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日裔英籍)Master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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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of life

石黑一雄

除了坊间关于石黑一雄印象式的概述外,石黑一雄的文学创作有没有什么主线或是母题?他的作品到底更英国化,还是更日本性?他都有哪些作品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为什么其作品改编如此之少?而这些改编又为难称成功?而为何纯文学改编又如此之难?

下面我将探讨这些问题。

其人其书

对于熟悉英语文学世界的人来说,对石黑一雄的得奖恐怕不会感到丝毫奇怪。

石黑一雄1954年生于日本长崎,6岁即移居英国。年轻的他热衷于音乐,在肯特大学读完一年级之后,他在苏格兰当了一年志愿者,随后在美国西海岸一边玩音乐,一边流浪。

1982年对于石黑一雄非常重要,一则他出版了小说《远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二则他正式取得了英国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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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石黑一雄在文学界可谓一帆风顺,虽然并不高产,但他每部作品都获得了极高评价,之后6本作品中4本都入围了英语文学最高奖项布克奖(Booker Prize)的决选名单。

与很多奖项不同,进入布克奖决选名单本身几乎就已经能确保一本小说在业界的受肯定程度、销量和公众对其的兴趣——作为布克奖短提名上的常客,石黑一雄无疑是英语文学界最受关注的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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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石黑一雄因描绘二战背景下英式贵族主仆关系的小说《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获得了布克奖,四年后原著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由曾指导过《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莫里斯》的英国著名导演詹姆斯·伊沃里指导,斩获8项奥斯卡提名,可惜无一得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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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日留痕》

2005年,石黑一雄出版关于克隆人寄宿学校的小说《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小说以其细腻的笔触、从容的叙事、哀伤却毫无自怨自艾的风格获得了巨大的社会轰动。

作者将一个克隆人学校的故事设定(类似于同年上映的商业大片《逃出克隆岛》)放到了极为传统的英式寄宿学校中,小说与常规意义上描写克隆人议题的科幻小说类型毫无关系,哪怕是描绘克隆人的喜怒哀乐,小说的笔法也完全是石黑一雄式的。2010年,《别让我走》被改编成电影,可惜这次改编算不上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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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我走》

石黑一雄一共只出版过七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前三部小说(《远山淡影》、《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长日留痕》)以及《上海孤儿》(When We Were Orphans)都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小说背景;《远山淡影》、《浮世画家》以日本为背景,《长日留痕》、《别让我走》则是以纯正的英国近现代为背景的小说,《上海孤儿》讲述的是英国人在战时上海探寻父辈秘密的故事,《无可慰藉》(The Unconsoled)是一部卡夫卡式的荒诞小说,而他最近的一部作品《被掩埋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其故事则被设置在了六世纪的英格兰。

可以看到,石黑一雄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文学的文坛趋势:流民写作(diaspora)、国际主义但同时具有国际化的地方性(glocal,一个融合了global和local的新生词汇)、多重背景......

他笔下的主人公总是在对自身命运时感到无可奈何,他们的人生往往建立在一个又一个错误的意义上,但当他们发现这种意义错误时,他们的整个人生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主人公由此变得无措、失据,无法安置自身的位置。

其书其意

正如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对其的赞语,石黑一雄的小说探索了「记忆、时间和自我欺骗」这一其实并不新鲜的文学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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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笔下的叙事者总是充满了不可靠的回忆叙事:《长日留痕》中对与纳粹暗通款曲的少主人的愚忠使得他在回忆起主人时总是遮遮掩掩;《上海孤儿》里回到上海的侦探主人公发现记忆中母亲告诉自己的人生路径与真实情况南辕北辙;《别让我走》里女主人公无疑不愿面对一个个孩子们到了18岁要被送去等待「捐献」这一真相,其叙述回忆的口吻充满曲折.....——石黑一雄几乎每本小说都是通过第一人称叙事者不可靠的回忆叙述,来支撑起整个叙事。

整个阅读过程犹如抽丝剥茧般地进入作家所最想隐藏的故事核心,但这个核心总是不到最后就被揭破(所以他的小说也缺乏传统意义上的叙事高潮),当叙事核心被揭破之后,读者会与主人公一样,进入到在情绪和精神上空虚的深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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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我走》

