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談奈保爾:他總是一個局外人,一個對身份困惑的人

8 月 11 日,印度裔英國作家奈保爾離開了人世,享年 85 歲。他的作品以小說和遊記為主,主要作品有《通靈的按摩師》《重訪加勒比》《非洲的假面具》等。他用筆展現了西方殖民史的一個側面。他與石黑一雄、拉什迪並稱“英國文壇移民三雄”。

2001 年,奈保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是“奈保爾是一個文學世界的漂流者,只有在他自己的內心,在他獨一無二的話語裡,他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家。”

2014 年上海書展期間,奈保爾來到中國。那是他第一次訪華,他還在中國度過了自己的 82 歲生日。

在許知遠的音頻節目《豔遇圖書館》中,講到特立尼達島的時候,許知遠想起了這位永遠在旅行的作家。

許知遠談奈保爾:

他總是一個局外人,一個處於身份困惑中的人

奈保爾是印度裔,但是在小島特立尼達島上長大。19 世紀很多印度人移民到不同的地方去,就像我們海外華人分佈在世界各地,特立尼達拉島是其中的一個選擇,在特立尼達島上有一個印度社區,這是一個西班牙昔日的殖民地。而在印度社區裡成長,會保留了很多印度的習慣。

奈保爾的父親是特立尼達島衛報的一個記者,他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個未遂的作家。他一直想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成功的作家,但是一生可能只寫了一本書,後來他兒子幫他出版了。但是他始終因自己的鬱郁不得志而糾結。

許知遠談奈保爾:他總是一個局外人,一個對身份困惑的人

▲特立尼達的一所印度學校舊照,1949 年

奈保爾是在這樣一個家庭裡出生的小朋友,在那個西班牙港口中成長。因為他們都屬於大英帝國的屬地,是英聯邦的一部分。突然他遇到一個機會,他拿了一份獎學金前往牛津讀書。

在那個年代英國仍然有明顯的種族氣氛,他作為一個帝國邊緣的小孩子、一個胖胖的印度小夥子到了英國。甚至這個胖胖的印度小夥子,都不是來自印度,而是來自於特立尼達拉島這麼一個加勒比海上的小島。但他要融入到牛津的環境中,他想成為一個了不起的作家,那時他 20 歲出頭,可想而知,他其中經歷了多少的掙扎。

他會寫信給他父親,談論自己的寫作抱負,給他的姐姐、妹妹寫信,給媽媽寫信,談論自己在牛津的日常生活,自己的見聞、自己的苦澀和自嘲,還有需求——請他們寄香菸來,種種都充滿了一個青年作家的內在的掙扎,所以它顯得非常的動人。

許知遠談奈保爾:他總是一個局外人,一個對身份困惑的人

《奈保爾家書》

[英] V·S·奈保爾 著

馮舒奕 / 吳晟 譯

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

我最早看他的印度三部曲,描繪他幾次回到印度,他的所謂的故國。他對人物之描寫,時代情緒之把握,那種對細節的分析,包括他總是一個局外人,一個處於身份困惑中的人,來看他周圍世界的那種掙扎,特別的擊中了我,我覺得他給了我某種觀察方式,儘管我也沒學會,我特別想獲得他那樣細膩的描述能力。

奈保爾筆下的特立尼達:

充滿瘋子、傻子、暴徒、冒險家與小丑

奈保爾少年成名後,作為一個印籍的英國作家,他不僅具有一個偉大作傢俱備敏銳的洞察力和細膩的描述能力,更有著複雜身份帶給他的“局外人”視角。

這使他在英國世界出名後,“回溯”故鄉特立尼達時,始終帶著審視、思考和批判。

許知遠談奈保爾:他總是一個局外人,一個對身份困惑的人

▲1987 年的奈保爾

加勒比海盜的故事發生在 17 世紀,而此時,這片海域中的許多島國多已淪為殖民地。

1960 年,奈保爾為了寫作《重訪加勒比》一書再次造訪了這片土地。除了故土特立尼達,還分別走訪了圭亞那、牙買加、蘇里南、馬提尼克等地。

奈保爾在《重訪加勒比》一書中提到:

