人是最重要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同等重要，你我一样重要。这是喜剧的民主。”

在《我的舅舅》（Mon Oncle,1958）大获成功之后，雅克·塔蒂厌倦了标志性人物于洛先生，他对这个占据屏幕中央、滑稽且不断制造麻烦的人物的不满逐渐增长。于是在《玩乐时间》里，他转变了这种以于洛先生为主要人物的方式，创造了一种关乎所有人的高度民主化的电影。

塔蒂在1957年说，他的梦想是“拍摄没有核心人物的电影，记录下我观察到的、那些穿梭在大街小巷的人们，除此之外没有多余的事物，以此向人们证明：每个人都拥有喜剧的天赋。”

塔蒂的精心设计出人意料。一开始，我们期待于洛先生登场，在每一个画面中试图辨认出人群中的于洛先生。毕竟，这是我们看电影的习惯，我们已经习惯了追着主要人物，看他们能把我们带往什么地方。然而，于洛先生的存在感和笑料被现代化的庞然巨物和分散于画面中的不同兴趣点淹没了，于洛先生变成了人群中的一个过客，他也无法带往我们去任何地方，达到任何目标。相反，他和我们都一度迷失在这个现代化的超级迷宫中。

塔蒂不仅削减了于洛先生的重要性，还安排了很多假于洛，混淆我们的注意力。比如在博览会的段落，于洛先生“失踪”了很久，一个冒失的矮个儿于洛出现了，他把别人的办公桌误认为展览的一部分，把人家的文件翻了个遍。后来真于洛出现了，被当成偷看文件的人训了一番。这位经理后来也加入了皇家花园饭店的狂欢中。

除了我们，另一个人也在找于洛先生——彼此寻觅却总是错开的主题几乎贯穿影片的前半部分——那就是吉法尔先生，他两次认错了人。

影片开头在机场出口还有一个细节，当一位女士叫住“于洛先生”，我们和她同样吃惊，这是假于洛第一次出现在镜头中。再一回想，我们已经不能确定在大厅掉落雨伞引起美国游客注意的家伙是不是真的于洛。

影片结尾，于洛先生被困在商店，他把礼物交给一位假于洛，让他转交给正在上车的芭芭拉。

塔蒂的手法非常高明，我们不仅不因为主角的缺失而感到无趣，反而因场景内众多小事件的叠加而被牢牢吸引。到了影片后半部分，当用餐逐渐升级为七零八落的狂欢，我们仿佛也身处其中，于洛先生究竟在哪里、在做什么，已经不再重要了。

场面调度上的奇观

“我喜欢大全景。它让观众去发现那里有什么可看的。特写则强调：‘看，这很滑稽！’相反，在一个大全景里你可以展示若干个元素、人物和对象。为什么要割断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及里面的特性和幽默？”

纵观塔蒂的六部长篇，表现的无不是场面调度上的奇观，《玩乐时间》则登峰造极。此片中，塔蒂依旧摒弃特写，以大全景和少量中景拍摄，于是，一个镜头中往往出现很多角色，有很多情节在同时发展。至于特写，塔蒂这样解释：“我不喜欢拍特写镜头的原因之一是，我觉得没有权利让任何人的鼻子突兀地呈现在大屏幕上，我应该给观影者选择的余地，看些别的什么。”

在场景和细节的展现上，《玩乐时间》比前几部影片走得更远。塔蒂坚持以70毫米胶片拍摄，他说：“电影胶片70毫米的比例，与当今世界的规格是一致的”。这样的做法使画面细节异常丰满，投影在更大的屏幕上时，画质不会打折扣。

一般来讲，70毫米胶片会用于特定的大规模史诗巨制，如《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1962）、《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1968）等。但塔蒂对这种拍摄格式的运用有不同的见解：“我喜欢宽银幕的原因不是它可以用来表现千军万马、枪战，或恢宏的场景，而是它可以让观影者更完整地看到一枚大头针是如何掉落在房间的。”

《阿拉伯的劳伦斯》

塔蒂是细节至上主义，他喜欢观察人，他可以在高速路旁坐几个小时，看来往的车辆，看驾驶者。他对人们的对话、举止，一切可供观察的细节非常入迷。在《玩乐时间》中，他对细节的执着更加变本加厉，一个场景中，往往叠加着数个焦点，不同的人物与情节分散于画面的不同位置，时而入画，时而出画，而且以不同方位的全景来表现同一场景，时常无视180°抽线的限制。