而诺贝尔奖委员会瑞典学院秘书莎拉·达纽斯(Sara Danius)形容石黑一雄的作品是「他有点像是简·奥斯汀(Jane Austen)、风尚喜剧与卡夫卡的综合体,而且还加入了一点普鲁斯特。」——这是不准确的。

石黑一雄曾经表示自己不太喜欢奥斯汀的作品,也根本读不下去《追忆似水年华》除《在斯万家那边》之外的内容;而除了《无可慰藉》,石黑一雄也与卡夫卡的风格南辕北辙。

他的小说技法(如不可靠叙述者)当然偏向现代主义小说技法的范畴,但语言和风格上却不讲求实验性——这与奥斯汀完全不一样,也只能说在题材上有些类似普鲁斯特,但如果这么说的话,石黑一雄或许也同样与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殊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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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石黑一雄获奖后喜悦的日本支持者们

石黑一雄最初两部小说都以战后日本为背景。阅读中译本的话,丝毫感觉不出来这是一部以英语为母语创作的小说,读者很难觉察出作者其实对日本文化有着某种隔阂(当然,这可能也要归功于小说的中文译者)。

事实上,石黑一雄直到1985年才第一次回到故土日本,他大部分对于日本的了解都来源于父辈的回忆,以及他对日本文学和影视作品的接触。访问日本时,他甚至因为害怕无法正确使用日语敬语,出于保险起见而以英文进行交流。

所以在石黑一雄的日语译者看来,对于日本读者来说,他早期小说的日译本

会有不少外国人写日本式的古怪之处(比如石黑一雄把面条通称为noodle,而非日语惯常使用的udon)。也难怪当日本人决定着手改编石黑一雄时,反而选择的是英伦背景的《别让我走》,而非另外两部日本背景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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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我走》

但是石黑一雄却颇为神奇地抓住了自身族裔的日本性和他所成长环境的英国性的某种共通性——日本人的物哀文化与英国人独特的压抑忧郁,具有着英式荣誉感的日本家庭,或是有着日式职人精神的英国管家。

最有趣的是,石黑一雄共四部小说以二战为宏大背景,而他的双重身份却导向了同一的历史叙述:作为战败方的日本,以及作为战胜方却仍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的英国。

正是这种共通性,让他得以在不同文化背景间游刃有余,把民族性中某一极具代表性的一面,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出来。

纯文学的电影改编

文学作品改编电影汗牛充栋。仅在英语文学世界中,除去已被改编无数遍的莎士比亚、奥斯汀、狄更斯不谈,现当代小说也为影视工作者提供了无比丰饶的宝库。而布克奖的存在,更是几乎为影视改编提供了一个每年更新的列表。

仅从1980年代开始算,就有《辛德勒的方舟》(Schindler's Ark)(即后来的《辛德勒的名单》)、《杯酒留痕》(Last Orders)、《耻》(Disgrace)、《英国病人》(English Patient)、《狼厅》(Wolf Hall)和《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少年Pi的奇幻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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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Pi的奇幻漂流》

就算作品没有获得布克奖,现当代纯文学也一样是影视作品的热门对象。比如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已经有近十部作品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最为出名的无疑是2007年被改编为电影的《赎罪》[Atonement]),其中《切瑟尔的海滩》(On Chesil Beach)和《儿童法案》(The Children Act)他还亲自操刀了剧本。

而观众们更为熟悉的,可能就是今年在艾美奖上风光无限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美剧改编自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同名小说(在2013年同为加拿大人的艾丽斯·门罗[Alice Munro]获得诺奖前,阿特伍德一直都是诺奖最热门的人选),而之前施隆多夫(Volker Schlndorff)还有一个电影版《使女的故事》。而今年9月底,另一部改编阿特伍德的电视剧《双面格蕾丝》(Alias Grace)也已登陆北美的电视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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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的故事》