“在這片土地上,往前追溯不了多遠,大家不是勞工,就是騙子。”他說

特立尼達人一直佩服那種機靈鬼,就像西班牙文學中十六世紀的無賴,在一個感覺只有偷奸耍滑才能出人頭地的地方,靠耍心眼混日子,佔上風。

就像我們有時會嚴苛對待家人、批評家鄉的不足和落後一樣,在這些對故鄉的審視中,也包含著我們對自身的審視。我們像愛自己一樣熱愛故鄉,也像對自己鞭策一樣對故鄉懷著希冀。

許知遠談奈保爾:他總是一個局外人,一個對身份困惑的人

▲特立尼達和多巴哥首都西班牙港

而或許正是奈保爾這種“局外人式”的冷靜觀察和多面描寫,讓特立尼達這樣一個單一美好的想象之國,變得更加立體、真實。

對於才華這種無用之物,特立尼達人以詭計取代之。他們將詭計廣泛應用於大事小情,用之不輟,熟能生巧。

儘管我們知道我們的社會出現了問題,可我們並不打算評價它。特立尼達太無足輕重,像大家說的那樣,它不過是世界地圖上的一個小點,我們從來都不相信讀它的歷史有何價值。我們所有的興趣都集中在外面的世界,越遠越好;澳大利亞比委內瑞拉更重要——天氣晴朗時,我們都看得到委內瑞拉。我們自己的過去已被掩埋,沒有人願意把它挖掘出來。這使我們產生了一種奇怪的時間感。一九一四年的英國是昨天的英國;一九一四年的特立尼達卻屬於黑暗的中世紀。

當特立尼達人漸漸成為更可靠、更高效的公民時,他們也漸漸失去了自己的本性。

在特立尼達,人們說起種族問題時指的不是黑人和白人之間的問題,而是黑人和印度人之間的對抗。

在《米格爾大街》,奈保爾同樣毫不留情——

要是陌生人開車經過米格爾街時,只能說一句:‘貧民窟!’因為他也只能看到這些。可是,我們這些住在這裡的人卻把這條街看成是一個世界,這裡所有的人都有其獨到之處,曼門瘋,喬治傻,大腳是個暴徒,海特是個冒險家,波普是個哲學家,墨爾根卻是我們中間的一個小丑。

當然,他調侃起自己來,同樣俏皮,在《奈保爾家書》中,他寫的第一封信,他剛到牛津的時候,還沒有入牛津大學上學,他寫信給他的姐姐,叫卡穆拉。卡穆拉當時在印度上大學,她也離開特立尼達拉島了。奈保爾寫到自己,胖胖的印度年輕人,在沒有美圖秀秀的年代,如何看上去更像是“知識分子”——

我剛剛填完大學的申請表,他去拍了幾張單人照。我一直覺得雖然自己長的並不吸引人,但也不醜,這會兒的照片使我恍然醒悟,我居然從來不知道我的臉原來很胖,照片就是這麼顯示的。我在報紙上看著亞洲人的形象時會想,來自印度的印度人可能跟我一樣,看上去不像印度人。我的臉會讓任何人聯想到我的體重有 200 磅。我本來希望給大學裡的人們呈上一種讓人眼前一亮的知識分子形象,但是現在你瞧,他們看到的是什麼樣的形象啊?我甚至還多付了 2 元,讓他們修整來著。

奈保爾可謂是一位現代知識分子流亡者,這位散文家和旅遊作家,偶爾住在英國,但一直漂泊不定,重赴加勒比海和印度尋根,在他的視野裡,一個陌生地方里裡外外的歷史和文化狀況,被真實深刻地呈現出來。

也是正是這種漂泊不定的旅行,這種脫離日常生活,讓奈保爾擁有了更清晰的關於世界的感觀和存在的體驗。這種新鮮、豐富、異樣的經歷,使他能夠獲得其他事件難以帶來的生命的滿足、更為敏銳和深入的書寫。

同樣,旅行也濃烈反映出異域的社會與文化面貌,並猶如鏡面般,從中獲得更多的自我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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