一般来讲，电影会对观众的视点加以诱导。比如一个突出的主人公，或画面中不重要的部分被虚化，打光时被暗化等。但塔蒂反其道而行，不仅利用全景，还利用长镜头，在场面中充分加入他想要表达的信息，也使观众有更多的时间在其中搜索，体会创作者的意图。

《玩乐时间》的每一个镜头都在大方邀请观众自行搜索感兴趣的特定细节，塔蒂从不引导观众该看向哪里。其他喜剧让人在同一时刻为同一事件发笑，塔蒂的喜剧却使人在不同的时刻为不同的事件发笑。

美国评论家Noel Bruch在1969年写道：“《玩乐时间》是影史上第一个不光要重复看上好多遍，还应该从不同的距离去欣赏的作品。这恐怕是目前为止第一部真正‘开放’的电影，这样的作品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读及观赏方法。”《玩乐时间》带来了全新的观影方式：电影因观看者不断搜寻和解读而日臻完善。

如果你只是百无聊赖地坐在那里等待滑稽场面出现，你并不能获得很多满足，只有让你的眼睛在场景中不断搜寻，将情景、人物一一连接，才能获得最大的乐趣。孤立地看，那些笑点只是大杂烩中的一个配料，从整体上看，却能获得塔蒂的喜剧精髓：我们的生活就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处于冲突与和解之中的狂欢。

定位意识的缺失与重构

“电影是被设计好的，但一旦你看了两三次之后，它就不再是我的，而是你的了。你认出了那些人，你了解他们，你甚至不知道是谁导演了这部电影。它不会像费里尼的《罗马》（）那样被打上个人标签。观看的深度决定了影像的深度。我不会凸显什么或刻意在画面中留下标记来显示我是一个多么棒的导演。我只是想让你们的眼睛把你们带到那个餐厅开业的情景中，就好像那天晚上你们真的在那里一样。”

“迷失”是《玩乐时间》的又一个命题，电影一开场就把我们搞糊涂了。一座无任何特点的摩天大楼，切入使人迷惑的内景，走过的护士暗示这里可能是个医院，一位昂首阔步的军人又让我们猜想这里是市政中心。我们视图辨认出熟悉的装潢、设备，然而一无所获，近景内的中年伴侣也没能给我们任何提示。之后随着镜头变换，我们才发现这里是机场。

美国旅游团、“假于洛”渐次出场。游客们乘上大巴，去往不知名的目的地。我们能辨认出一个貌似女主角的人物，但她很快就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于洛先生的登场，他乘车来到一座现代化的大楼中，他是来做什么的？不清楚，可以猜测是来找工作的。和约谈对象吉法尔先生匆匆相见后，他们又把彼此给弄丢了，接下来一大段都在讲他们是如何找寻彼此却数次错身而过的。

接着又转到旅游团参观博览会，于洛先生不知怎么也找到博览会上来了。于洛先生乘车离开后，夜幕降临，他糊里糊涂的下错站，结果偶遇老友，还去他家做客，之后在街上和遛狗的吉法尔先生相遇了。

这是影片的前半段，没有什么剧情，所有人好像都在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于洛先生、旅游团、吉法尔先生这三方在机场、博览会、街边兜兜转转。一切看起来都是随机的，而不是出自人物的期望或意志力。而观众们能做的，也只是不停地瞧瞧这里，瞅瞅那里，渴望于洛先生可以负起主角的责任，带领自己去往某个有实际意义的所在。这也是塔蒂失信于周末家庭观影团的地方，他们迷惑地走出影院，表示电影“什么都没讲”，“什么都没看出来”。

这恰好是塔蒂精心设计的结果。影片的前半部分，观众们相当于一个外来者，被动的接受那些层层叠加的情节和笑料。机场看起来不大对头，那些大楼都长着同一张脸，街道并不是熟悉的巴黎街道，埃菲尔铁塔、圣心大教堂只是玻璃门上的影子。

然而随着于洛先生和吉法尔先生的相遇，所有线索开始聚拢，这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情节点，却是前后部分的分水岭，

前半部分，摩天大楼征服了人们，而皇家花园饭店内的一小时却展现了人们如何出于本能，重新获得了本应属于他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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