而相比之下,石黑一雄的小说则少有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这一方面当然有他作品本身风格的原因:缺乏戏剧化,缺乏传统意义的叙事高潮——而作为纯文学的电影改编,不可能像好莱坞改编畅销书那种模式。很多畅销书本身(如斯蒂芬·金或是丹·布朗)都为电影改编而写,遵循了比较明显的「起因-发展-高潮」的故事模式,同时大部分畅销书也没有语言风格可言,几乎都是通过情节来推进阅读。

相反,纯文学的改编则更讲求「风格统一」,莎翁要像莎翁,奥斯汀要像奥斯汀,哪怕是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其改编作品也要保留晦涩、隐喻和感伤的风格。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1987年对乔伊斯同名中篇小说《死者》(The Dead,这可能是乔伊斯最好的中短篇作品)的改编可谓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准确地抓到了乔伊斯在小说中的神韵,但也不得不说,《死者》在叙事和语言上是传统的,《尤利西斯》(Ulysses)和《芬尼根守夜灵》(Finnegan's Wake)就极难被「正常」的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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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

而石黑一雄文字隽永,缓慢和缺乏戏剧冲突的故事线,以及人物表面上波澜不惊、内心却焦灼压抑的内心状态,所有这些不是电影改编的长项。而相比之下,其两部改编作品《长日留痕》和《别让我走》,则都是故事性相对较强,电影改编也比较容易能体现原始小说的气质与风格。

另一方面,石黑一雄作品获得改编的数量不多,可能也跟其小说背景相关。作为移民作家,他的《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都以日本为背景,对于欧美观众来讲,无疑首先就隔了一层。

电影毕竟是有其商业的一面,后殖民主义研究或许在学术界是无可辩驳的显学,但是在电影拍摄计划方案上,或许还是需要更为商业化的元素作为支撑,才能在欧美影视中看见东方或是南亚的影子。

事实上英国学者格里高利·梅森(Gregory Mason)认为石黑一雄的小说与小津安二郎或是成濑巳喜男的庶民剧电影在风格气质上有极为相似的地方,梅森还特别将《远山淡影》中的悦子与成濑的《女人步上楼梯时》中的惠子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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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步上楼梯时》

石黑一雄身上纯粹日本性到底有多少诚然可疑(如前文所述),他与小津、成濑为代表的日本影视传统的不同其实也显而易见,但作为一个英国人,既然在石黑一雄的小说中看出了如此「纯粹」的日本底色,那么在欧美观众和片场看来,让欧美导演来拍一部《秋刀鱼之味》风格的纯文学改编电影,显然既无观众,也无票房。

影视作品里的石黑一雄

石黑一雄的影视作品比较重要的共有四部(早年为电视台撰写的电视片脚本不算),分别是《长日留痕》(1993)、《世界上最悲伤的音乐》(The Saddest Music in the World, 2003)、《伯爵夫人》(The White Countess, 2003)和《别让我走》(2010),此外《别让我走》还于去年被改编成了日剧,本文暂不讨论。

《长日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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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开头所述,本片从导演到演员都是当时的一时之选:导演伊沃里虽然是美国人,但是深谙英国文化,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和艾玛·汤普森(Emma Thompson)都是英国殿堂级的演员。导演几年前就与两位主演在同样英伦贵族气十足的《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中有过合作,二次合作驾轻就熟。

霍普金斯和汤普森精湛的表演无疑是本片最主要的支柱。虽然同样是关于英国庄园生活,《长日留痕》的风格更近于《故园风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而非《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阴冷、连绵、忧郁、怅惘、克制,以及充满了(请原谅以下用词)闷骚。这与英国1970年代以降的庄园影视作品风格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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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编的意义上,电影从情节到风格上都保留了原著的精髓——这也是纯文学改编的一大困境,除非是像莎士比亚这种已经改编了无数回后只能锐意创新的经典作品,大部分现当代纯文学作品在改编时,创作者都力求从形式到内容都因循原作。

但或许也正因为如此,《长日留痕》在各方面都显得四平八稳,优秀但却并不出彩,尤其对于那些看惯了忧郁英伦庄园风的观众们来讲。所以影片无论从奖项到票房都表现一般,伊沃里自本片以后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佳作再问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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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在各种冷门佳片的榜单上常能看见本片身影,尤其是在那些以BAFTA殿堂级演员或是英伦闷骚贵族气为主旨榜单中,本片更是常客。但似乎关于本片历史定位的评价也已盖棺论定:无与伦比的演员,相对优秀的平庸。

《世界上最悲伤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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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著名鬼才导演盖伊·马丁(Guy Maddin)指导。马丁以其2007年公映的《我的温尼伯湖》(My Winnipeg)一片名世;而早在《世界上最悲伤的音乐》中,就出现了Winnipeg这一重要地点。

与导演很多作品如出一辙,本片黑白画面,影像风格犹如1920-30年代的德国电影,从情节到配乐都奇诡至极,充满了实验色彩。这部电影既不是改编自石黑一雄的小说,也不是由他编剧,而是根据他提供的原创故事,再经由包括导演在内的两位编剧改编而成,所以在风格气质上,与石黑一雄的小说及其风格可谓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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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对于非骨灰级影迷(或非装置艺术电影爱好者)的观众并不友好。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本片女主角伊莎贝拉·罗西里尼(Isabella Rossellini)是著名意大利电影大师罗伯托·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和影史巨星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的女儿。或许也只有这样传奇家庭的后人,才能欣赏得了导演马丁的鬼魅。

《伯爵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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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和媒体都错误地以为《伯爵夫人》改编自石黑一雄小说《上海孤儿》,事实上两部作品除了都以二战前夕的上海作为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外,从人物设定到剧情发展都毫无联系。石黑一雄作为唯一署名编剧,参与本片制作。

《伯爵夫人》这部影片不仅故事背景发生在中国,而且资方中也有上海电影集团,作为第一部分账合拍片还参与了2006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可谓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但与《面纱》(The Painted Veil)类似,电影中的中国更像是一个历史背景,而中国本身似乎并不重要,同样的故事也可以发生在越南、菲律宾,或是日本本土。而本片导演,则正是《长日留痕》的导演伊沃里,而演员也同样汇聚了著名演员拉尔夫·费因斯(Ralph Fiennes)和娜塔莎·理查德森(Natasha Richard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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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伊沃里确实江郎才尽,整部电影叙事拖沓,情节生硬,虽然主人公在彼时上海有原型,但故事和时代背景一直有一种浓浓的不自洽感。影片中堆砌了无数民国上海的摩登元素,但在精神上却充斥了老牌帝国没落气息的陈词滥调。饰演白俄落魄贵族一家的演员们除了口音很罗刹外,其表演更像是英国的没落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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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工业流程的复杂性让我们很难将分清,电影的哪部分失败是归罪于导演,而哪部分失败是出在编剧身上,但石黑一雄所擅长的母题还是一如既往:末落的荣光,以及其后的创伤。

《别让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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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长日留痕》类似,《别让我走》汇聚了新千年之后一批最优秀的英国演员:凯瑞·穆里根(Carey Mulligan)、安德鲁·加菲尔德(Andrew Garfield,美国人,但长期生活在英国)、莎莉·霍金斯(Sally Hawkins)以及凯拉·奈特莉(Keira Knightley),此外还有老戏骨夏洛特·兰普林(Charlotte Rampling)压阵,阵容可谓豪华。但可惜的是,虽然每一位演员的表演都足够出色到位,影片整体上却始终差一口气。

电影改编在风格上遵循了原著:阴郁、压抑、怅惘(不好意思,这些词汇都很类似,因为石黑一雄大部分作品就是这种风格),色调灰暗。影片在叙事节奏上却相对失控,如果说《长日留痕》是优秀的平庸,那么《别让我走》则多少有点闷骚的无聊。虽然只有104分钟,但却感到些许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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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黑一雄的小说虽然阴郁,但他的阴郁也有不同色调、不同层次,也有温暖的东西点缀其间(以让剩下大部分的阴郁变得更为阴郁);而在这部改编影片虽然致力于还原原著的情绪,但这种情绪却没有积累,也没有递进,而是静态地秩序了104分钟。

当然,影片在制作上基本合格,对于那些深谙石黑一雄或是英式文艺调调的观众们来说,本片或许并没有那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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